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斯同與《明史》纂修

《明史》是歷代正史中繼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之後編寫得較好、學界評價較高的一部史籍。

自順治二年（1645）清統治者下詔纂修明史，到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開展纂修工作，再到雍正元年（1723）詔令續修、十三年完成，直至乾隆四年（1739）刊刻成書，前後歷經九十餘年，先後有百餘名學人士子參與其事，著名史學家萬斯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萬斯同，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yín）縣人，崇禎十一年（1638）出生於明朝一個累世勛臣的家庭。

其始祖萬斌，曾跟隨朱元璋起兵，因功授永平衛千戶（五品）。

子孫後代先後八世多有功名。

明朝末年，宦官專權，朝政黑暗，萬斯同的父親萬泰身為江南復社領袖，積極參與驅逐閹黨的活動。

清兵入關，又投身南明魯王政權的抗清鬥爭。

失敗後隱居不出，以氣節文章名世。

萬斯同從小拜著名學者黃宗羲為師，精通經學，尤長於史，不僅諳熟「兩漢以來數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處」，而且特别致力於明代歷史的研究，據黃宗羲之子黃百家說，他「於有明十五朝實錄，幾能成誦，其外邸報、野史、家乘，無不遍覽熟悉，隨舉一人一事問之，即詳述其曲折始終，聽若懸河之瀉」（《萬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銘》）。

康熙十八年，清王朝為緩和民族矛盾，獲得漢族知識分子的合作與支持，特設博學鴻儒科延攬天下人才，又重開明史館，授予考中的50名博學鴻儒以翰林院官職，任命他們為《明史》纂修官，並批准監修總裁徐元文的奏請，讓明末遺臣及著名學者也參與《明史》的編纂。

萬斯同懷抱著「以任故國之史事報故國」的強烈願望，在徐元文多次聘請之下，來到京師，館於徐氏邸舍，不受俸祿，不領官銜，以布衣身份參與修史。

在纂修工作中，萬斯同無總裁之名而行總裁之實，史館凡「建綱領，制條例，斟酌去取，譏正得失，悉付萬斯同典掌」（錢林《文獻徵存錄》）。

誠如黃宗羲所言：「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托布衣。

」（《南雷詩歷•送萬季野北上詩》）為了修成一代信史，萬斯同也心甘情願「隱忍史局，棄妻子兄弟不顧」（劉坊《萬季野先生行狀》），默默無聞地為《明史》纂修盡心竭力，做了大量工作。

其一，制定凡例。

萬斯同十分重視史書體例，不僅協助總裁發凡起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而且以其深厚的史學造詣，在凡例的制定方面提出了不少精闢的見解。

如他重視史表，視其為史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認為「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

讀史而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錢大昕《萬先生斯同傳》）。

他還主張修史要注意史料的搜求和辨別，強調史官必須秉筆直書，明辨是非，做到「論其事，知其人，而具見其表里」（方苞《萬季野墓表》），等等。

這些主張，都先後被總裁徐元文、徐乾學及王鴻緒所採納，並收錄於他們擬定的《修史條議》和《史例議》中，成為纂修《明史》的重要原則。

其二，擬定傳目。

明代立國近三百年，初期開國功臣，歷朝卿相大夫，末年忠臣義士，以及文人、學者等等，人物眾多，頭緒紛繁。

其間抉擇去取，頗費斟酌。

萬斯同詳考歷朝實錄，又參照野史、方誌、文集、碑傳等材料，初步擬定了列傳傳目。

為了能比較客觀準確地反映明代各類人物的活動，萬斯同還多次向專家學者請教。

李塨、方苞等人，都曾應萬斯同之邀，審閱過列傳目錄。

經萬斯同擬定的傳目，基本上反映了明代人物史事的概貌，成為此後《明史》一書依據的藍本。

其三，修改史稿。

這是萬斯同用力最多的一項工作。

諸纂修官分別撰寫的史稿，最後都集中於總裁處，由萬斯同審核修改，排纂成編。

據載，「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

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

侍者如其言而至，無爽者」（全祖望《萬貞文先生傳》）。

今寧波天一閣珍藏的12冊《明史稿》，稿本、抄本各6冊，存列傳稿300餘篇，其上或多或少，都有朱筆、墨筆以及白粉筆刪改塗抹的字跡。

據考證，該稿即系經萬斯同修改的史稿。

特別是其中的6冊稿本，大多經兩次或兩次以上修改，有的大刀闊斧，整段刪除，有的旁行斜上，補充潤飾，有的滿紙蠅頭小字，密密麻麻，幾乎另起爐灶，重加改寫,足證萬斯同為《明史》纂修所付出的心血。

在萬斯同和館內各纂修官及監修總裁的長期努力下，康熙二十九年左右，第一部紀傳表志俱全的《明史稿》初步編成，凡四百一十六卷。

這部由萬斯同主持編成的《明史稿》，在體例和編排方面都有不少長處。

在體例上，能夠因時而異，根據明代社會的特點進行變通和創新。

如前代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都著錄從古到今的全部書籍。

隨著時間的推移，書籍越積越多，若再循前例，篇幅勢必過大，所以萬稿只著錄明代的典籍，這樣既能反映明代典籍的概況，又不致使全書各部分篇幅的差別過於懸殊。

後人稱其法「於義為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四庫全書總目•明史》提要）。

又如各地土司，雖大都建置於元代，但其發展則在明代，明朝政府對土司的統治，也「與牧民殊」，所以萬稿為土司別立一傳，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央政權與地方少數民族的特殊關係。

在編排上，萬稿則注意以事系人，既記載了人物的活動，又反映了史事的概況。

如同為關涉明末遼東戰事的重要人物，「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併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併入崇煥傳內」。

清人稱此「編纂之得當也」（趙翼《廿二史劄記》）。

萬稿立傳也不拘一格，往往根據各人在歷史上的活動情況而決定傳目的分合。

如同為重臣後代，徐達、常遇春等人的子孫因其無所作為，所以都附於本傳；而張玉、張輔父子，一為靖難之役的功臣，一為征戰西南的名將，兩人各有功業，所以都分別立傳。

這樣，既彰明了世系，又突出了事功。

但由於明代史事繁雜，不易考校，史料又真偽並存，難定是非，再加上底稿由多人撰成，不僅互不相屬，紛紜散亂，還有內容詳略不同、質量高低不一的差別。

儘管萬斯同常年累月孜孜矻矻，考核修改，組織編排，所成初稿也不免有「缺而不全，渙而不一」之處，因此，「稿雖就而未敢以進」。

此時明史館已逾十年，當初被任命的纂修總裁升沉物故，風流雲散，在館者寥寥無幾，徐元文、徐乾學也先後告歸。

萬斯同則為總裁張玉書、陳廷敬輓留，館於京師江南會館，繼續參與修訂史稿的工作。

康熙三十三年，詔令續修《明史》。

萬斯同又應總裁王鴻緒聘請，從江南會館來到王氏京邸，再次承擔了史稿列傳部分的修改審定工作。

這時，萬斯同年事已高，但他為了實現自己的宿願，仍然在他人的協助下，殫精竭慮地修改史稿，或「辨其人之忠佞」，或「定其時之後先」。

有時為了考證一事，刪定一傳，往往「集書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

對列傳傳目也重加編排，「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楊椿《再上綱目館總裁書》），進一步提高了史稿的質量，奠定了此後《明史》一書成功的基礎。

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列傳史稿的審定工作基本完成，尚未及最後訂正，萬斯同便因長期勞累，卒於王鴻緒府邸，可謂為《明史》纂修貢獻了畢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