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篇：人心就是江山 民心就是天下

文匯報記者 付鑫鑫

中國革命聖地延安，既是紅軍長征勝利的落腳點，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贏得抗戰勝利、進行解放戰爭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點。

從1935年到1948年，十三載寒來暑往，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陝北，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延安是延安精神的發祥地，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培育的偉大的時代精神。

它的原生形態包括當年在延安形成的抗大精神、整風精神、張思德精神、南泥灣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和勞模精神等。

半個多世紀以來，延安精神經過歷史的沉澱和科學的提煉，被高度概括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

去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赴延安、銅川、西安等地考察。

他強調，老一輩革命家和老一代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留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

今天，全面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要把抓理想信念貫穿始終，提高辯證思維、系統思維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始終為黨和人民事業艱苦奮鬥、不懈奮鬥。

仲夏時節的延安，驕陽似火。

碰上雨過天晴的日子，微風中有絲絲涼意，恍若雨季的江南，無怪乎南泥灣被贊為「陝北好江南」。

回望半個多世紀以前，戰火紛飛的歲月，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國的大旗，吸引著無數熱血青年、愛國義士奔赴延安。

抗大精神：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1937年1月20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辦學校培養幹部，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冬創建於江西瑞金的中央紅軍學校，1933年擴建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4年隨中央紅軍長征，改稱「幹部團」。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肆意擴大侵略，中共中央及時作出大規模地培訓幹部的戰略決策，並於1936年6月在瓦窯堡創建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

遷入延安後，抗大立即成為全國人民心中的抗戰堡壘和進步青年嚮往的革命熔爐。

抗大的學生以紅軍中的軍事幹部為主，後來也招收從陝甘寧邊區外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

學制為6至9個月不等。

這些畢業生很快成為新組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要骨幹。

在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李瑞芳教授看來，作為延安精神的一種原生形態，抗大精神首要的一條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作家孔厥夫婦為赴延安，將一雙親生兒女送進孤兒院，一路典當家財，進入抗大時，一貧如洗；華僑青年拋下原先的富裕家庭，歷經千難萬險，在延安邊界，親吻一抔黃土，深情感慨祖國的土地僅剩下這一片；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思1938年輾轉來到延安，只為進入抗大學習後，可以直接奔赴前線……」李瑞芳動情地說，毛澤東同志為抗大定下的教育方針———「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切實體現在抗大的辦學實踐中，也融進每個抗大學員的骨血里。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 《西行漫記》 中這樣描述這所坐落在黃土高原上的紅色學府：「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只有這麼一家。

」

李瑞芳介紹說，抗大學員住的是10多個人一間的窯洞，吃的是小米飯或者二米飯(小米和大米混合而成)，常常席地而坐，用膝蓋當桌子記筆記，但正是憑著這股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抗大向前線輸送了一批又一批軍政人才，僅抗大八期12所分校培養的抗日軍政幹部就達10餘萬人。

連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首腦岡村寧次都說，寧可犧牲1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學員，犧牲50個日本兵換一個抗大幹部……

整風運動：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後，中共黨員為4萬人左右，到1940年已有80多萬。

面對激增的人數，為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於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 《關於在全党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運動的宗旨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大革命失敗後黨內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系統總結。

延安大學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譚虎娃教授說：「蔣介石曾評價，延安整風使得中共一般幹部形成了『注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精神。

實際上，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一場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一場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改造運動。

它為全黨樹立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為奪取抗戰勝利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

通過整風運動，我黨在思想認識上獲得高度統一。

193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以共產國際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王明批判了毛澤東關於「游擊戰」的思想，力主將革命武裝交由蔣介石處理。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

同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批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抗戰初期王明右傾錯誤，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

1941年，整風運動開始以後，毛澤東系統駁斥了王明的觀點，認為其「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堅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是香的馬克思主義」。

1941年底，毛澤東為中央黨校確定「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辦學方針。

1945年，毛澤東為七大紀念冊的題詞仍是「實事求是，力戒空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22個文件中，僅有六七篇是關於馬列經典著作學習的，更多的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深入實地、學習調研的結果。

」譚虎娃說，除了中央文件，還有其他生活素材。

比如說，張聞天在1943年3月27日發表的 《出發歸來記》 就精闢論述了共產黨人對調查研究應當採取的態度和從事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而他的《自我反省》，則是黨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實證。

原生態的整風精神被歷史沉澱為延安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張思德、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是根本宗旨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警備團抽調部分人員組成的燒炭隊，正在安塞山區的石峽峪突擊挖炭窯，準備燒炭。

時近中午，炭窯即將挖成。

突然，窯頂「啪啪」掉下幾片碎土，警衛戰士張思德在窯里發現情況不妙，大喊一聲「快出去，有危險」，沒等戰士白蒼反應過來，就被張思德推到窯口。

說時遲、那時快，「轟隆」一聲，兩米多厚的窯頂因土質鬆散塌陷下來。

白蒼得救了，張思德卻被埋在裡面，犧牲了。

9月8日，延安棗園，中直機關和中央警備團1000多人參加張思德追悼會，毛澤東發表講話指出：「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這就是後來廣為傳頌的《為人民服務》。

