中共六大：相約異邦商大計｜關注

◎《中華兒女》記者 余瑋

當年，國內白色恐怖嚴重，中國革命到了最艱難的關頭。

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來自中國各地的中共代表冒著生命危險，衝破重重險阻，會聚莫斯科。

代表們是從上海、北京、大連等地經中俄邊境的滿洲里或綏芬河秘密出境赴會的。

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於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有共產國際代表全程參加並指導決議起草的特殊代表大會。

歷史風雲變幻，革命豐碑永存。

修葺一新的展館，外牆黃白相間，進入其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歷史脈搏有力的律動。

漫步五一村公園街，記憶仿佛穿越到了1928年的那個盛夏……

危機四伏之時的會議醞釀與秘密奔赴

1927年春夏，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時段。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搜捕和屠殺共產黨員與革命群眾。

黨的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黨員數量大幅度減少，革命力量受到了極大摧殘，全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共產黨的活動轉為地下秘密狀態。

30多年後，毛澤東在接見外賓回憶當時的悲慘情景時，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我們共產黨就像一籃子雞蛋，被摔到了地上，絕大多數都被打爛了。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

在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

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決定：「中央臨時政治局應在6個月內準備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召開六大的決議，決定「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決於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間召集」。

從此，六大進入實際準備階段。

處於革命低潮的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險惡的環境，很難找到召開黨代會的安全地點。

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會議。

針對國內白色恐怖嚴重，沒有適當的地點、條件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的現狀，主持會議的瞿秋白提出會議可考慮在澳門召開，但多數與會者主張在香港召開。

這次會議對黨的六大開會地點沒有明確下來，討論了黨的六大開會時間（這次會議確定3月底召開）、到會人數、代表名額分配等事宜，並開始著手準備在六大會議上需要討論並作出決定的青年團工作、黨務工作、工會、土地、黨章、政策等6個文件的起草。

1月下旬，赤色工會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在上海給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寫信時談到召開中共黨代會的問題。

他寫道：「……我們認為在蘇聯境內召開代表大會是合適的。

」他還說明中共不能在中國境內召開黨代會的3條理由：一是由於要冒遭受破壞的危險；二是因為這裡沒有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重要代表；三是因為環境不安寧會帶來焦躁情緒，不可能心平氣和地、認真地進行工作。

這時，中共領導人開始把注意力轉向世界革命的中心——紅色聖地莫斯科。

對於米特凱維奇的提議，中共中央當時考慮到：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將於1928年春季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青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也將於同年夏天在莫斯科舉行，屆時中國共產黨都需要派代表參加。

因此，中共中央於1928年2月13日決定報請共產國際執委會，請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

2月22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召開會議，在聽取關於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問題報告後，作出決定：「不反對中國共產黨於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亞境內召開代表大會。

」3月底，共產國際同意將開會的地址確定為莫斯科這個蘇聯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也是共產國際所在地。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兩次開會討論六大代表名額的分配和代表人選問題，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

共產國際提出代表人數應為100至110人。

會後，正式發出通告給各省，進行代表的推舉。

而據李維漢回憶，「除了廣東、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開會選出來的，其餘大多數是中央指定的」。

當時，中共中央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留守在國內，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不滿24周歲的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

從4月下旬開始，六大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

出國參加六大的代表大都是國民黨通緝的對象，他們除小部分從上海乘商船到海參崴過境、改乘火車赴莫斯科外，大部分赴莫斯科的線路主要是由上海經大連至哈爾濱，或由北京經天津至哈爾濱，然後再由哈爾濱通過中東鐵路到綏芬河或滿洲里出境。

為保證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蘇，中共中央責成哈爾濱縣委設立秘密接待站，接頭地點是中央大街上一個賣舊衣服的商店，接頭暗號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幾根一齊折斷」，在哈爾濱的接待人員有楊之華、李紀淵、阮節庵、沈光慈等人。

當年5月初，周恩來、鄧穎超扮作一對古董商夫婦，乘坐一艘日本客輪從上海出發。

據鄧穎超回憶，當輪船剛停到大連碼頭，正準備上岸時，遭到幾個日本警察盤問。

這時的大連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警察仔細端詳周恩來的手，然後開抽屜看卡片，對周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空氣一下緊張起來。

