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大講壇

丁曉平：

解放軍出版社崑崙圖書編輯部主任、《軍事故事會》雜誌主編，副編審。

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青年創作委員會主任。

策劃編輯的作品先後榮獲國家圖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提名獎、解放軍文藝獎、解放軍圖書獎等。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歷史畫卷中，長征是畫卷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如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的《長征》一章所言：這是一次濃墨重彩、大書特書的遠征，冒險、探索、發現、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犧牲和忠誠，而像烈焰一樣貫穿著這一切的是這千千萬萬青年人經久不衰的熱情、永不泯滅的希望、驚人的革命樂觀主義。

他們絕不向人、向大自然、向上帝，或者死亡屈服認輸——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已經載入現代史上這部無與倫比的史詩中了。

201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

一部長征史，就是一代人的革命史。

「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

」長征，以信念和理想作為精神支柱，以戰勝危機就是戰勝敵人、戰勝苦難就是戰勝自己的偉大信念，成為中國人永遠的精神財富。

今天，全體中國人奮鬥在實現「中國夢」的道路上，只要我們不忘初心，就一定能夠從長征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勇氣，找到砥礪前進的方向和力量。

雄關漫道真如鐵

長征故事常被搬上舞台，圖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實景演出中，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的精彩片段

「長征」一詞，自唐宋以來就有文人墨客或史家吟唱使用，如李頎《古意》詩：「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王昌齡《出塞》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

在這些詩歌里，長征的意思是長途旅行、長途出征。

使長征真正成為「英雄創世紀」「世界語言」，塑造為人文精神的，毫無疑問是80年前那次史詩般的遠征。

說到長征，就不能不說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寫的《紅星照耀中國》。

斯諾1928年來到上海，是第一個冒險進入紅色蘇區報導中國革命的記者，除了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採訪並撰寫《毛澤東自傳》的人和第一個完整地將長征傳遍世界的人之外，他還是第一個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公布於世的人，第一個向西方國家用英語翻譯、介紹魯迅作品的外國人，第一個報導上海抗戰的美國記者，第一個報導新中國的美國記者……

正如著名歷史學家、20世紀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費正清所說：《紅星照耀中國》使毛澤東在1937年成了舉世皆知的人物……而斯諾則開始與他的毛澤東傳記一起聞名，他成為一個面對通向中國和美國的兩條道路、介於兩個世界之間的人。

斯諾幫助中國共產黨人打開了同西方世界聯繫的渠道，也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打開了認識中國的新窗口，斯諾自己也完成了對中國認識和人生價值的真正轉變。

《紅星照耀中國》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友誼的最典型的象徵。

隨著這本書在西方的暢銷，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聲援中國抗日、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的浪潮。

眾多仁人志士和國際主義者，紛紛效仿斯諾或者在《紅星照耀中國》的影響下來到中國，湧向紅色中國和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形成了勢不可擋、令人注目的「紅區熱」。

他們當中除了獻身中國革命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之外，更多的是記者、編輯、作家、教授和外交官，而且以美國人居多，比如海倫·斯諾、史沫特萊、卡爾遜、斯特朗、愛潑斯坦、貝爾登、拉鐵摩爾、白修德、斯坦因、福爾曼等。

斯諾筆下的《長征》，來自於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徐海東等紅軍將領的採訪口述。

1936年8月，為了斯諾的來訪，毛澤東專門致信、致電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同志：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開展長征徵文活動，也是我黨我軍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徵文活動。

董必武、謝覺哉、徐特立、李富春、陸定一、李一氓、蕭華、王首道、張愛萍、彭雪楓、劉亞樓、楊成武等中共領袖和紅軍將士紛紛響應，撰寫文稿200多篇。

隨後，經丁玲、徐夢秋等人編輯整理，定名為《二萬五千里》，收入文章100篇。

斯諾在陝北訪問期間，曾經閱讀過部分文稿，其一份謄清稿輾轉交到上海的馮雪峰手中，現珍藏在上海魯迅紀念館。

後來，因為西安事變爆發和紅軍東征，書稿的編輯出版工作暫停，直至1942年11月才刊印，最終確定書名為《紅軍長征記》，作為黨內參考資料內部發行。

朱德曾親筆簽名贈送斯諾一套，現珍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這是第一部長征親歷者的集體口述史。

