灑滿歷史細節的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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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 劉統: 1951年生於北京,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包括《唐代羈縻府州研究》、《中國的1948年》、《北上》等;編著有《親歷長征》、《早年毛澤東》等。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長征,是一個「前所未聞的故事」,被信仰所激發的精神力量,超越了人的極限,強大得異乎尋常。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有關長征的研究在一步步深入。

不久前,劉統教授推出《北上》一書,運用大量史料,細緻地揭開了長征途中一段曲折的歷史。

在他看來,長征是「歷盡艱辛的求生之路」。

青閱讀記者對他的採訪,就從長征史料談起。

長征,從史料出發

關於長征史料的積累過程,劉統教授告訴青閱讀記者,對長征的記述與研究,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最早要追溯到長征剛結束時的《紅軍長征記》。

「當時陝北紅軍物資匱乏,生存困難,毛澤東希望能有人宣傳紅軍,給紅軍募捐。

斯諾悄悄來到陝北,毛澤東召集紅軍幹部們寫回憶錄,彙編成《紅軍長征記》。

軍隊中的指揮員、筆桿子紛紛動筆,在很短的時間完成了200篇。

當年宣傳部謄寫了一份,由馮雪峰帶到上海,這份1936年的手抄本成為《紅軍長征記》最早的底本。

」劉統表示,《紅軍長征記》是第一手資料,真實和生動是它最大的特點:「戰士們在寫的時候沒有什麼條條框框,回憶雖然是碎片化的,但其中的真性情讓人感受至深。

」劉統介紹說,「1942年,時任紅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徐夢秋,受毛澤東委託在延安編輯這些回憶文章,保留了100篇,出版了《紅軍長征記》(又稱1942年延安本),並作為內部材料保存。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只有這兩版的《紅軍長征記》。

第二個關於長征的創作高峰,是在建國後,為紀念建軍三十周年,二、四方面軍都出現了很多回憶錄。

《星火燎原》中有大量記錄長征的內容,後來被傳頌的「老山界」、「突破烏江」、「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等故事都出自其中。

在劉統看來,這些作品的革命教育意義更強,「這樣的故事能給人一種信念的教育,但真正要搞研究,需要依靠客觀的史實和冷靜的分析。

「第三個階段是八十年代以來的長征資料的彙編和整理。

」劉統告訴青閱讀記者,史料的不斷開放帶給歷史研究者更多有待深入挖掘的課題,「特別是部分長征期間的文件,中央的會議記錄的公開,給我們研究長征開啟了新的途徑。

我們得以知道高層的決策是怎麼來的,經歷了哪些曲折。

這樣,對於長征的艱苦和當時中共中央在探索出路方面就有了新的認識。

」劉統認為,這些材料非常重要,「高層決議和檔案是扎紮實實的史料,相比《紅軍長征記》,這是視角更高的歷史材料。

」他還提到,這一階段,省級黨史部門也陸續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特別要指出的就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編的一部書叫《紅軍長征在四川》,地方部門做了很多的考察,做了比較準確的歷史還原。

除了中國人對長征歷史的記錄和研究之外,不可不提的還有兩位美國記者的紀實作品——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斯諾於1936年6月訪問陝甘寧邊區,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紅軍長征記》完成後,斯諾帶走了一部分,這部分文稿成為《紅星照耀中國》中長征部分的主要來源。

」劉統介紹說。

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在倫敦出版,在中外讀者中引起轟動。

「這本書寶貴的地方在於,斯諾訪問了很多紅軍將領,反映了他們真實的想法,其中還包括很多毛澤東的自述,而且書里有很多他拍攝的清晰的照片。

不過,在這本書里,長征只是一個章節,當時二、四方面軍的長征還沒有結束,所以斯諾的書也有他的時代局限性。

」在《紅星照耀中國》面世50餘年之後,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完成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這本書的創作得到了楊尚昆的幫助,索爾茲伯里有機會考察一些特別的地點,採訪到很多重要人物。

要論依據的資料和歷史的沉澱,索爾茲伯里的創作條件比斯諾好很多,有一些斯諾沒寫到的問題,他寫到了,所以這本書也更理性,更接近真實。

縱覽紅軍長征的史料,劉統認為,最權威的當屬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主編的《紅軍長征史》。

「這套書在很多具體的提法上都比較權威,是對長征全貌式的概括和理論總結。

」劉統說,「這樣的總結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細節——我覺得這正是留給我的任務。

研究,恢復歷史細節

劉統與長征史相遇,其實出於偶然。

「文革」後,他作為「老三屆」考上大學,先後在山東大學和復旦大學讀書,一直以中國古代史為研究方向。

1988年,劉統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讀完博士,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穿上了軍裝,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工作。

