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多昏君？那得看你讀的是哪一部《明史》

作者：我方團隊覃仕勇

現在通行的《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有三百三十二卷，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

從書的總體質量上來說，應該算得上是上乘之作。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頗為客觀地評價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

也就是說，宋、遼、金、元等史均比不上《明史》。

能做到這一點，主要是《明史》的修纂時間既長、修纂者灌注心血和用力又最多。

當然，發生在編著《明史》背後的故事也最曲折、最複雜。

先從《明史》的修纂時間說起。

1644年清軍入關，轉年（即順治二年，1645年），清廷便發出話來，說要纂修《明史》，組建了《明史》的纂修班子，總裁為馮銓、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人。

實際上，這時的清廷立足未穩，南方抗清鬥爭如火如荼，根本不可能著手修史。

之所以做出這個姿態，主要是當時南京的弘光朝廷正與清朝南北對抗，藉此可以宣布明朝已經結束，斷絕天下士民復明之望。

同時，又可以籠絡明朝遺老和降清漢臣，使他們有一種情感上的寄託。

一句話，修纂《明史》的詔令實為一紙空文，用意在於政治而不在於修史。

清廷沒能修纂《明史》，但到了順治十八年(1661)，一部洋洋上百卷的《明史》已在民間悄悄流傳開了。

這部《明史》的主編是湖州人莊廷鑨。

莊廷鑨是一個盲人，家中多金，因從明朝遺臣朱國楨的子孫手裡購得朱國楨收集的許多明朝資料，就有意效仿左丘明編《國語》的做法，私自組織編寫隊伍，編寫心目中的《明史》。

私修史書，在清廷統治者看來，那是大逆不道！

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嚴查此事，緝拿了兩千餘人。

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案子正式結案，處死了七十餘人，史稱「莊廷鑨明史案」。

到了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清廷宣布重開明史館。

但《明史》纂修仍未能展開。

一則，明史館的工作人員正在修纂《清世祖實錄》，無法分身。

二則，後來又發生了康熙皇帝拘禁權臣鰲拜、及由於撤藩而引發的「三藩之亂」。

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真正動手修史。

為了進一步籠絡明朝遺臣、社會名流，康熙在詔修《明史》時，特開博學鴻詞科，專門徵召海內名士，承諾被錄取的人均授以翰林院的官職。

靠這種手段，清廷收羅了一大批人才，如朱彝尊、湯斌、尤侗和毛奇齡等人。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廷以徐元文為監修，葉方靄、張玉書為總裁，開始著手纂修明史。

但是，要修《明史》，有兩個人不可忽視。

這兩個人就是顧炎武和黃宗羲。

這兩個人隱然為當時文壇領袖，而且，顧炎武輯存有關明朝史料一兩千卷；黃宗羲也編《明文海》四百多卷，並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此二人都是修《明史》的最佳人選。

大學士熊賜履寫信給顧炎武，請顧出山。

說起來，顧炎武差點就命喪於「莊廷鑨明史案」中。

當年，顧炎武和潘檉章和吳炎等人同是「驚隱詩社」成員。

莊廷鑨編《明史》時，把潘檉章和吳炎列名為參閱者，並通過潘檉章和吳炎的關係想把顧炎武也拉入編史行列中。

但顧炎武看過莊廷鑨的《明史》，覺得冗雜不足道，斷然拒絕。

《明史》案發後，潘檉章和吳炎遭受到了凌遲酷刑。

顧炎武因為沒有列名，躲過了一劫。

現在，顧炎武給熊賜履的回信直截了當，毫無商量餘地地答：「願以一死謝公！」意思是如果要他出山的話，他寧可去死。

黃宗羲也和顧炎武一樣，堅拒與清廷合作。

但黃宗羲、顧炎武覺得修《明史》事關忠奸評判和子孫後世的大業，為了保存明朝的真實史跡，他們還是派出了得力助手參與明史的編纂。

這其中，主要人物是黃宗羲的得意弟子萬斯同，同時也包括黃宗羲的兒子、顧炎武的外甥。

萬斯同，字季野，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自幼聰穎過人，博聞強記，讀遍各種官修官籍。

對明朝史事和各種典制、掌故、人物，了如指掌，絕對是編撰明史的好料子。

萬斯同原本也和顧炎武、黃宗羲一樣，無意與清政府合作，但他接受了老師黃宗羲的勸告，「以遺民自居，而即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接受了清廷的邀請，答應參加「明史」修撰工作。

臨行前，黃宗羲寫贈別詩「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托布衣」相勉。

按康熙特開博學鴻詞科的宗旨，凡入史館者皆授翰林院編修銜，均許七品俸，但萬斯同不願接受清朝的俸祿，以布衣入局，寓居於徐元文家。

徐元文名義上是《明史》的監修、總審稿人，但他對史學研究不多，修書主要責任由萬斯同擔負。

徐元文被劾後，王鴻緒為總裁，萬斯同又受聘於王鴻緒，寓居於王鴻緒家。

康熙四十一年，萬斯同病逝於王鴻緒家。

從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一年的二十年時間內，萬斯同先後審定了《明史》兩種：一種為三百一十三卷本；一種是四百一十六卷本。

