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寶塔山下凱歌揚｜關注

◎本刊記者 余瑋

延安，楊家嶺革命舊址，中央大禮堂。

1945年，抗戰勝利的前夜。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裡召開。

這是中共歷史上間隔期、籌備期、會期都創紀錄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七大是中共第一次獨立自主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明確地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並莊嚴地寫入黨章。

七大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

屢被延宕的特殊歷史背景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之後，七大召開時間一延再延，直至1945年才在延安成功召開，中間相隔17年之久。

其實，關於召開七大的動議早已有之，光準備工作就進行了多次，但因嚴酷的戰爭環境和主觀條件的不成熟等而一再延期。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

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正式將召開七大等列為「最不可延遲」的主要任務，全會決定「委託新的政治局展開必須的準備工作」。

之後，由於國民黨軍隊連續大規模地「圍剿」紅軍和根據地，中共要以主要精力集中於戰事。

這樣，召開七大自然無力顧及，準備工作被迫中斷。

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召集七大的決議，並成立七大準備委員會。

次年1月，準備委員會給各地方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方黨組織立即進行召開七大的準備工作。

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召開七大的問題。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加緊從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進行大會的準備工作，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七大，同時決定了七大的議事日程。

1939年6月、7月，中央書記處先後兩次發出關於七大的通知，規定各地要於1939年9月1日前選舉完畢。

但是，從這年冬天起，戰事迭起，國民黨在華北挑起反共高潮，接著日本侵略者又加緊對抗日根據地進攻。

在紛至沓來的敵情面前，籌備七大的工作只能停止。

然而，各地根據1939年通知的精神，選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陸續到達延安。

由於戰爭環境的惡化，代表人員不能到齊，會議具體日期未定。

代表們有的進黨校學習，有的暫時分配了工作。

到了1941年3月，局勢稍稍有所緩和，中央政治局才再次把七大的籌備工作提到議事日程上，審查了七大代表的名單，並重新指定了若干代表。

但不久，處於籌備階段的七大不得不再一次延期，這一次不是因為戰事。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整風的主要對象是黨的高中級幹部。

1943年7月17日，中央書記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個月到9個月內召開七大的建議。

8月1日，又發出了《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決定七大改在年底舉行。

後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已經啟動的七大會議進程再次中斷。

在準備召開七大的過程中，經過艱難曲折，黨的力量有了很大發展，毛澤東在抗戰時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寫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發布的許多文件，對黨的歷史經驗從各方面進行了總結。

特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和整風運動的成功開展，使全黨的思想、政治和組織狀況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這些都為七大的召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44年5月，召開七大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

5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立即著手召開七大的各方面準備工作。

這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這是我黨歷史上會期最長的一次會議，為七大的召開做了進一步的準備，並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4月21日起，召開為期兩天的七大預備會議。

七大代表進入會場

七大文件參考資料（余瑋/攝）

代表「小長征」到紅色聖地前後

處於戰爭年代，黨員的組織系統較為複雜，中共七大代表的選舉產生存在多種情況。

要對情況不一、幾經變動的各地代表進行審查，是一件難度很大的事情，加之根據地分散，且受日軍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有的同志還曾遭受過國民黨的逮捕關押，這就使得審查工作更加困難。

為使中共七大能夠集全黨最優秀的代表於一堂，會前中共中央組成了以彭真為主任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

莫文驊回憶說：「審查工作是非常嚴格的，每人都寫了自傳，討論通過。

」

不過，七大缺席一位無法抵達現場的特殊代表，他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黨員陳潭秋。

早在兩年前，陳潭秋被軍閥盛世才在迪化秘密殺害。

由於消息隔絕，他仍被選為七大代表，並在黨的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由於戰亂，代表們去延安的路程險象環生。

其中有不少人是來自淪陷區，需要通過敵人的封鎖區，且交通不便，有的騎馬，更多的是步行；因為路途遙遠，環境險惡，有的化裝成商人、小販或乞丐，甚至提前幾年出發，靠一雙腳板晝夜兼程；有的是由游擊隊護送來的，有的則是通過偽軍的內部關係護送而來；有的是從國外輾轉歸來。