他的第一項任務,便是《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編寫。

他面臨抉擇,一方面,軍科院藏有大量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歷史檔案,又有很多研究軍事歷史的前輩,這都令他很感興趣,但另一方面,一直以來中國古代史和歷史地理研究的訓練,重視史料和考證,卻和當時的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受到導師譚其驤教授的鼓勵,劉統決定潛心研究中國現代史,特別是長征史。

他用古代史的研究方法來研究長征,感到別有一番天地。

「過去的著作注重宣傳,重理論而輕細節,而古代史恰恰需要重細節,重考證。

編著《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過程,讓劉統有機會接觸大量長征原始資料,「深入第一手史料,才會發現有那麼多精彩的細節可以再現。

」他說,應該追求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人物和事件的生動描寫,「我們寫紅軍長征,也應該讓這些生動的故事,鮮活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這也是我整理《紅軍長征記》的目的。

2004年,劉統整理注釋的《親歷長征》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背後是他與《紅軍長征記》的故事。

實際上,《紅軍長征記》除了1936年手抄本、1942年延安本,還有一個1954年的版本,「它和1942年延安本相比又做了一些刪節和加工。

」《親歷長征》以1954年版《紅軍長征記》為底本,劉統在注釋和研究過程中,還原了部分曾被刪去的章節以及大量細節,比如何滌宙寫的《遵義日記》和李月波寫掉隊紅軍的《我失聯絡》。

「《遵義日記》里講到紅軍幹部在遵義下館子,跟學生開聯歡會,我覺得這很生動。

」他談到自己對於這些細節的理解,「過去這篇文章被刪去,是擔心影響紅軍的形象,但我覺得把這些細節復原,讓大家看到生氣勃勃的年輕人在長征艱苦的過程中還有這麼多樂趣,是很好的事情,也讓長征更加真實。

」他還在《親歷長征》中補入了幾篇重要文章:「比如說陳雲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楊定華寫的《雪山草地行軍記》等等,這都是他們在國外發表的綜述文章,這樣的原始資料對理解長征很重要。

劉統告訴青閱讀記者,今年還將有新的一版《紅軍長征記》出版,因為他在1936年的版本中又發現了新的細節,「裡面多了五篇文章,特別是徐夢秋的部分,他在1942年的編輯過程中把自己寫的都刪去了,我想恢復它們。

1936年的版本里,許多細節很有生活氣息,比如紅軍衝過了封鎖線,到集市上買鹽巴,戰士說要一塊大洋的鹽,老闆一下子給了他十幾斤。

紅軍吃驚地說:『原來在蘇區,一塊大洋連一包煙都買不了』。

他們驚訝之餘才明白,終於衝出封鎖區了。

」劉統覺得,逐漸恢復歷史原貌的工作,是他作為歷史研究者的責任。

不久前,三聯書店再版了劉統的《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聚焦1935年6月懋功會師後,紅一、四方面軍在荒涼的松潘草地分道揚鑣:黨中央和一部分紅軍走出草地,開赴抗日前線;張國燾則另立中央,他率領的部隊接連遭遇了南下失利、三過草地、西路軍失敗等重大挫折。

這段歷史,曾被毛澤東形容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當時的衝突主要集中於紅軍的戰略抉擇:張國燾下令南下,毛澤東力主「北上」。

後來的歷史雄辯地證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確的和富有遠見的決斷。

這本很生動的歷史著作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寫就的,附錄的參考資料包含文獻、日記、檔案、文集、報紙、刊物、回憶錄、傳記等百餘篇。

「對長征的參與者來說,長征是極其痛苦的回憶,是因左傾路線的錯誤丟了江西蘇區,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

」在劉統看來,經歷了長征的痛苦,才讓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毛澤東說,你不經過長征的痛苦,你就不知道什麼叫錯誤路線。

從長征之後,黨中央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革命的中國特色道路,而不是按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命令搞中國革命,這是長征之後我們黨成熟的一個表現。

行走,最生動的課堂

多年的長征研究,讓劉統的想法日益清晰:「人生在世,不可避免會經歷一些挫折和低谷,人生和思想都需要在不斷摸索中找到正確的道路。

」對於歷史寫作,他也堅定了認識:「過去沒寫過的,你寫出來;過去沒說全的,你說完整;過去說錯的,你糾正過來。

」他不斷反問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是否客觀,是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也許還有很多史實我們不了解,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當事人還保留著一些秘密。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蒙著面紗的少女。