新中國成立後，《紅軍長征記》經修訂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出版。

「槍桿子」和「筆桿子」

山城堡戰役作為紅軍長征中極為關鍵的一戰而被載入歷史，如今在紅軍當年戰鬥過的地方建起了紀念碑和「山城堡戰役紀念館」

一本書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紅星照耀中國》自出版以來，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美都產生了無法估量的積極影響，不僅給世界打開了了解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窗口，而且使中國革命獲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同情。

曾任英國考文垂市市長的喬治·哈德金森1947年曾陪同斯諾考察旅行，並請斯諾在其珍藏10年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10月第1版上簽名留念。

喬治·哈德金森1970年在自傳里寫道：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對紅軍長征所做的史詩般的描述，是那樣的扣人心弦、不可思議。

一支軍隊在長途跋涉5000英里、平均每天行軍24英里之後而基本保持完整，這是多麼令人驚訝。

他們翻越了18座大山，其中5座大山終年積雪，渡過了24條河流，這是非同尋常的體力競技。

正是這種人性的非凡素質，造就了一個新中國。

閱讀此類書籍，對我今後的思想和行為都有所影響。

長征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的膽略和活力，使他們既是可歡迎的朋友，也是令人敬畏的敵人，不能讓他們還在聯合國的大門外徘徊和等待。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但長征是如何成為「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的呢？毫無疑問，長征的輿論文化工作功不可沒。

正是從這個意義來說，長征，不只是中國革命傳奇的名片，而且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國從苦難深重走向繁榮富強的文化底色，而且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本色。

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沒有一個政權的領袖是不重視宣傳工作的。

許多政黨的領袖有過辦報的經歷，曾經是報紙的主編，還常常自己寫文章。

這充分說明，一個政黨或一個領袖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重視宣傳、重視思想發動，沒有輿論優勢，就無法使自己的理論、思想、觀點深入人心，甚至無法讓自己的隊伍達成共識。

毛澤東不僅是戰爭藝術大師，也是輿論藝術大師，深諳「槍桿子」和「筆桿子」結合的魅力。

他說：「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

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長征途中，紅軍把許多對自己不了解、不理解，甚至有敵意的人，變為自己的朋友。

外國人口述長征的唯一書籍《神靈之手》的作者叫魯道夫·艾爾弗雷德·博斯哈德·勃沙特，中文名叫薄復禮，是一位英國籍傳教士。

1934年10月，薄復禮在傳教途中被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部隊紅六軍團以「間諜」之名扣留。

隨後，他「吃盡了他一輩子也沒有吃過的苦」，跟隨蕭克、王震等一起行軍，直至1936年4月釋放，前後共計16個多月，完成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

被釋放後的薄復禮曾對貴州遵義的教友講述他對紅軍的良好印象：「紅軍對窮人很好，在艱苦的長征途中，時時忘不了幫助那些貧窮的人們。

紅軍打仗勇敢、頑強，指揮官都很年輕，蕭克將軍只有20多歲。

紅軍戰士對我很好，行軍時，蕭克將軍還特別為我準備了一匹馬。

」

1936年8月，薄復禮在英國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神靈之手》，講述了他隨紅六軍團行軍的過程，成為西方最早介紹紅軍長征的作品，比《紅星照耀中國》還要早一年。

1939年，薄復禮夫婦輾轉美國、加拿大、日本，再次返回中國，回到被紅軍扣留的地方進行傳教。

於無聲處聽驚雷

甘肅環縣曲子革命紀念館裡展出的紅軍當年使用的物品

發掘歷史的記憶是為了明天的創造，弘揚革命的過去是為了未來的輝煌。

斯諾作為拉開紅色中國帷幕、架起中美人民友誼橋樑的先行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在特殊情況下或者重大歷史轉折時期的「代言人」。

斯諾具有超出一般人或者一般記者的「獨立品格」和堅持說真話的精神，這是人類最寶貴的品格和精神。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堅定文化自信，我們今天的文學創作，包括新聞出版工作，應該怎麼來做？我認為需要把握好三個關係：第一，宏觀與微觀的關係；第二，歷史與現實的關係；第三，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在生活中，許多平凡小事，只要細心琢磨，有時會變得深刻起來。

在血雨腥風、槍林彈雨的戰爭環境中，在千難萬險、千辛萬苦的長征途中，竟有多位紅軍將士做到了天天堅持寫日記。

仔細想一想，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蕭鋒將軍是紅軍乃至共和國將帥中寫日記跨越時間最長、數量最多的人。

他自1928年參加革命直至去世，64年如一日，不間斷地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和指揮、參與的1365次戰役、戰鬥經歷。

