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視野下的中國長征丨外國人筆下的長征奇蹟

↑從左至右依次為《神靈之手》《西行漫記》《偉大的道路》圖書封面

↑《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封面

↑《兩個人的長征》一書封面

世界視野下的中國長征丨全人類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外國人筆下的長征奇蹟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以其艱苦卓絕的歷程和彰顯出的偉大精神，成為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和具有全球影響的曠世奇蹟。

長征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從親歷長征的外國人、踏訪紅區的外國新聞記者，到研究長征的外國專家學者、重走長征路的外國友人們，他們以不同的筆觸、獨特的視角，從不同方面審視長征波瀾壯闊的歷程，思索長征的重要意義和長征精神的深遠影響。

這些外國人對長征的記述和研究，使長征和長征精神聲名遠播，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財富。

親歷者追憶長征見聞

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大家庭中，閃現著一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人士。

他們中的一些人，在親歷中國紅軍艱苦卓絕的長途跋涉，直接見證紅軍不懼艱難、勇猛向前的奮鬥歷史之後，留下了記述真實經歷、反映真情實感的文字記錄。

其中負有盛名的有兩位：一是參與「導演」長征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二是被迫陪著走長征、冷眼旁觀長征的傳教士薄復禮(魯道夫·勃沙特)。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是參加長征的外國人中最著名的一位。

出生於德國慕尼黑的李德，是一位職業革命家，曾就讀於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後在蘇軍參謀部供職。

作為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因不諳中國國情，又驕傲自負，對戰爭提出錯誤的指導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幾乎將政治上還不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帶到了軍事崩潰的邊緣，導致中央紅軍被迫離開蘇區，開始戰略轉移。

此後他全程參加了紅軍的長征，是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外國人。

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受到批評，其最高軍事指揮權被撤銷。

之後，李德隨紅一軍團行動，到紅軍學校任教，參加紅軍參謀部的工作，並擔任軍委所屬的一個編委會的主任。

1939年秋，李德奉命回到莫斯科。

1948年(有說1949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20世紀60年代李德開始在報刊上發表反華文章，1973年出版了回憶錄《中國紀事1932-1939》。

1974年8月，李德病逝於柏林。

李德在回憶錄中對紅軍長征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總結，「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從政治上看，長征仍然是中國紅軍的一次勝利。

紅軍抵禦了占有強大優勢的敵軍，突破了敵人的堅固陣地和重重包圍，給敵人以數十次打擊和成百次騷擾。

紅軍行程1萬多公里，橫貫12個省，翻過18座大山，其中有5座終年覆蓋著冰雪，渡過24條大河。

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中國紅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士偉大的勇敢、堅韌的毅力和革命的熱情的明證」。

對於自己給中國革命造成的負面影響，李德實際上是有所認識的，他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

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

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

薄復禮的情況與李德大相逕庭。

他是瑞士籍英國傳教士，虔誠的基督教徒，在精神上是中國革命的「局外人」。

1922年，薄復禮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在貴州境內的鎮遠、黃平和遵義一帶傳教。

為適應在中國傳教的需要，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薄復禮。

1934年10月，他在貴州被轉戰中的紅六軍團當做「間諜」扣留，就這樣被「裹脅」著參加了長征，隨紅軍生活了560天之後，1936年4月在昆明附近被釋放。

在他迫不得已的長征中，他日漸看到紅軍的實情，並為紅軍的熱情、信仰和追求所感染。

離開紅軍後，他利用不到4個月的時間口授完成了親歷紅軍長征見聞錄——《抑制之手——為基督在中國被俘》。

該書於當年12月在英國出版，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還早一年出版，是目前西方世界所知的第一個「長征故事」。

《抑制之手——為基督在中國被俘》一書的中譯本全名為《神靈之手——一個西方傳教士隨紅軍長征親歷記》。

該書從一個傳教士的角度，真實描述了與紅軍朝夕相處、長途行軍的所見所聞所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紅軍的戰鬥生活歷程、紅軍開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實況，以及紅軍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和統戰工作藝術。

它是進行紅軍長征史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對於研究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間紅六軍團和紅二方面軍的某些重大活動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當然，書中也有記述不準確的地方，要以歷史的眼光、持分析的態度看待。