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敵人襲擊時身負重傷，甚至犧牲在途中。

據檔案資料記載，新四軍和皖南地區代表們的遭遇最為慘烈。

他們一行24人，在到達安徽無為時，被國民黨扣押起來，最後全部被殺害。

1942年夏天，魯南鐵道隊忽然接到魯南軍區的緊急通知：護送一個工作隊通過津浦鐵路，工作隊中有一位「0號」首長，務必保證他的絕對安全。

魯南鐵道隊護送的「0號」首長不是別人，正是要奔赴延安參加七大的劉少奇。

劉少奇經過9個多月的長途跋涉，穿越103道封鎖線，行程3000多里，才安全回到延安。

中共七大代表懷著對黨的忠誠、對延安的嚮往，在匯聚延安的過程中都是便裝而行，不能攜帶武器，又要通過一道又一道的敵人封鎖線，一路上充滿了危險和艱辛，在途中遇襲犧牲的事時有發生。

毛澤東在接見耗時15個月、克服種種艱難險阻才到達延安的浙江等地的中共七大代表時，稱他們經歷了一次「小長征」。

一時間，延安群星薈萃，幾乎中國現代史上所有的革命精英都聚集在這裡。

延安沒有大的招待所，更沒有同時可以容納七八百人的招待所。

大批到來的代表們分散住宿，到楊家嶺開會有的是走路，有的是坐車。

據有的代表日後回憶：「那時延安很少有車……更糟的是路不平，車子顛得非常厲害，把人搖來晃去，抓車邊都難抓住。

」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歐陽欽風趣地開玩笑說：「要是懷孕的婦女坐這個車子，孩子都會給顛下來。

」聽到這話的人都笑起來，可他們不知道，陝甘寧邊區婦聯主任白茜那時恰恰懷著孩子，但未對任何人說過，連婦聯的同志都不知道。

糧食、蔬菜、紙張、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供應是否充足，直接決定著人員眾多、場面宏大、會期較長的七大能不能如期舉行。

為了不使七大因物資供應不足而再次延期，1944年下半年，黨中央就組織有關人員開始了會議所需物資的籌措工作，並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籌措物資的基本原則：因陋就簡，儘可能就地取材。

為確保大會順利舉行，在大會秘書長任弼時、副秘書長李富春領導下，成立了大會秘書處、總務處、臨時警衛處。

當年，中央保衛部門還從各部隊抽調一批軍事技能過硬、政治可靠的人員，以補充和加強會議的警衛力量。

後來成為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的鄔吉成當年便突然接到去某軍分區學習的通知，他生前接受筆者採訪時說：「到了目的地才真相大白：學習是幌子，是為了保密，真實的目的是要送我們到延安，保衛毛主席、黨中央。

」

七律《中共七大有感》（劉曉/詩徐宜勝/書）

抗戰勝利前夜的超長盛會

1945年4月23日下午3時，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

在莊嚴的《國際歌》聲中，任弼時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七大的代表共755名，代表全黨121萬黨員。

「七大會場布置得莊嚴樸素。

主席台上，懸掛著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巨幅畫像，鮮紅的黨旗掛在兩邊。

……會場的擺設也非常簡陋。

主席台上只有幾張鋪著檯布的條桌和十來把木椅，我們代表們坐的是長條靠背椅。

」七大代表莫文驊曾這樣回憶。

今天，步入中央大禮堂，代表們當年坐過的長木椅已現出斑駁的痕跡，貼在椅背上的名字曾經對應著來自五湖四海的各個代表。

主席台的石拱上，寫著紅色的七大政治口號——「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一切仿佛還是當年的樣子。

站在禮堂中間，耳畔恍然聽到七大代表們接踵而至的腳步聲。

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穿著粗布上衣、圓口布鞋的毛澤東站了起來，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

七大是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夜召開的。

此時，中國面臨著兩種命運：一種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所堅持的，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反共反人民，繼續使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一種是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對此，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指出：「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

」即針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寫出了《論聯合政府》。

結束開幕詞時，毛澤東高聲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代表們振臂響應，聲震四方。

4月24日，大會舉行全體會議，毛澤東向大會作政治報告。

他寫了一個書面報告，即《論聯合政府》，會前發給代表。

這個書面報告，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抗戰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指出了中國人民的光明前途，並首次明確提出要以生產力標準來評判一個政黨的歷史作用。

會上，毛澤東沒有照本宣科，而是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就一些問題作了長篇口頭報告。

毛澤東的口頭報告內容豐富，深入淺出。

攝影師吳印咸一邊聆聽著毛澤東充滿智慧的話語，一邊不停地忙碌著，既用攝影機又用照相機，多角度拍攝下了毛澤東富有表現力的手勢和神情。

4月25日，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總結了黨領導武裝鬥爭特別是抗日戰爭的經驗，闡述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指出今後全國的軍事任務是：「八路軍、新四軍與一切抗日友軍團結起來，打敗日本侵略者。