1984年2月，當他把自己所有的日記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博物館的時候，人們都驚異地問他：「是什麼力量使您能持之以恆64年?」將軍堅定且自信地回答：「是信念！信念支配著行動。

有了堅定的革命信念，就不會把記日記看成是平常的事情。

」當他詳細記錄了紅一軍團367天長征歷程的《長征日記》公開出版的消息傳到海外時，日本作家、《周恩來》一書的作者岡本隆三專程來北京拜訪他，連聲驚嘆：奇蹟！這是世界的奇蹟！

是的，這的確是奇蹟。

沒有上過一天學的蕭鋒，是在革命征途中自學成才的。

1928年，當他所在的部隊打了一個大勝仗需要作戰鬥匯報時，他是唯一識字的人，被戰友們趕鴨子上架般地在油燈下，一筆一畫地寫下了第一篇戰鬥日誌。

短短200多字，他整整花了3個多小時，且有一半的字不會寫，只好用「○」來替代。

革命理想高於天。

重溫紅軍日記，穿越80年的時空，字裡行間，我們仿佛看見那條地球上的紅飄帶由南向北飄拂的滄桑畫卷。

我們今天書寫歷史，是要書寫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那部分，書寫推動歷史進步，並有利於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

以文學方式介入歷史，創作者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還必須以戰略的眼光、理性的思考、理論的勇氣，從外部枝節看到內部核心、從現象看到本質、從局部看到全局、從有限看到無限、從中國看到世界，從而準確、科學地把握歷史和現實。

歷史寫作的最高境界，就是吸取人類智慧，化間接經驗為直接經驗，以大歷史的深度和大戰略的高度切入歷史細節，盤點得失、以史為鑑、鑑古知今，讓讀者了解當代世界形成過程和世界秩序發展歷程，引導人們懂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文學是人學。

文學是通過人物和故事來引導人、影響人的，使讀者實現精神和心靈的凈化和現代化。

也就是說，文學既要有趣，更要有益。

有益，就是要有益於世道人心。

當下是泛閱讀、碎片化閱讀的時代，我認為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現象，是一個過程的插曲，未來必然會回歸到人類與文學之間相互溫暖的正常狀態。

讓歷史照亮未來

記者：201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您的長篇文獻性報告文學《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長征敘述史》，那一年正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

這本書圖文並茂，看起來一點兒都不累，而且一些照片和史料，一看就知道是很珍貴的。

這本書的後記里還收錄了幾首您寫的詩，《謁紅軍碑林》《你的名字叫紅》《英雄》等，能夠感受到您創作時是充滿感情的。

丁曉平：那幾首詩是2016年我受中國作家協會邀請，參加「中國作家重走長征路（紅四方面軍）採風團」時寫的。

2016年5月底至6月初，共10天行程，其中8天行軍。

採風團從四川成都到巴中，經恩陽古鎮、通江、毛浴古鎮、空山、蒼溪，再回成都，經汶川、薛城、卓克基、馬爾康、紅原、班祐、若爾蓋、花湖、郎木寺，進入甘肅，經迭部、茨日那、臘子口、哈達鋪、蘭州，抵達會寧，全程2500公里，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1/5，令我終生難忘。

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現在也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

無論是寫作《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這本書，還是重走長征路，對我來說都是一次長征精神的洗禮。

《世界是這樣知道長征的》出版後，各界評價很高，認為這本書系統挖掘和研究了國內外記述長征的早期珍稀罕見的書報刊史料，用300多幅文獻圖片、100多種國家一級文物，講述了20世紀30年代長征早期著作的寫作、編輯、翻譯、出版和傳播以及產生巨大影響的歷程，填補了長征研究的一些空白。

我們今天可以無限地接近全部的長征，卻無法重敘長征的全部。

但我們可以通過歷史遺留下來的文物，包括紅色旅遊景點等，重溫或重走長征路。

重走長征路的目的，是通過重返歷史上的現場，從精神上感受當時。

紅色旅遊景點其實就是歷史的一個現場。

通過精神的傳承、當事人的回憶，把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場，與歷史的真實進行有效的、時空上的嫁接，通過歷史作用到現在，讓想像中的歷史變為可以觸摸到的歷史，歷史便有了現實感、有了溫度。

所以一些歷史學家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這句話的意思是：歷史通過個人感受，與個人的心靈產生了回應和共鳴，歷史就在人心中復活了。