這本書是「紅軍長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寫的唯一的印象記，第一次從一個側面向國外讀者介紹了紅軍長征」。

這本書問世後受到一定的歡迎，但「沒有引起遠東問題權威們和美國新聞出版界的注意」。

這是因為，《神靈之手》的書名本身帶有明顯宗教色彩，標題未標明與紅軍的關係，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被誤認為是宗教書籍。

同時，書中「除了對殘匪論進行尖銳批評以外，幾乎沒有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

1985年，該書無意間被發現，1989年翻譯成中文，在雜誌上連載刊出。

2006年，該書的中譯本出版，並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確定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重點圖書。

新聞記者再現長征傳奇

有一些外國人，雖未親歷長征，但通過到陝北蘇區進行第一手訪談，以新聞記者的敏銳思維和靈巧筆法，充分展現出長征這一史詩般的傳奇。

其中的突出代表有：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斯諾夫人的《續西行漫記》、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等。

斯諾是第一個到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西方新聞記者，也是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人對話的美國人。

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在那裡完成了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

23歲那年，富有探險精神的斯諾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一待就是13年。

1936年，他懷揣著「探尋紅色中國」的理想和當時尚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80個問題，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

短短4個月，從對上至毛澤東下至普通戰士的長征親歷者的直接採訪中，他搜集到大量鮮活生動的第一手資料。

回到北平，他依據這些材料為英美報刊寫作了多篇具有轟動效應的通訊報導，將有關紅軍、革命根據地的情況，向全世界作了真實的報導，引起「爆炸性」新聞轟動效應，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內外的影響。

1937年，斯諾完成了30萬字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

《紅星照耀中國》從1937年10月第一版問世，到11月已發行5版，到年底在英國的銷量即超過10萬本，迄今仍未停止印刷出版。

在中國國內，這本書的中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後，很快廣為流傳，出現了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

《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全面、完整、準確地描述了紅軍長征的立體畫卷。

斯諾在書中詳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記錄下紅軍長征所經過的路途、戰鬥次數和戰略戰術，刻畫了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過藏區、過雪山草地等動人的場景和紅軍將士不怕犧牲、不畏艱險、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光輝形象。

斯諾的書中涉及了紅軍長征途中反對錯誤思想和分裂活動的鬥爭，甚至也講到了長征勝利之後，一軍團為總結經驗正在編寫《長征記》一書。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一個接觸紅軍不久的觀察家，斯諾相當準確地把握住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歷史地位以及它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

他認為長征是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

他說：「不論你對紅軍有什麼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麼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上偉大的業績之一。

」斯諾認為，紅軍北上抗日的戰略目標，到西北去的正確決策，以及紅軍戰士「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年輕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成為「英勇長徵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斯諾對自己沒有最終完成紅軍長征史詩的寫作，深表遺憾，但他相信「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一部驚心動魄的遠征史詩」。

《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後，一書風行世界和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斯諾的書不僅為很多英美世界的人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長征打開了一扇窗，而且也影響了很多中國人。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稱斯諾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

1966年在西方世界頗有影響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圖爾特·施拉姆指出，第一本最有說服力的敘述長征的書是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

時至今日，這本書仍是20世紀外國記者報導中國的經典之作。

繼斯諾敲開紅色中國的大門後，一些美國記者、作家、學者盡力尋求機會來到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掀起了一股「紅區熱」。

事後，他們在撰寫文章時都沒忘記要寫一寫長征。

1937年春，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筆名尼姆·威爾斯)也來到陝北，採訪眾多紅軍將領，並把訪談記錄安全帶回，寫成文章發表，整理成《紅色中國內幕》(中譯本為《續西行漫記》)，既匡正了視聽，又擴大了紅軍在國內外的正面影響。

海倫在去延安的往返途中，曾幾歷艱險。

她為了保住採訪的全部書面材料和膠捲，特製了一條可以存放筆記本和膠捲的腰帶，遇到緊急時刻，就把它繫於腰間。

另外，她在延安的4個月，幾乎每天都在和人談話，因記錄工作量太大導致她的手成了一種永久性的痙攣狀態。

與此同時，1937年初，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延安見到了朱德總司令，深為他的個性所吸引，後寫成《偉大的道路》一書。