」

4月30日，開始討論政治、軍事兩個報告。

會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對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統戰問題上的經驗教訓，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科學的總結。

5月14日、15日，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七大第一次在黨章條文之前增寫了總綱。

這樣，使黨章在體例結構上分為總綱和條文兩大部分，這在黨章史上是一個先例，以後成為慣例。

胡喬木在回憶文章中評價說：「整個報告都很好，特別是對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的闡述，這在我們黨的黨章上是第一次，講得非常精闢，是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七大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

」

七大原定會期較短，大會開始後，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主席團作了專門討論，決定延長會期。

為了指導大會順利進行，在小組討論期間，毛澤東經常參加各代表團和各小組的會議。

他非常注意聽取代表們的發言，發現了問題還作一些啟發誘導，讓大家進一步去思考。

毛澤東參加哪裡的會議，哪裡的會場上就特別活躍。

七大共舉行21次全體會議，是黨的歷史上舉行全體會議最多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各代表團和小組多次召開會議，就各項報告內容展開熱烈討論，一致通過關於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

這些報告和決議案，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對各條戰線的任務和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為奪取抗戰勝利、人民解放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也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了理論指導。

首次無記名投票選出中央領導集體

七大開幕後，新華社即通過報紙、電台作了公開報導，很快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紛紛舉行集會慶祝，許多黨政軍機關和民眾團體向大會發出賀電、賀信，敬獻賀幛、錦旗，延安的一些機關單位還向七大代表贈送紀念品。

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七大提出的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像一聲驚雷，引起強烈震撼。

《論聯合政府》小冊子在重慶就發行了3萬份，有人一夜未眠而而讀完。

蔣介石說這是國民黨有史以來最大恥辱，他的侍從室秘書陳布雷看了這本書後說：只有兩個字，就是「內戰」。

但是正在出席國民黨六大的代表很多人認為：還是共產黨有辦法，說得頭頭是道，別看國民黨有幾百條，但沒有辦法。

有的淪陷區同胞還發表通電，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論聯合政府》等大會文獻，還被以偽裝的多種版本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廣為流傳。

抗戰後期，美國密切關注著中共的一舉一動，在1945年春夏之交召開的中共七大更是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自5月1日至5月21日，美國的外交官們依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對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監聽記錄，撰寫了7篇分析報告，他們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對《論聯合政府》等大會文件及會後中共的發展趨勢做了研判，其中有很多正確認識，但也有許多一孔之見，甚至有的內容與事實南轅北轍。

選舉中央委員會，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是七大的一項重要議程。

在選舉中先是小組提名，經過充分討論後，進行預選，再正式提名，最後進行無記名投票。

七大代表回憶說：「黨的七大的選舉，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典範。

在小組會上、代表團會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選人，沒有任何指定，沒有任何限制。

在小組會上或代表團會上，對候選名單中的任何一個人有不同意見，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問；向上問或者派代表到有關代表團去了解情況，都允許，都能有答覆。

候選名單几上幾下，充分討論，每個代表對投誰的票，不投誰的票，都有自己的主見。

」以這樣的民主方式進行選舉，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經過反覆醞釀和預選，6月9日下午進行了中央委員會的民主選舉。

這天，主席台前擺放著的紅色的木質投票箱十分醒目。

票箱正面的中央，金色的麥穗圍繞著鐵錘、鐮刀構成的黨徽，左右麥穗上分別寫著「七」、「大」二字，黨徽上方有一顆五角星。

整個會場顯得格外莊嚴。

投票開始前，大會宣布並通過選票檢查委員會組成人員和選舉有關事項。

有選舉權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出席大會選舉的有533人，因事、因病請假的或不能到會的有14人。

下午3時半，大會投票開始。

10日，選舉結果公布，共選出中央委員44名和候補中央委員33名。

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有關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設置而代之以中央書記處。

中央書記處的產生辦法及地位、職能第一次在黨章上得到明確。

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這五人在中共歷史上被稱為「五大書記」。

此次會議還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以此為標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有代表回憶說，七大上大家喊「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接著說「我52歲」。

中共七大是共產國際解散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還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歷史已逝，思想的力量卻從未走遠。

步入延安中央大禮堂，依然能觸摸到歷史的痕跡，不僅是當年的陳設，還有牆上定格瞬間的歷史照片，以及照片之外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在其中蜿蜒展開……

（來源：《中華兒女》雜誌2017年第7期總第4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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