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忠似奸的人格

說到忠奸，歷史走到今天，區分一個人是忠是奸，大概也只緣自於史書的記載、戲曲的演繹、民間的流傳。

至於劃分的標準、忠奸的認識只怕也是非常膚淺的。

其實，忠臣與奸臣之間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界線，多數劃分都是以訛傳訛、人云亦云了。

曹操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三國志》中對其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揭露和剖析。

曹操是三國時期著名軍事家、政治家和文學家。

曹操官至丞相，封魏王，諡武王。

他自幼機警，有膽識。

中平元年（184年），出任騎都尉，參與鎮壓黃巾起義。

初平四年秋，曹操以報殺父之仇為名，貿然進攻徐州，縱軍屠殺數萬人。

建安元年（196年），迫漢獻帝遷都許（今河南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自任大將軍，總攬軍政。

曹操戎馬倥傯一生，用兵靈活，長於選將用將，治軍嚴整。

嚴格訓練，賞罰分明，坐騎驚入麥田，當場割發代首以肅軍紀。

體恤將士，贏得軍心。

曹操好兵法，著兵書十萬餘言。

其「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因事設奇、任勢制勝的「詭詐論」，注重後勤保障和加強水軍建設的遠見，頗受後世推重。

從其一生表現來看，曹操最初亦是忠君之臣。

他初為漢室之臣，也曾為何進出謀劃策，除十常侍立幼帝，為保漢帝而冒死刺董卓。

後為除董卓袁本初統領18路諸侯，然各諸侯均為私利，不思進取，勾心鬥角，錯失良機。

曹操憤而大呼：「豎子不足為謀也！」當劉玄德尚無任何實力時，曹操煮酒論英雄，讓人不得不服！白門樓收張遼，屢留陳宮，足見愛才惜才之心！後為收關羽，無奈答應三條約定，賜赤兔馬並封侯亦在所不惜。

當曹操帳下無人能敵顏良文丑，郭嘉舉薦關羽之時，曹操怕他立功而走，故不願給他立功機會。

關羽往河北投劉備之時，曹操也能兌現諾言未多阻攔，依依惜別之情讓人起敬。

關羽一路過關斬將，然曹操仍差人屢送過關文書，怕其受阻攔，宰相肚裡能撐船的風度令人感慨！在長坂坡愛惜趙子龍之才，曹操命手下不得放箭傷害，保全了一世之名將。

曹操具有異於常人的兩面性，有時他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但有時他卻會因為一點小事而大發雷霆，甚至殘殺成百上千的人。

有人說，曹操是奸臣，他軟禁漢獻帝，控制中央大權，這是欺君枉上。

所以說，歷史上也一直把奸賊的帽子扣在他頭上。

之所以如此，兩種人難辭其咎：一是撰寫史書的史官，而史官乃帝王的御用文人，自然是有政治傾向性的，作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自然只可能被打入漢賊一類了；二是羅貫中，這個傢伙，一部《三國演義》橫空出世，把自己弄了個名垂千古，卻不管歷史的是非曲直，還真夠狠的。

羅貫中本就是個正統文人，由於他的忠君思想，《三國演義》里存在非常明顯的偏蜀貶魏思想，把曹操塑造為奸臣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而漢獻帝卻是如此的平庸、懦弱，既然無能，何必占著茅坑不拉屎？只要有能力，誰當皇帝都行，只要於國於民有利就行。

更何況曹操也並沒有廢掉漢獻帝？在那個諸侯紛爭的年代，能占據一席之地，能挾天子以令諸侯，能吟詩作賦，屬下猛將如雲，智士不乏，難道算個英雄過分嗎？所以說，曹操不能說是一個奸臣，只能說是時事造英雄罷了。

歷史評價一個人不能單從一個人的行為品質去看待一個人，只要一個人對於歷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那麼這一個人就應該被人們記住並歌頌。

忠臣忠於百姓，奸臣忠於皇帝；忠於百姓則可能與皇帝意願相違背，因此岳飛之流不絕；忠於皇帝則完全以皇帝意志為個人意志，因此和珅之流不絕。

皇帝利用忠臣做利於百姓之事，皇帝利用奸臣做利於自己的事；於是皇帝的善惡最終通過忠臣、奸臣的言行而得以完全表現。

和珅，相信每一個皇帝都會喜愛的。

乾隆這樣一個歷史上所謂的明君，身邊卻出現了這樣的大奸臣，這難道不是一種諷刺嗎？奸臣當道怎麼會出現明君？和紳的典型意義就在於他作為皇帝的忠實奴才，是皇帝「信得過，用得著，靠得住」的奴才，這樣的大臣就是皇權最大的忠臣。

所以，從這點來看，皇帝老兒於公於私都需要忠臣與奸臣。

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是皇帝，但這個決策是否正確，皇帝是不用負責任的。

需要承擔責任的是具體執行的官員，如果失敗了，就是奸臣誤國，是他誤導皇帝做出了錯誤的決策；如果勝利了，則是皇帝的決策英明，而不論這勝利是否只是一場虛構的故事。

由此亦可知，忠臣與奸臣是基於皇帝的角度出發的。

而這種觀念在老百姓心中成為分辨官員善惡的一種標準，卻反映出古人對皇權的敬畏、對德君行道的渴求。

在皇權即是國家、國家即是皇權的時代，忠臣與奸臣都淪為了皇權的工具。

天下蒼生的利益不過是案板上的魚肉，考慮的只是如何分割的問題。

殊不知，專制的皇權，系天下安危於一人的政治制度才是國家禍亂的根由。

時至今日，我們如果還停留在區分忠臣、奸臣的思路去思考歷史的、現實的、社會的、政治的等方面問題的話，我們就無法清醒認識專制集權的危害，無法擺脫它的遺毒，那我們永遠都只會在原地轉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