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華秘密使命（米高揚）

我是化名安德烈耶夫去中國的，也是用這個名字簽發的電報，發給虛構的名字菲利波夫（註：菲利波夫是史達林在這個時期的秘碼通訊中使用的化名）。

這樣做是根據史達林的提議，以防從中國走漏我在那裡逗留的消息。

我飛往中國是1949年１月26日，抵達那裡是１月30日，逗留到２月８日。

在中國，陪同我的有當時擬任我們駐中共中央的代表、原交通部長科瓦廖夫。

И·В·科瓦廖夫（1901-1993），1948年至1949年間，任蘇聯經濟專家組組長、聯共（布）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還有翻譯、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其名字也叫科瓦廖夫〔註：Е．科瓦廖夫，當時是聯共（布）中央機關負責人員〕。

黎明時分，我們從旅順口起飛，清晨，我們抵達石家莊附近的一個原日本軍用機場。

迎接我們的有總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和翻譯師哲。

由這裡我們乘坐繳獲的汽車走了160公里至170公里，到達黨中央和革命委員會所在地——位於山谷中的西柏坡。

前兩天，毛澤東講述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和中共黨內發生的派別鬥爭。

在後來的會面中，他還回到中共歷史中的這些問題上。

他講了很多。

講他同「左」、右傾作鬥爭如何之艱難。

講由於得到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的活動，黨如何遭破壞，軍隊如何被殲滅，然後如何得以糾正錯誤。

講宗派分子如何消滅中共的幹部。

他本人好不容易才活下來，他們把他抓起來，開除出黨，想幹掉他。

王明和李立三的問題被揭露後，按他自己的話說，他同同志們工作得很好，他制止了消滅黨的幹部的做法。

他過去和現在都主張黨內要表現出耐心。

他認為，不需要因發生意見分歧而把人開除出中央，不需要進行迫害。

毛澤東說，這個王明起了很壞的作用，但我們把他留在中央內，在中央的掌握之中，雖然實際上他不主持任何工作。

毛澤東很詳細地講了王明的錯誤。

看來，毛想檢驗我們如何對待王明，我們是否想依靠王明或聽取他的意見。

我知道毛澤東與王明之間有分歧，我沒有關於支持王明的談話。

在莫斯科時就已商定，我不見王明。

在毛澤東那裡的會談，他一次也未參加，也未想見我。

毛澤東會見蘇共代表米高揚

同毛澤東和中共政治局其他委員討論的以下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１．我問毛澤東，他想何時完成對中國（南京、上海等）主要工業中心城市的占領。

他回答說，這不著急。

他說：「還需要一兩年時間，我們才能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掌握中國。

」他暗示，在這以前，戰爭不可能結束。

同時，他還談出這樣的想法：他們避免奪取大城市，而竭力占領農村地區。

例如，他們不想奪取上海，說什麼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共沒有幹部。

共產黨基本上是由農民組成，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很薄弱。

此外，上海靠外來原料和燃料生活，如果他們占領上海，外來燃料就會中斷，工業停產，失業增加，所有這一切會惡化居民的生活狀況。

中共需要培訓幹部，他們已著手做這項工作，一旦準備好幹部，他們就占領上海和南京。

遵照我們中央還在我從莫斯科動身之前確定的立場，我對這種想法提出了異議，論證說，他們占領城市越早越好，幹部會在鬥爭中成長起來。

上海的糧食、燃料問題遲早都會出現。

而占領上海可以大大削弱蔣介石的力量，為共產黨奠定無產階級基礎。

２．毛澤東對共產黨組成中的無產階級成分沒有給以必要的重視。

中共重視農民而對城市和工人階級重視不夠。

這種態度植根於過去共產黨和軍隊遠離工人中心在山裡活動的年代。

時代變了，但他們對工人的態度依然如故。

例如，從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滿意地強調指出：「共產黨在農村具有獨占的影響，在那裡它沒有競爭對手。

在這方面，蔣介石對農民的政策幫助了共產黨。

在城市裡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這裡，如果說共產黨在學生當中有很大影響，那麼在工人階級當中，國民黨的影響則比共產黨更強大。