想要揭開面紗,看清它的真實面容,也許很難,要經歷幾代人的努力。

當然,歷史研究還有新的方法。

劉統觀察到,近年來除了文獻研究,實地考察也日漸重要。

「過去是靠文獻,現在是靠文獻加考察來解決。

一考察,就發現很多文獻也不完美。

舉個例子,原來我們認為紅軍過雪山,就是過一座夾金山。

但是後來成都有一群人自發地重走長征路,按他們的統計,紅軍經過的雪山大概有十四五座。

還有草地行軍,過去電影里演的都是紅軍排成一隊,後面的人踩著前面人的腳印行進,幾萬人以這樣的速度怎麼可能五天通過草地呢?有人實地考察之後認為,紅軍是多路平行前進。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一到晚上,整個草地上到處都是帳篷和篝火。

重走長征路的意義並不止局限於歷史學,更有對人的教育與對心靈的滌盪。

「走長征路的人越來越多,大家的體驗也越來越深刻。

」這些年有機會劉統就去實地考察,每次都感到震撼——紅軍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紅軍過草地是1935年8月,按說環境和行軍的條件都是最好的。

但是實地感受過才會發現,第一,草地的海拔是3600米,人到那裡就會頭痛欲裂;而且氣候變化無常,溫差很大,陽光普照與暴風雨隨時交替。

在沒有任何禦寒物資的情況下,一晚上都很難熬,更別說五天。

現在我們實地回想一下,當年過草地,確實超越人類極限。

重走長征路的過程,會讓人對長征精神有更多的思考。

近年來,劉統也曾帶隊重走長征路的「旅行團」,其中有機關幹部、企業家或在校大學生,「真正實地考察之後,沒有一個人不受感動,每個人都從中得到了教育,一路上對個人修養和精神的磨鍊,對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啟迪,比課堂上和書本里受益更多。

」他很清楚地記得,有一次,一群教育程度不太高的個體從業者加入行走的隊伍,被長征精神感召,變成了虔誠的長征迷。

「你要相信,真正的英雄的信念,永遠會受到一代一代人的崇拜,這段歷史永遠不會被虛無主義掩蓋,對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文/本報記者 張知依

長征 紀實與想像

紀實作品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不久,毛澤東、楊尚昆等向參加長征的將士發起了徵文活動,由丁玲、成仿吾、徐夢秋等人負責編輯加工,1942年八路軍總政治部印行,定名《紅軍長征記》。

以埃德加·斯諾為代表的一些西方記者陸續到達陝北進行採訪。

1937年10月,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極為轟動。

比斯諾更早報導長征的是《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他的通訊先後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塞上曲》出版。

1956年,為紀念建軍三十周年,總政治部向全國全軍徵文,編成《星火燎原》,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記述長征的。

中國青年出版社組織的革命回憶錄叢書《紅旗飄飄》影響廣泛,也有相當多的篇目與長征有關。

從八十年代起,一批親歷長征的老同志相繼退居二線,楊成武的《憶長征》等一大批回憶錄隨之出版。

黃鎮的《長征畫集》再版,肖鋒等人的長征日記整理出版。

還健在的老紅軍也以口述的方式回顧長征,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八十年代沿部分長征路線進行採訪,其紀實作品《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986年推出中文版。

曾被蕭克將軍率領的紅六軍團暫時扣留,隨軍長征了十八個月的英國傳教士薄復禮的回憶錄《神靈之手》,被譯成《一個被扣留的傳教士的自述》於1989年出版,也是獨特的史料。

九十年代以來,反映長征研究新成果的圖書不斷湧現。

如《紅軍長征紀實叢書》、黃濤等人的《紅軍英雄傳》、石仲泉的《長征行》等都有一定的影響。

2006年面世的《紅軍長征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是一部由權威機構推出的正史。

文藝作品

五六十年代,一些作家開始用小說的形式書寫長征。

王願堅的短篇小說《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曾經產生廣泛的影響。

1965年,曾親歷長征的蕭華將軍完成了《長征組歌》並成功上演,1964年面世的《東方紅》的第三場《萬水千山》也表現了紅軍長征的場景,這兩部作品堪稱共和國文藝的經典。

八十年代有關長征的名作是魏巍的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沈堯伊據此創作的同名連環畫也極具藝術感染力。

黎汝清的《湘江之戰》、喬良的《靈旗》、江奇濤的《馬蹄聲碎》等小說則體現了對長征的新認識。

近些年影響較大的是王樹增的紀實文學《長征》。

影視方面,共和國第一部表現長征的電影是1959年攝製的《萬水千山》,其前身是同名話劇。

2001年播出的電視劇《長征》由王朝柱編劇,唐國強、陳道明等主演,是深入人心的佳作。

編寫/本報記者 尚曉嵐

(本文參考了董保存文章《長征題材圖書出版的源流與現狀》。

本版插圖為沈堯伊所繪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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