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為什麼反對曹操稱公？

蘇軾說：「漢末大亂，豪傑並起。

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

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

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

對於這個評價許多人沒有讀懂，事實上在蘇軾看來，荀彧的目標絕不是匡扶漢室，而是「救天下」，救天下是泛愛，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所謂的「恕」，而匡扶漢室只是對「忠」的狹義堅持，是孔子所謂的「忠」。

子曰：其恕乎！可見二者相比，救天下的格調要高很多，這也就是荀彧的理想和堅持。

而曹操沒有等到天下平定就急於獲取權力，為家族利益著想，而不是先考慮救民水火，這導致他喪失了平定天下的機會。

於公，曹操不能安天下而濟萬民；於私，曹操不能堅持謙退的美德。

荀彧因此而反對曹操稱魏公，是堅持了古代士人「致君堯舜」的政治追求，可謂君子所為。

荀彧反對曹操稱魏公的兩點原因，在荀彧給董昭的回覆中說得十分清楚。

荀彧說：「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匡朝寧國」強調的是曹操作為一代人傑的責任，這個責任沒有完成，而急於追求私利，這不符合君子「忠貞退讓」的品德，因此這件事於公於私都不是君子所為。

君子幫助君主成就大業，應該讓他具有堯舜這樣完美的品德，因此一定要站出來反對，這樣做才能稱之為「愛人以德」，而這正是董昭等小人所沒有做到的。

荀彧能夠堅守賢臣的美德，而董昭為私利而出賣君子的貞節，象形之下，豈不齷齪？

荀彧的看法極有遠見。

事實上，曹操稱魏公後，內部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強烈，而外部的抵抗越來越囂張。

曹操常常擔心內部有變故而無法長期在外征戰，這導致建安二十年他沒能抓住機會平定益州，而使劉備做大，吞併漢川，夏侯敗亡，東三郡相繼投降，豫州盜賊與關羽遙相呼應，魏國一度風雨飄搖。

這些都是曹操在政治上的失策導致了軍事上的不利。

所以我們看到，稱魏公絕不是簡單的要不要代漢的問題，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政治選擇，關係到內部是否穩定，以及全天下的人心向背。

荀彧早在建安九年就勸曹操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使天下人人自安，這樣南方的民心就會歸順，荊州和江東就不難平定。

正是因為曹操在政治上幼稚，忽視人心而濫用武力，忽略軟實力而靠硬實力蠻幹，這才導致孫劉聯軍以曹操「實為漢賊」作為口實而頑抗到底。

曹操稱魏公與項羽殺義帝類似，經此事件，曹操和項羽都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道路。

眾叛親離，內部不穩。

所不同的是劉備手下沒有張良、陳平那樣的人才去平定天下，這才使曹魏政權免於崩潰，此所謂」有亡楚之失而免於亡楚之禍「。

荀彧早年以高祖比喻曹操，高祖並非沒有稱帝之心，但能以天下為重，克制淫慾，察納雅言，為義帝發喪，天下歸心，這正是文王之道，不至不取，也是荀彧希望曹操做到的。

但是曹操不及高帝遠甚，內多欲而假行仁義，晚年更是無法克制自己，這導致霸業中衰，壯心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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