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教研部教學實踐創新中心副主任王東倉教授說，在當時的延安，張思德的死猶如一粒石子投入池塘引發陣陣漣漪。

「閒談之中有民意。

那時候，有人覺得，張思德死得太虧，幹了那麼多年革命，沒有一點好處。

跟他一樣參加過長征的同志有的當上團長、有的當上旅長，張思德自己卻連個班長都保不住，精兵簡政之後變回普通戰士。

這些思想觀點被毛澤東敏銳捕捉到，因此，他提出給張思德開追悼會，並不是完全從小人物的感情出發，更重要的是向全黨宣揚『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將『幹革命是為升官發財』這類不健康的思想打壓下去。

」

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是著名的胸外科醫師，1937年12月，前往紐約向國際援華委員會報名。

1938年3月，率領醫療隊抵達延安。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領醫療隊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線進行戰地救治，行程750千米，做手術300餘次，建立手術室和包紮所13處，救治大批傷員。

1939年11月12日凌晨，因10月下旬的救治手術中被細菌感染，轉為敗血症，醫治無效在河北唐縣逝世。

王東倉說，在白求恩的身上，體現的不僅有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責任，更重要的是，他放棄優渥的生活條件，來到中國也不肯留守後方醫院，堅持上前線救治傷員、不怕犧牲的勇敢品格。

「有張照片記錄了白求恩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他坐低矮板凳上，以高板凳為餐桌，用土豆蘸鹽當飯吃。

如果不來中國，白求恩在加拿大完全可以住別墅、吃大餐。

在彌留之際，他仍不忘寫信交待聶榮臻去哪裡採購藥品，哪裡的藥品物美價廉，防止上當受騙。

」王東倉說，在張思德、白求恩等人身上，生動體現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正如一些延安時期的模範黨員所說，「為人民服務，不分分內分外」，「不計分工，能上能下」。

大生產運動：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大生產運動，一般指1941年至1945年間以120師三五九旅為代表開展的軍屯運動。

在更大的歷史視野中觀察，延安生產運動，從邊區留守部隊自己動手開展農副業生產，努力解決生活困難，到中央機關帶頭開展生產運動，其來有自，貫穿其間的脈絡是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探索保障革命事業與革命隊伍的發展壯大的同時、儘量減輕人民群眾負擔的路子。

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教研部黨性教育教研室王濤教授說，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主要有三方面現實原因。

首先是，國民黨劃撥給中共的抗戰經費明顯不足，到了「皖南事變」後，連這點微末的經費也停發了。

即便是在國共關係較好的1937年、1938年間，中共從國民黨方面獲得的開拔費、置裝費、寒衣代金費等充其量不過五六十萬元法幣。

「皖南事變」之後，國民黨不僅停發經費，而且採取掐斷邊區與外部的匯兌渠道等手段，企圖通過嚴密的封鎖，困死不甘屈服的共產黨人。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活下去」就成為一個尖銳的問題；

其次，伴隨著抗日戰爭進入殘酷複雜的相持階段，如何保障邊區與各敵後根據地蓬勃興起的抗戰事業，同時又能夠切實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解決這個事關全局的問題顯得愈發急迫。

王濤舉例說，1937年抗戰爆發後，王震部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時，部隊僅有兩千餘人；待到1939年，王震部奉命回師陝甘寧邊區，麾下已超過11000人，僅以年人均消耗1000斤小米計算，其生存所需物資數量也大得驚人；

最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深刻地認識到，大生產運動是建設新民主主義示範區的重要內容，通過邊區建設的模範行動與經驗，能夠讓中國人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所走的道路，正是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通過浴火重生實現鳳凰涅槃的偉大方向。

王濤說，無論是朱德領導和推動的軍墾計劃，還是以吳滿有為代表的新式富民運動，抑或是像邊區建設工作者開發延長油田這樣的工作，實質都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指引和帶領千百萬人民群眾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建設新民主主義新國家的生動實踐與偉大方向。

王濤認為，南泥灣的成功，其意義並非單純的萬餘人發展生產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大生產運動為整個延安時期乃至後來的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廣大的群眾基礎。

王濤還舉了一個例子，時任我晉綏軍區第3縱隊司令員的許光達在1947年9月13日內部講話中披露，陝甘寧邊區十年的積蓄，足足支撐了解放戰爭轉戰陝北期間5個月戰爭。

延安精神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集體奮鬥的精神與氣質，即便是在新時期，在不同層面上、針對不同對象，仍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比如，一個執政黨如何千萬百計控制執政成本；黨員幹部、尤其是黨內的高級幹部如何以身作則杜絕特權思想與特權作風；在黨內發揚並在全社會形成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等等。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領導人率先垂範堅決執行「八項規定」，中央有關部門不久前制定中央國家機關「禁奢令」，無疑都是新時期共產黨人踐行延安精神的生動體現。

今天，延安精神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全體共產黨人乃至全體中國人勝利完成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所必需的人格之「鈣」和精神之「鈣」。

專家訪談

弘揚延安精神走好中國道路

在革命戰爭年代，延安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指揮中樞和戰略後方，在這裡孕育的「延安精神」是我黨的傳家寶，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

對於延安精神的理論解讀及其現實意義，文匯報記者分別採訪了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郝鳳年教授、中共上海市委講師團辦公室主任朱鴻召博士。

「精兵簡政」減輕百姓負擔

文匯報：您如何理解延安精神的四個方面?