比如在上海，戰勝日本之後，共產黨合法活動時，它大體上只對５０萬工人當中的２０萬有影響，其餘工人則擁護國民黨。

」

值得注意的還有毛澤東的這樣一個說法：「中國農民要比所有美國工人和許多英國工人更有覺悟。

」

毛澤東與米高揚在西柏坡合影

３．遵照中央的指示，我勸毛澤東不要放棄成立中國革命政府，而要儘快在聯合的基礎上把它建立起來。

這樣做將是有利的。

比如說，占領南京或上海後就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

這在國際方面也會是有利的。

這以後共產黨已經不是作為游擊隊，而是作為政府進行活動了。

這會有助於同蔣介石作進一步的鬥爭。

毛澤東認為，不必急於成立政府，甚至說，沒有政府對他們更有利。

說什麼如果有政府，那就有聯盟，就意味著需要在其他政黨面前為自己的工作負責，這就複雜了。

現在他們是作為獨立於政黨的革命委員會進行活動，雖然同其他政黨也保持著聯繫。

毛澤東認為，這有助於清除國內反革命分子。

他堅持要這樣做，說政府要成立，但不是在占領南京（估計在４月）後立即成立，而僅是在６月或７月。

我反覆說，過於拖延成立政府的時間會削弱革命力量。

眾所周知，政府於９月２０日成立。

４．關於旅順口問題。

毛澤東說，有一位女士，是資產階級社會活動家，來過他這裡，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革命政府在中國執政的時候，蘇聯在旅順口保留海軍基地就沒有意義了，對於中國來說，收回這個基地將是件大事。

毛澤東說，他認為這樣提問題是不對的。

這位女士不懂政治，在中國是共產黨，在蘇聯也是共產黨，但這並不排除，而完全允許保留蘇聯在旅順口的基地。

因此他們，即中國共產黨人，贊成保留這個基地。

美帝國主義呆在中國是為了奴役中國人民，而蘇聯呆在旅順口是為了防禦日本帝國主義。

當中國鞏固到能夠防禦日本侵略的時候，蘇聯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順口基地了。

我們中央和史達林對這個問題持另一種態度：如果中國政府是共產黨政府，則不需要在那裡保留基地。

我向中國同志闡明了這個立場。

史達林在收到我關於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的報告後，於１９４９年２月５日發給毛澤東一份電報，他在電報中寫道：隨著中共執政，形勢會發生根本變化。

蘇聯政府作過決定，一旦同日本簽訂和約，繼而美軍撤離日本，它就廢除這個不平等條約（註：指1945年８月１４日蘇聯和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並把軍隊撤出旅順口。

但是，如果中共認為把蘇軍立即撤出旅順口地區為好，那麼蘇聯就準備實現中共的這個願望。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看法，不過可以看出，他有自己的某種策略考慮，但沒有說明。

５．關於新疆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令人感興趣的。

毛澤東對我們在新疆的打算有疑慮。

他說，新疆伊犁地區存在不聽從烏魯木齊政府的獨立運動，那裡有共產黨。

他說，1945年他在重慶見到白崇禧時，白告知，在伊犁地區，當地起義者擁有蘇制火炮、坦克和飛機。

我向他明確聲明，我們不支持新疆民族獨立運動，何況我們對新疆領土沒有任何要求，而認為新疆屬於，也應屬於中國版圖。

毛澤東建議中蘇之間建設一條經過新疆的鐵路。

作為一種方案，任弼時建議建設一條經過蒙古的鐵路。

後來在莫斯科討論這個問題時，史達林主張建設一條經過蒙古的鐵路，因為這條路短，建設費用低，第二步再建設經過新疆的鐵路。

６．關於蒙古問題。

毛澤東主動詢問我們對內蒙和外蒙合併持什麼態度。

我回答說，我們不支持這種合併，因為它會導致中國喪失大片領土。

毛澤東說，他認為外蒙和內蒙可以合併，納入中國版圖。

就此我對他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早就獨立了。

戰勝日本後，中國承認了外蒙的獨立。

蒙古人民共和國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文化，正在沿著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道路快速前進。

朱德（左一）與米高揚（左三）等合影，右一為師哲

它早就嘗到了獨立的味道，未必能自願放棄獨立。

如果它在什麼時候同內蒙合併，那麼其結果一定是組成一個獨立統一的蒙古。

參加談話的任弼時這時插話說，內蒙有四百萬人，而外蒙有一百萬人。

由於我這個通報，史達林給我發來一份讓毛澤東了解的電報，其中指出：「外蒙領導人主張在獨立的旗幟下，中國的所有蒙古地區同外蒙合併，組成統一的蒙古國家。

蘇聯政府反對這個計劃，因為它意味著從中國分離出去許多地區，雖然這個計劃並不威脅蘇聯的利益。

我們不認為外蒙會放棄獨立在中國版圖內實行自治，即使所有蒙古地區合併為一個自治單位。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的決定權屬於外蒙自己。

」了解這個電報後，毛澤東說，他注意到這個電報，當然，他們不維護大漢族沙文主義，也不再提蒙古合併問題。

７．關於其他國家承認將來的革命政府問題。

在這方面，毛澤東有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讓外國，首先是蘇聯立即承認中國新政府。

