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成就如此之高完全得益於統治者的開明！

宋朝（960—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分北宋和南宋，歷十八帝三百二十年。

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

北宋初期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採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針，一方面加強了中央集權，另一方面使經濟文化空前繁榮。

宋真宗、宋仁宗時期步入了盛世，1127年金兵大舉南侵，造成了靖康之恥，北宋滅亡。

趙構在江南建立了南宋。

後期抗蒙戰爭連年，到1276年，元朝軍隊攻占臨安，1279年，8歲的小皇帝趙昺被大臣陸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崖山海戰後，宋朝徹底滅亡。

史學家陳寅恪曾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而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學者不在少數。

宋朝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主要因素是統治者的開明。

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的內藤湖南說，(宋代)「君主再不是貴族團體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對臣民，是他們的公有物」，在平民社會，君主的個人價值取向，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影響更為直接。

雖然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腦筋動到極致，但是趙匡胤在後人的印象中並不是一個自私、冷酷的人。

事實上，「開明專制者」這個詞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適合不過了。

他的審時度勢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歷代皇帝當中除唐太宗外無人能及。

文臣的理性和謹慎顯然更有利於王朝的長治久安。

文臣飽讀詩書，熟悉歷史上安危治亂之由，可以給統治者提出更為合理的建議。

他們治理地方，比武將更有辦法，更有條理。

與此同時，文人膽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壞力也不過是武人的百分之一。

所以，宋代統治者對文臣特別信任和優待。

據說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

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確實基本沒有殺戮過士大夫。

宋人在懷念趙匡胤時，最常提到的是他對文臣特別優禮：「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

宋代皇帝們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著謙遜的傳統。

有一次，名臣程顥與宋神宗一起討論人才問題。

宋神宗說，現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見也。

」程顥一聽大不高興，當場指責皇帝：「陛下奈何輕天下士？」您怎麼敢這麼輕視天下讀書人？宋神宗馬上「聳然」連聲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書》卷7)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學問時，則明確承認：「朕學問安敢望士大夫！」(《系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癸酉)這既說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說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採取低姿態。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過這樣幾個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親筆詔書來見宰相李沆，詔書的內容是封劉氏為貴妃。

李沆認為這個命令於理有違，竟當著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詔燒掉了，並且讓使者傳話：「但道臣沆以為不可！」此事遂罷。

(《宋史》卷282《李沆傳》)

北宋名臣韓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時，曾經說：「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

做得好，臣便面闊；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

」(《長編》卷263，熙寧八年閏四月己酉)儼然以皇帝的恩人長輩自居，但無論皇帝還是在場的大臣，居然都不認為這是跋扈之舉。

在這種尊重文臣的氛圍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議制度，即集體決策制，就是遇到重大問題，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開會，商量解決，皇帝雖然手握全權，並不乾綱獨斷。

有的決策，朝廷甚至會邀請平民參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聽證會。

比如陳恕為三司使時，「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

」(《宋史》卷267《陳恕傳》)熙寧年間，「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