史沫特萊說，在經歷了長達兩年多的長征後，紅軍成為「歷史上一支無與倫比的堅強隊伍」。

從政治角度來看，該書「最有價值的一個貢獻也許是張國燾搞分裂的歷史」，「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記錄」。

此外，還有德國友人王安娜，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來到中國，在此生活、戰鬥了19年，把中國當做她的第二故鄉。

1964年，她的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正式出版。

她在這本書中從不同側面描述了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長征，她認為「毫無疑問，長征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業績」。

據此，她對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充滿了堅定的信心——「巨人中國醒了，它正震撼著世界！」這部著作被譯成多種文字，成為在國際範圍內介紹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生動記錄。

以上述三部作品為代表的從不同側面描述長征的著作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基本屬於具有新聞性質的紀實報告。

書中有關長征的內容大都是採訪時的筆錄，作者們只略加評點而已。

但這些著作為後來的歷史學家研究長征、研究中共黨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甚至堪稱經典的史料。

專家學者推出學術專著

國外對中國紅軍長征的學術研究，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有了長足發展。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1971年問世的《1935年的長征：中國共產黨為生存而鬥爭的史詩》，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長征的英文專著。

這部英文專著的作者是迪克·威爾遜。

他是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也是國外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曾經撰寫過多本有關當代中國歷史和人物方面的著作。

他力圖以學者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紅軍的長征，突破了以往從新聞記者角度對中國紅軍長征的描述和反映。

這本書關於長征是「生存的史詩」的主題很鮮明，並且利用總結章節來強化主題；全書從歷史性、傳奇性和象徵性三個方面對長征進行「百科式」研讀，稱長征故事是「革命精神」派的代表，「長征是中國人民重要的精神財富」，還從人類精神典範的角度評價道，「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徵，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威爾遜的這部著作「紀實色彩較濃，對長征的描述頗為經典」。

直到現在，仍有不少國內外研究學者援引書中的材料和觀點。

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外對於中國紅軍長征的研究日益全面系統，且越來越具體細化。

1990年，美國學者班傑明·楊出版了一本嚴謹的、全面研究長征的學術性專著——《從革命到政治：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

該書的特點非常明顯：一是運用了許多前人不知的文檔資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軍事上的模糊問題，並糾正了若干錯誤；二是重在闡述中共內部權力關係的變化和策略方面的轉變，把有聲有色的描述性工作留給了別人；三是試圖建立一個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解釋長征途中共產黨「在地域和戰略上的關鍵性轉變」。

作者指出：「從中共領導層總的發展方向來看，(20世紀)30年代中期是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向政治現實主義的時期」，或者說，是「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化的時期」，「在整個轉變過程中的每一步、每一時刻，是毛澤東走在前頭」。

遵義會議是轉變期間邁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四是把長征作為一個系統加以研究，因而作者很注意探根溯源，從縱、橫兩個方面來考察長征。

他指出，就長征的時限而言，長征開始的時間應提前到1932年10月，即四方面軍和賀龍的第三軍團因第四次反圍剿失利而撤離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的時間。

長徵結束的時間應延伸至1937年春，即西路軍西征失敗的時間。

當然，長征的高潮毫無疑問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央紅軍從江西轉戰到陝西的全過程。

他甚至認為，長征應從一個更廣泛更抽象的意義上去界定——把長征理解為中國共產黨從華南轉移至華北的整個過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國外學者對中國紅軍長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

他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研究紅軍長征，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全面反映評價長征的意義和影響。

重走長征路的感悟記錄

斯諾早年曾說過，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一部這次遠征的全部史詩。

他的預言在半個世紀後終於由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實現了。

上世紀80年代出版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展現了長征故事超越時空的恆久魅力。

索爾茲伯里是美國著名作家和記者，也是斯諾的同時代人，長期任新聞記者和編輯。

他和斯諾相識於二戰中蘇聯衛國戰爭的前線，受斯諾影響，對長征產生了濃厚興趣。

1984年3月，76歲的索爾茲伯里獲得中國政府的批准，在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中國社會及歷史問題專家謝偉思的協助下，不顧年邁、有病(心臟病)，專程來到中國，研究和搜集資料，準備從事反映中國紅軍長征的寫作。