郝鳳年：延安是舉世聞名的中國革命聖地，因為這裡是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確立的地方，是偉大的延安精神的發祥地，是中國共產黨人舉足輕重的理論重地和精神高地。

從總體上說，延安精神決不是共產黨「單打獨鬥」的同義語，決不是八路軍、新四軍「孤軍奮戰」的代名詞，而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的報效祖國、服務人民、聯繫實際、發揚民主、戰勝困難、經受考驗、約束自己的先進群體意識和嶄新總體風貌。

延安精神的靈魂，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講政治是政黨的本質屬性。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沒有講空洞的政治，而是講實實在在的政治，講得十分出彩、特別成功。

其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團結、動員一切力量，萬眾一心抗日救國、推翻「三座大山」，為建立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不懈奮鬥。

延安精神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延安時期，面對千變萬化的複雜情況，面臨千頭萬緒的艱巨任務，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生搬硬套，沒有生吞活剝，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黨情、軍情、民情，結合日本侵略者的敵情，形成了強烈的問題導向意識。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就是抗日戰爭中觀察準確、分析透徹、結論可靠的綱領性文獻。

延安整風運動，就是一場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思想解放運動，一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真理教育運動。

延安精神的本質，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自覺踐行了這一根本宗旨。

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議，瞬時電閃雷鳴，參會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榮不幸遭雷擊而亡。

有位農民聽聞後罵道：「老天爺不長眼，雷公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毛澤東不但沒有責怪，反而派人調查研究，了解真情實況，進而運用「精兵簡政」政策和「大生產運動」，減輕百姓負擔，密切黨群干群軍政軍民關係。

延安精神的標誌，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

延安時期，毛澤東穿補丁摞補丁的衣服作報告，朱德堅持「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生活標準，周恩來紡線獲獎，都是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故事。

他們的光輝形象，猶如一面鮮艷的旗幟，深深刻錄在人們的腦海中。

這恰恰說明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謀私利，不圖享受，孜孜以求的是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社會進步。

「只見公僕不見官」

文匯報：您覺得，延安精神留給後世最大的啟迪是什麼?

朱鴻召：延安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財富，對今天的現實關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生動實踐。

經過中央蘇區時期的農村調查，長征途中的道路反思，到抗大講授《矛盾論》《實踐論》，毛澤東更加堅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38年5月寫作《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對中國實際國情客觀分析之後的成果。

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

這從側面肯定了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以延安為起點，中國共產黨結合國情，逐漸解決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贏得戰爭和服務群眾等問題。

其次，延安精神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自由平等觀念的發揚光大，平等比自由更重要。

1937年夏季，大部分高校遷移辦學，國民政府教育部原有在冊大學生49000餘人，至同年9月在西南西北復學，到校人數不過三萬出頭，剩下的一萬多人其中大部分去了延安。

那時，延安成為革命聖地，學生紛紛前去「朝覲」，其引人之處在於人人平等、「只見公僕不見官」的社會氛圍。

1939年，魯藝音樂系青年教師向隅和唐榮枚夫妻在延安喜誕麟兒，卻想不出一個好名字。

孩子的舅舅柯岩提議致函毛澤東，請他幫忙取名。

毛澤東當即回信說，建議取名「延生」，寓意延安出生。

如果不滿意這個名字，可請父母多擬幾個，他再一起參謀。

如此生動的歷史細節不正是人人平等的實證嗎？

再次，延安精神是敢想敢幹的創造精神。

延安時期各項生產運動蓬勃開展，大煉鋼鐵、馬蘭草造紙、自製大提琴、杜梨樹木刻畫的興起，從生活器件到文藝器材，從農業生產到工業生產、軍事裝備，都有無數發明創造。

精神層面上，延安唱出了一個時代的最高音、最強音，整風運動極大提高了革命隊伍的團隊執行力和戰鬥力。

最後，延安精神是為人民服務宗旨意識的實際體現。

人民是具體的，就是共產黨面前的每一位父老鄉親，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共產黨人的努力方向。

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對共產黨員來說就是跟天一樣的大事。

淮海戰役期間，共產黨的軍隊嚴禁士兵踐踏麥苗。

群眾利益與戰爭之間，還有什麼比戰爭更高的理由嗎？不，共產黨用行動贏得民心。

老鄉害怕戰火棄家跑了，共產黨在門上寫上標語：「老鄉不在家，開門就犯法」。

延安時期，陳雲回答：「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底，就是棺材底!」習仲勛有句名言，人心就是江山，民心就是天下。

這些都言猶在耳，切實提醒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為人民謀福利，保持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