如果歷史沒有通過一個故事、一本書、一首歌曲、一個地點，比如紅色旅遊景點在人心中復活，那個歷史就是「死的」，就無法對一個人的精神產生作用，也就無法讓人感受到歷史的精神力量，就沒有價值。

找到價值，歷史才能對當前、甚至對未來產生影響。

這種影響是無形的，往往是融匯在我們的血液里，成為一種精神的傳承。

記者：您覺得各地紅色旅遊景點的建設水平總體上怎麼樣？

丁曉平：我參觀過的紅色景點都是很不錯的，普通遊客很多，各地都很重視。

人們重溫那段歷史，表達對先輩的敬仰之情。

湖南韶山的毛澤東故居每天有那麼多人排隊去參觀，很多不是組織去的，而是人們自發去的。

為什麼這些紅色景點今天還有這麼多人去看？我想，有價值，人們才會去看。

這些紅色景點反映的人或事，是先輩們在尋找真理、尋求進步、探索中華民族崛起過程中的紀念物，這其中的精神是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那麼多的革命先輩，將個人命運緊緊地與國家、民族命運聯繫在一起，做出了歷史貢獻。

如果不是這樣，一個人僅僅是個人取得了某種成就的話，人們懷念他的心情會截然不同。

紅色旅遊也是一種宣傳，是一個很好的黨史、軍史、國史教育的平台，不是一個簡單的旅遊項目。

縱觀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我們應該看清的一個歷史真相是，無論是旅遊部門推動發展的紅色旅遊，還是有關部門以各種方式進行的宣傳，到底要宣傳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吸收歷史的正能量，踏準時代的節拍，挖掘歷史中能夠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精神，讓人民群眾傳承和接受。

記者：可能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向年輕人宣傳那段歷史，進而讓紅色精神得以傳承。

丁曉平：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一般的創作技巧外，我認為核心是這些故事能夠真正給讀者帶來精神上的享受，很多時候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但真正的經典永遠都不會過時。

新中國成立之初拍攝的電影、創作的歌曲，許多都很經典，因為那個時代的作品乾淨、從容、遼闊，能夠打開人的心胸，是不俗的，而且有雅的、精神層面的追求，我覺得比現在的流行作品好很多。

當然雅俗共賞是最好的。

我們從小都看過很多紅色故事，比如《七根火柴》《金色魚鉤》等，特別難忘。

去年我重走長征路，經過了《金色魚鉤》故事發生地，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

真實的故事永遠比虛構的故事要精彩。

距離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越遠，事件的原貌往往不是越來越模糊，而是越來越清晰，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會對那些歷史事件更感興趣、更有熱情。

人不可能總是活在歷史中，我們也不期望現在的青少年都活在過去的苦難中，那就失去革命的意義、也失去教育的意義了。

我們的目的是不忘初心，繼續前進，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的腳步必須向前邁，眼睛必須向前看，但我們也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既不要妄自菲薄，更不應該妄自尊大，要讓歷史的火炬照亮前進的道路。

我們務必要清楚：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到哪裡去？只有這樣我們才知道肩負的責任和使命。

我們要牢牢記住過去的道路是曲折的，以保證未來不會出現大的失誤，或者犯曾經犯過的、類似的錯誤，不讓前進的道路上增加人為的曲折。

當下不是文學的盛世，是一個淺閱讀、娛樂變成「愚樂」的時代，存在數量繁榮、質量下降現象。

更為嚴重的是，許多作品越來越假、越來越淺薄了，作家的格局和情懷越來越小了，在盲目模仿西方的文學理論和創作方法中丟失了自我。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一部作品，只有給人民和人類帶來溫暖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才會成為偉大的作品。

歌德說，「如果想寫出雄偉的風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偉的人格。

」縱觀古今，經典作品無一不展現出創作者崇高的靈魂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

無論是回溯歷史還是直面現實，文學與時代的關係都是緊密纏繞的，兩者都是極其複雜的存在，文學若要與時代同步，甚或走在時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種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懷、精神、氣魄，從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來。

記錄歷史、書寫歷史，在我看來，就是要以寬容的眼光，正視歷史的局限，辯證分析，不當事後諸葛亮，在堅持歷史現場細化的同時，堅持可信的現代解讀，從個體的記憶和公共輿論中，聆聽那些被歷史煙雲所湮滅的聲音，感受悲喜交集的歷史表情，省察波瀾壯闊的人物命運，繼承和弘揚民族的精神之光。

原題：《回望長征 砥礪前行》

攝影：記者 陳晨

編輯：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