這兩種稿本都被稱作萬氏《明史稿》。

萬斯同死後，王鴻緒將萬斯同的四百一十六卷本刪削為二百零五卷本，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進呈，名為《明史稿》，不署萬斯同名，單署「王鴻緒撰」。

注意，書名叫《明史稿》而不叫《明史》，主要原因是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種政治手段，重點不在《明史》是否成書。

所以，工程進度時重時輕，拖拖拉拉，結果直到康熙皇帝病逝，書仍未能刊行。

雍正元年，清廷再開明史館。

王鴻緒又一次進呈自己在萬氏《明史稿》基礎上刪削而成、包括紀、志、表、傳在內共計三百一十卷的《明史稿》，世稱王氏《明史稿》，刊刻後稱《橫雲山人明史稿》。

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第三次組織人手修改明史稿，總裁為張廷玉。

張廷玉在王鴻緒所上《明史稿》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刊為三百三十六卷，每卷卷首均題「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官吏部戶部、大學士加留級張廷玉等奉旨修」字樣。

並於該年刊刻，此即今之題為張廷玉等撰的通行本《明史》，也稱武英殿本《明史》。

綜上所述，自清廷於順治二年（1645）下詔修《明史》起，到乾隆四年（1739）刊行，前後歷時九十四年，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例！

想想看，當年元朝修二十四史中規模最大的史書《宋史》，前後只花了兩年多時間；明朝修《元史》，也是只花了兩年時間。

清朝修明史，竟然花了近百年的時間。

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清朝統治者對《明史》的修撰干涉得太狠。

自古以來，除了在玄武門兵變中獲利的唐太宗李世民有過干預史官的醜聞，歷朝歷代的皇帝對於史官撰史都是不多加干預的。

但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對史書文字已經到了神經質的地步，《明史》每完成一部分，他們都要拿著放大鏡進行仔細審閱，稍有不合，便要刪削、篡改，因此大大影響了修書進度。

在這樣的情況下，萬斯同穿越過無數雷區，終於把書稿修訂出來，但最終還是被王鴻緒、張廷玉進行了三輪大刀闊斧的修撰、編輯和刪改，這才公開刊印和發行。

史學大師謝國楨嘆《明史》有五大缺失，即：

一、盡數毀滅不利清廷之史實；

二、明初事實記載不翔實。

其原因就在於「清廷諱言明朝驅逐蒙古於漠北，亦猶如諱言建州女真於東北臣於明」。

三、諱言建文帝出逃，主張建文帝自焚於火之說，以示亡國之君無生之理。

四、除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外，其餘農民起義，均只見於有關官員列傳之中，且極盡歪曲之能事。

五、對江浙文人尤其是東林黨人多立佳傳。

萬斯同修史的初衷是「藉手以報先朝」，本著「不隱惡、不飾美」的原則，如實反映明代歷史。

但他這一想法明顯與清廷的修史原則產生了矛盾。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萬斯同認為明朝的歷史要包括南明，時間長達293年。

但清廷卻認為明朝到崇禎十七年就結束後，南明都是餘孽，不算。

看到清廷在這樣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還要打馬虎眼，萬斯同在主持官修《明史》的同時，萌發了私修《明史》的想法。

他與劉獻廷、戴名世、劉坊、王源等人相約秘密另修一部《明史》。

萬斯同利用主持官修《明史》之便，私下裡搜集了多達數千卷的秘籍，準備回到江南後，隱居蘇州洞庭西山修史。

然而，天不假其便。

不久，劉獻廷去世，劉坊獲罪逃難。

萬斯同的修史組織遭受重創。

饒是這樣，萬斯同仍是雄心不死。

晚年，他又著力培養了一個名叫溫睿臨的後輩，有心重建修史組織。

但是，萬斯同不久病倒，知事不可為，憾於《明史稿》對南明史事記述寥寥，只好囑託溫睿臨修南明史。

溫睿臨慨然應允。

萬斯同去世後不久，修史組織的另一名重要成員戴名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

《南山集》一書激怒了康熙，戴名世慘被處死。

唯一可以告慰萬斯同的是，溫睿臨果然寫出了一部《南疆逸史》！

終上所述，現行於世的《明史》其實共有四個版本：三百一十三卷本的萬氏《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本的萬氏《明史稿》、三百一十卷的王氏《明史稿》（《橫雲山人明史稿》）、三百三十六卷本的武英殿本《明史稿》。

此四種版本，四百一十六卷本的萬氏《明史稿》的史學價值無疑是最高。

非常遺憾，大多數人讀的都是三百三十六卷本的武英殿本《明史稿》，這個版本中，明朝的皇帝最昏庸、也最混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