他以當年紅軍走長征的精神，「懷揣心臟起搏器，帶著打字機，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進行實地採訪，爬雪山，過草地，穿激流，登險峰，中途戰勝病痛折磨，堅持越過了千山萬水，穿過七八個省份，歷時74天，終於從江西到達陝北，完成了他自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尋訪」。

根據這次尋訪的材料，他寫作了《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985年10月在美國出版。

一位年逾七旬的老翁，一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了一生的西方人，不畏艱險、踏勘艱苦卓絕的長征之路，對中國革命和長征精神投入了滿腔熱情，不能不令人景仰。

這部著作是史傳文學或敘事史學的典範。

一方面，它體現了紀實文學的特有魅力，是一部藝術性很強的文學作品；同時，它又是包含大量社會政治內容的史學著作。

作者以新聞記者的工作方式進行採訪、調查，同時對有關材料進行史學家式周密的比勘、考證。

作者經常把幾個方面提供的根本不相同的事實，經過徵文考獻和詳審分析而作出比較客觀、恰當的判斷來。

他把自己認為比較準確的史實寫進正文，而把相關的不同說法在注釋中引述，以供參考之用。

在不違反真實性的原則下，索爾茲伯里還特別注意用文學特有的選擇、剪裁技巧，把歷史事件充分戲劇化，通過一些看似無足輕重，實際卻很有性格特點的細節描寫，使一大批人物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這些由大量故事片斷連綴而成的作品，使讀者對長征在一種漸增的、多面的全景式了解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該書還把歷史上的紅軍長征同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長征」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評述，成為一大特色。

如同當年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樣，這部書也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轟動，「在很短的時間裡為數眾多的讀者都讀了這本書，該書還在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國家以及許多小國翻印出版。

那些從未閱讀過紅軍壯麗史詩的人們，現在可以從某種意義上開始了解那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而不惜犧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質。

他們將從這裡開始知道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

陪同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的夫人夏洛特，以一部《長征日記：中國史詩》，完整地敘述了他們在中國的遠征，從另一個層面提供了較為可信的長征方面的資料。

此後，美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簡·弗瑞茨於1986年來到中國，採訪了長征的倖存者們，並長途跋涉到延安、西安、貴陽、成都等地搜集材料，寫成了一本饒有興味、文情並茂的通俗讀物，即《中國的長征：6000英里的險遇》。

1990年，澳大利亞、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瑞士、紐西蘭等十幾個國家的攝影家懷著對長征的敬慕，來到中國，沿紅軍長征的路線，拍攝沿途風光，出版了大型長征畫冊《中國——長征》，展示了長征路的嶄新風貌。

畫冊撰稿人、英國評論家安東尼在書中對長征作出了高度評價，認為「長征是現代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鍛鍊以後中國領導人的熔爐」。

進入21世紀後，重走長征路、續寫長征史最有名的外國人是對中國有著濃厚興趣的英國歷史學博士李愛德。

李愛德在一次偶然來中國旅遊的途中，發現幾個景點跟自己所讀的長征書籍中的地點吻合，便萌生了要重走長征路的想法。

他把當年紅星閃耀的地方當做自己的方向。

2002年10月，他與朋友馬普安從江西出發，經過384天的跋涉，沿著紅一方面軍當年的長征路線徒步行進，途經10個省區80多個縣，並與朋友合著了《兩個人的長征》一書，攝製編著了一本紅色之旅的畫冊。

畫冊一經出版即受到讀者熱捧。

2005年11月，李愛德再次背起行囊，從湖南出發，沿著紅二方面軍的長征路線，開始第二次重走長征路。

李愛德說，他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長征中那些感人的故事，體驗紅軍遇到的艱難險阻，探尋支撐紅軍走過萬里征程的精神支點。

他希望他的研究「能讓更多的西方人正確了解中國的昨天和今天」。

在通過實地走訪長征路後，李愛德用自己的真實感受，糾正國外一些輿論對中國的偏見，駁斥了那些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歪曲。

80年來，外國人對長征的關注始終沒有間斷。

儘管視角、觀點不盡相同，但對長征的積極評價卻驚人地一致。

在他們的筆下，長征的影響是深遠的，偉大的長征精神，不僅鼓舞著中國人民為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而不懈努力，而且已成為世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正如索爾茲伯里所說，長征「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於世」。

(作者李泉為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長、少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