周恩來泰然沉著地反問：「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我是周恩來？我姓王。

」對方一時沒有其他證據，見周恩來也未表現出慌張和恐懼，只好作罷。

1985年，鄧穎超回憶，「一路上的險境，由於恩來同志的機智、鎮定、沉著，泰然無事地對付敵人的盤問，終於脫險了。

」

滿洲里，既是大連、哈爾濱朝西的出口，又是東北進入蘇聯的門戶。

滿洲里秘密交通站設在一家名為「晉豐泰」的雜貨鋪內。

聯絡暗號每次不同，按組織規定的接頭暗語聯絡上以後，由滿洲里交通站安排食宿。

張國燾提醒南方代表，因南方語言容易暴露，儘量不說話，一切由當地工作人員出面。

每個代表離開哈爾濱時，就攜帶有一個號碼牌。

在滿洲里下車後，根據手中號碼找到帶號的馬車，不必說話，點點頭即可上車，隨即向中蘇邊境奔去。

綏芬河是位於中國黑龍江東南部的邊境山城，東與蘇聯濱海邊疆區接壤。

據不完全考證，已知從綏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暢、徐特立、何叔衡、龔飲冰、楊之華等。

儘管經歷了一些風險，但代表們從綏芬河全部安全過境。

出境的六大代表由哈爾濱到達綏芬河後，由綏芬河地下交通站安排與一個蘇聯鐵路工人接頭，並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飯。

到了晚上，由這個蘇聯人帶路出境，翻山涉水，要走很長時間，第二天早晨才能到達蘇聯境內的約定地點。

然後，先乘火車去海參崴，再由海參崴換乘去莫斯科的火車。

當年6月12日，史達林接見了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向忠發、李立三、鄧中夏等人。

會見是在絕密條件下進行的，最關鍵時刻史達林把速記員都打發走了。

史達林和中國同志長時間地討論了國際形勢與中國革命發展規律。

從黨的六大起，黨代會在正式開幕前開始舉行預備會。

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召集了一次由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實際上是一次小範圍的六大預備會議。

周恩來負責統籌六大的全過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參加了六大的工作，是當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為了開好這次大會，會務工作是相當繁重的，正在蘇聯學習的一部分留學生被指定參加了這項工作。

當時，組成了強有力的秘書處班子，秘書處直接負責大會的會務工作，由周恩來親自擔任大會秘書處的秘書長。

周恩來擔負的工作異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條不紊，處事果斷，受到了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領導人的賞識和信任，組織大會開得比較成功。

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遺址五一村

白色別墅里的紅色會議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首都莫斯科州納羅福明斯克區五一村公園街18號的銀色別墅舉行，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開幕。

五一村（俄語音譯「別勒烏麥斯基村」），原名舊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羅斯沙皇時代大貴族穆辛·普希金的莊園，十月革命後更名為五一村。

這裡離莫斯科中心西南約40公里。

銀色別墅是一幢紅磚牆壁的三層鄉間別墅，建於1827年，因其白牆在陽光下耀眼奪目而得名。

當年參加六大的許多當事人，如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飛等，日後在回憶六大時曾只簡單地說在莫斯科召開，或者說在莫斯科近郊召開，而沒有說明詳細地名。

張國燾的回憶儘管比較詳細，但也只說了大概，記不得六大會址的名字：「這所過去屬於貴族地主的莊園，雖已陳舊，但還可以看出一些富麗堂皇的痕跡，附近還有一個國營農場和一些零零落落的農舍，阡陌蔥綠，呈現著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會場所設備很簡陋，類似兵營。

」

後來，隨著俄羅斯國家保管的前蘇聯及共產國際檔案的解密，史料印證中共六大當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舉行，原始檔案文獻是《米夫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來在黨的六大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28年7月19日)。

這三份檔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納羅福明斯克地區五一村」，時間是六大召開期間。

當年，當載有中共代表的列車駛進莫斯科時，代表們的包間都放下窗簾，待其他旅客完全走出後，汽車開進站台，把代表們直接自火車上拉進會場，一路上車子也掛上窗簾。

代表們一到六大會址五一村，立即換穿列寧服或西裝，儘量不使自己顯眼。

會議期間嚴格保密，不對外發表新聞。

代表們從不在公共場合露面，沒有遊覽莫斯科市容，甚至也不同當地居民接觸。

當地居民只知道中國人在莊園開會，但不知道開什麼會。

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們不清楚會址所在地和莊園的名稱是在情理之中的。

中共六大是一次秘密會議，從會議的籌備、會議代表赴莫斯科的路線、會議的地點等等，都是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開幕式由向忠發主持，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會致開幕詞，共產國際代表、青年共產國際代表、義大利共產黨代表、俄共（布）代表等分別向大會致詞祝賀。

中共六大期間，黨的主要負責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周恩來作組織報告與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

此外，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布哈林以《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為題，作了長達9個小時的報告。