第二方案（毛澤東明顯喜歡這個方案）是不力求外國立即承認新政府。

如果外國政府表示出承認它的願望，則不拒絕，但暫時也不表示同意，大體上在一年期間要堅持這個策略。

中國人講，第二方案的好處是，新政府的手腳不受束縛，容易對中國境內的所有外國勢力施加壓力，不必考慮外國政府的抗議。

毛澤東總說，他們中共中央在期待我們中央的指示和指導。

我回答說，我們黨中央不能干預中共中央的活動，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導中共。

我們每一個黨都是獨立自主的。

當徵求我們的意見時，我們只能提建議，而不能作指示。

毛澤東一再要求這樣做，他說，他在期待我們中央的指示和指導，因為他們的經驗還很少。

他故意貶低自己作為領導人和黨的理論家的作用。

他說，他僅僅是史達林的學生，他不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有什麼意義，因為他未給馬克思主義增添什麼新東西，等等。

我認為，這是東方表示謙虛的一種方式，但這不符合毛澤東的實際情況和他對自己的看法。

為證實上面所談的情況，我援引當時同毛澤東所進行的談話的一些摘錄。

第一次會談時他就說：「請注意到，中國大大落後於俄國，我們是很弱的馬克思主義者，犯了很多錯誤，如果用俄國的尺子來衡量我們的工作，那麼就會發現我們什麼也沒幹。

」

我回答說：這些話可能表明中共中央領導很謙虛，但很難同意這些說法。

要是很弱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領導中國國內戰爭20年，並取得這樣的勝利的。

至於錯誤，這是所有積極活動的黨都常有的。

我們黨也犯錯誤，但它堅持無情地揭露自己的錯誤的準則，以便不重犯和從中吸取教訓。

毛澤東補充說，他們是真誠地犯錯誤，真誠地改正錯誤，並舉出一個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搞土改犯了錯誤（註：指1946年至1947年間中共執行土地政策過程中出現的「左」傾過火行為），當他們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時，發現早在1933年他們寫的關於土改問題的文章完全正確（注:指毛澤東的著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年10月］），但在1946年忘記了這篇文章。

如果在1946年重讀這篇文章，那就不會犯這些錯誤。

他們在1946年重印了1933年所寫的文章，並公開向農民宣布了自己所犯的錯誤，對錯誤承擔了全部責任，因為領導要為基層工作人員的錯誤負責，雖然這些錯誤並不是領導自己犯的。

我說，不能同意毛澤東「如果用俄國尺子來衡量中國革命，那麼就會發現什麼也沒幹」的這種說法。

第一，中國革命本身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

第二，不考慮進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情況，用俄國尺子來衡量是不對的。

好像為證實這一點，毛澤東說，1936年（註：原文如此，應為30年代上半期——譯者）在蘇區中共犯了教條主義，照抄蘇聯的方法，導致了慘重的失敗。

接著，毛澤東說：中共的重大任務之一，是對幹部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

以前他們認為，幹部應通讀全部馬克思主義著作，現在確信，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幹部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做大量實際工作。

因此他們決定，幹部必須通讀12本馬克思主義著作。

他列數了這些著作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國家與革命》、《列寧主義問題》等，未提一本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

於是我問毛澤東，在對中共幹部進行黨課教育的12本書中沒有一本中共領導人從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經驗的著作，他是否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

毛澤東回答說，他作為黨的領導人未給馬列主義增添什麼新東西，不能把自己同馬恩列斯列在一起。

為史達林的健康乾杯後，他強調說，列寧史達林的學說是中國革命取得今天的勝利的基礎。

史達林不僅是蘇聯人民的導師，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導師。

關於自己，毛澤東說，他是史達林的學生，他不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有什麼意義，這些著作只不過是貫徹馬列主義學說，並未為它增添什麼。

此外，他本人給地方發去一份嚴厲的電報，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名字相提並論，雖然關於這個問題他不得不同自己的親密同志進行爭論。

我回答說，這說明毛澤東謙虛，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見。

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不是機械地，而要考慮中國的特點和具體條件。

中國革命有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使它具有反帝革命的面貌。

因此闡述中共的經驗，不能不介紹理論價值，不能不豐富馬克思主義科學。

難道能否認對中國經驗的總結，對於亞洲國家的革命運動具有理論價值嗎？當然不能。

我在1949年２月５日的電報中報告說，在一次會談中，毛澤東強調說：探討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時，他是以史達林同志1927年的講話和他後來論述中國革命性質的著作為依據的。

毛澤東說，對他來說，特別寶貴的是史達林關於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以及對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義的批判。

毛澤東幾次強調說，他是史達林同志的學生，並堅持親蘇方針。

２月７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談時，毛澤東對討論了的一些重要問題表示滿意，並熱情感謝史達林對中國革命的關心。

當我抵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時，波斯克烈比舍夫往那裡打電話，奉史達林之命告知，政治局對我在中國所做的工作很滿意。

每天政治局都閱讀和討論我的電報。

史達林要求我儘快回到莫斯科，更詳細地講講整個情況。

回到莫斯科後，我確實了解到，史達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員都很滿意，認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