中共六大就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形勢和策略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和土地革命戰爭初期革命鬥爭的經驗與教訓，明確提出要反對「左」、右兩種傾向。

大會進一步批評了大革命後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認為其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

大會也批評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左」傾盲動錯誤，認為盲動主義與命令主義是當前使黨脫離群眾的最主要的危險傾向。

周恩來在中共六大組織報告中專門論述了黨與群眾的關係，分析了中國共產黨有隔離群眾和削弱的危險及原因，提出要「使黨真能成為群眾的鬥爭的革命黨」。

六大通過的17個決議案中提及爭取群眾、群眾工作策略的文件就有11個。

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15000餘字中，「群眾」一詞出現了93處之多。

毛澤東在1944年的講話中強調，「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眾觀點的」,「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六大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明確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

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即低潮時期，革命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

大會根據對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的較為正確的分析，確定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準備起義；黨的中心工作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

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六大以後的兩年中，全黨貫徹六大路線取得較大成績，革命力量得到了恢復，中國革命出現了復興的局面。

1928年夏天的五一村定是相當熱鬧，上百名中國人在這個此前從未出現過中國人的安靜小村鎮上散步、交談、唱歌或是爭論，那樣的場面，想一想就會讓人感動……

七律《中共六大有感》（劉曉/詩徐宜勝/書）

歷史性的決策與時代的局限

7月4日晚上，六大主席團召開第十一次會議，成立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7人組成的第六屆中央委員選舉委員會，負責提出第六屆中央委員人選的初步名單。

8日至9日，大會對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的候選人進行了反覆醞釀，通過六屆中央委員選舉法。

7月10日，大會舉行選舉。

首先由周恩來報告各代表團對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的預選結果，隨後大會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

7月10日，會議討論通過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草案。

當進行這項議程時，周恩來曾專門作了說明：黨章草案已由章程修改委員會修改了一半，因來不及修改完畢，所以提交大會討論修改。

說明之後，即宣讀黨章修改草案並逐條討論，最後付諸表決，大會一致通過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六大黨章草案的報告人是鄧中夏，但黨章起草人是共產國際指定的團隊。

由於該黨章的起草者大多是外國人，導致六大黨章具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內容和體例上深受蘇共十四大黨章的影響；二是更加突出地強調了共產國際的領導。

六大黨章與五大黨章相比，在結構上有一些調整，共十五章五十三條。

其中，黨的名稱、黨的組織系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審查委員會、黨的財政等章節系新增加的。

增設的「名稱」部分，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強調「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即共產國際的支部。

在第二章規定「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及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這是按照列寧建黨思想對黨員資格作了更為完整的表述。

六大黨章還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須「由中央委員會徵得共產國際同意後召集之」。

這些規定明顯地過分強調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在黨的制度上為共產國際干涉中共黨內事務提供了依據。

六大章程將「黨的紀律」作為單獨章節，共有兩條，此外還有一些強調黨的組織紀律的條款分散在「黨的組織系統」等部分。

中共六大黨章是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修訂黨章，在紀律規定方面的突出貢獻在於首次明確規定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下級黨組織對上級黨組織的服從，對犯錯誤的黨的一級組織和黨員的處分程序和辦法，對在嚴酷環境下嚴肅黨的紀律、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

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會議取得了重大成就。

經過24天的緊張工作，大會除了通過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外，還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關於黨綱的決議》等16個決議，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

這使六大成為歷次代表大會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會。

其中，《政治決議案》由瞿秋白起草，米夫、布哈林修改，爾後瞿秋白又進行修改。

大會通過《政治決議案》時，先由瞿秋白逐段宣讀，大會邊討論邊修改，全體一致通過。

中共一大到五大期間並未召開過中央全會，直到1928年黨的六大召開後，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於當年7月19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

在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中央主席時，由於過分強調工人成分和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加之共產國際定的基調與蘇聯的干預，最終在周恩來、向忠發兩人中，選擇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

這樣，向忠發被推舉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

儘管六大有其歷史局限性，但是在特定條件下召開的這次會議，由於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對統一全黨思想、推動中國革命起到了積極作用。

這次會議還派出了瞿秋白、張國燾等4人駐共產國際。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派代表團進駐共產國際總部，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共產黨中已有一定的位置和分量。

今天，站在五一村花園街18號的大門旁，恍惚間看到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報告的情景，聽到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報告的聲音，拍攝到代表共產國際作報告的蘇共理論家布哈林正在主席台上向中國同志微笑。

中共秘密舉行的一次會議，讓這座默默無聞的村鎮以偉大歷史見證者的身份而青史留名！

（來源：《中華兒女》雜誌2017年第6期總第4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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