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丨《中國故事:中華文明五千年》第八章:腐敗為禍辭官尸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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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85 年冬天,天寒地凍。
在距離東漢都城洛陽不到 50 里的黃河岸邊,司馬直停下了腳步,準備書寫生命中的最後一道奏摺。
幾天前,當司馬直接到朝廷任命自己為巨鹿太守的詔書時,周圍人們紛紛向他賀喜,而他心中卻無比痛苦。
太守是東漢各郡的最高行政長官,按照當時的規矩,他在上任之前,必須先向朝廷繳納 2000 萬錢。
考慮到司馬直的廉潔名聲,漢靈帝給他特別優惠,減少到 300 萬錢。
但這 300 萬錢相當於司馬直 19 年的俸祿,如果不是漢靈帝開恩,還要按原價交足 2000 萬錢,這相當於他 128 年的俸祿。
對於兩袖清風的司馬直來說,就是傾家蕩產也交不起。
圖 8-1 《漢靈帝西邸鬻爵》,〔明〕張居正《帝鑒圖說》插圖
司馬直多次上書請求辭去官職,都沒有得到批准。
官必須做,錢必須交,因為漢靈帝正等著用這些錢來修繕宮殿,為此朝廷還在洛陽一個叫西園的地方,成立了賣官鬻(yù )爵的專門機構。
(圖 8-1)
在朝廷的再三催促下,司馬直不得不啟程赴京,然而每向洛陽邁近一步,心中的痛苦便增加一分,剩下的路,他無論如何也走不下去了。
也許用生命勸諫,才能讓皇帝驚醒吧,司馬直心中企盼著。
寫完了奏摺的最後一個字,他正了正衣冠,朝洛陽的方向跪下來叩頭行禮,然後端起面前的毒酒,一飲而盡。
洛陽的皇宮中,當這份奏摺呈遞到漢靈帝手中時,他看到了司馬直的痛苦:「為民父母官,反而要盤剝百姓,以滿足陛下的苛求,我於心不忍呀。
」猶豫了好久,漢靈帝下令暫停賣官。
然而僅僅幾天之後,西園門口又排起長隊,天天車水馬龍,門庭若市,買官賣官愈加變本加厲了。
這群排隊買官的人也許想不到,還有一條捷徑,通過走後門,能拿到更加優惠的折扣。
崔烈就是受益者,出身於名門望族的他,當過郡守和九卿等官,頗有作為,官聲不錯,卻一直升不上去。
他通過漢靈帝保姆程夫人的關係, 花了500萬錢,買下了司徒的官位。
在當時, 太尉、 司徒、司空稱為三公,總領百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朝廷冊封典禮上,看到崔烈滿面春風的樣子,漢靈帝有些後悔地說:「這個官賣虧了,本來應該要他 1000 萬錢的。
」
圖8-2 明代木刻版畫 《崔烈銅臭》 , 出自 《瑞世良英》卷二(《後漢書·崔烈傳》載:東漢名士崔烈因以五百萬銅錢買司徒一職,聲譽大損。
崔烈問兒子崔鈞:「人們對我當上三公有何議論?」崔鈞據實相告:「論者嫌其銅臭。
」)
官職來路不正, 崔烈不免有些心虛,他讓兒子打聽人們對他的看法。
兒子直言不諱地說,人們嫌他買來的官有股銅臭味兒。
(圖 8-2)崔烈惱羞成怒,揮起拐杖打向兒子。
後來崔烈官拜太尉,繼任者曹嵩為了買太尉這個官位也花了巨資。
每次提及此事,曹嵩的兒子曹操都為父親感到臉紅。
賣官鬻爵的政治腐敗加速了東漢的滅亡,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提到,漢靈帝的做法讓人痛心疾首。
公元 265 年,司馬氏取代曹魏政權,建立西晉。
公元 280 年,在經歷了近百年的戰爭和分裂之後,古老的中國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實現了新的統一。
在晉武帝司馬炎看來,四海昇平,經濟社會漸漸恢復了生機,他志得意滿。
公元 282 年春天,司馬炎率文武百官在都城洛陽的南郊祭祀。
祭祀儀式結束後,司馬炎當眾問主管監察的大臣劉毅,自己可以和漢朝哪位皇帝相提並論。
沒想到劉毅毫不客氣
地將他比作漢桓帝、漢靈帝,並指出漢桓帝、漢靈帝賣官,錢是入了國庫,而司馬炎賣官,錢是裝進了自己的腰包,這樣看來,其實還不如他們。
史書記載,西晉時期,綱紀大壞,賄賂公行,忠賢路絕,小人得志,權勢家族,互相薦舉,天下稱之為互市。
所謂互市就是交換,賣官鬻爵,權錢交易。
貪腐受賄大行其道,官員選拔講究利益交換,如同做買賣一樣平常。
賣官鬻爵的泛濫,使金錢成為最有吸引力的東西。
錢本來是物品流通的媒介,在當時卻成了無所不能的神物。
痛感於社會風氣的敗壞,南陽隱士魯褒寫了一篇著名的 《錢神論》 , 文中寫道, 洛陽城中的富貴人家, 身居官位的那些人, 對於
「孔方兄」的熱愛,從來都不曾停止。
有錢的,可以化危機為平安,可以讓死的復活;要是沒錢了,那貴的就要變成賤的,活的也會生生被殺。
所以,和人打官司,沒有錢就無法勝訴;勢孤力單, 沒有錢就不會被提拔;愁怨忿恨, 沒有錢就無法化解;好的名聲,沒有錢就不會被傳播。
有了錢,甚至可以役使鬼神,何況是人呢?《錢神論》辛辣地諷刺了官僚貴族們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現象,是西晉社會風氣的真實寫照。
作為正直的監察官員,劉毅在毫不客氣地指責皇帝的同時,也在苦苦探尋著問題的根源,他把矛頭對準了九品中正制。
在選官制度上,東漢施行察舉徵辟制度,由地方官員每年推薦人才,標準以德行、經學、鄉閭清議為主。
東漢末年,官員推薦多為世族大家所壟斷,他們沽名釣譽,弄虛作假,當時有童謠諷刺說:「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雞。
」漢末戰亂四起,士人流離失所,察舉徵辟制度漸漸被廢棄。
在選拔官員的制度上,西晉延續了曹魏時期開始施行的九品中正制,起初選拔標準是家世、品德、才能並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正官的職務漸漸被世家大族壟斷,選拔標準開始發生變化,變成僅僅重視門第出身。
在這種制度下,清官不會因為廉潔而升職,貪官也很難因為貪腐受到貶謫。
劉毅認為這種制度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情形,導致了社會不公平、弄虛作假、黨同伐異、風俗污濁等亂象,還助長了投機鑽營的惡劣風氣。
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再有才華,也很難受到重用,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就是這種制度的受害者。
晉武帝太康年間,洛陽的人們突然發現紙張供不應求,洛陽一時紙貴,大家都在傳抄一篇名為《三都賦》的佳作,而這篇氣勢雄渾、辭藻壯麗的文章的作者就是左思。
左思歷時10年, 寫出了 《三都賦》 , 分別是 《吳都賦》 《魏都賦》 和 《蜀都賦》,不只是寫三國時魏都鄴城、蜀都成都、吳都南京,更描繪了魏、蜀、吳三個國家的概況和興衰的道理。
如果在漢朝,左思也許會因為才華被地方官舉薦,被朝廷徵召為官。
如果在三國時期,尤其是曹操手下,他也許會因「唯才是舉」而得到重用。
然而在西晉,即使左思名滿天下,但因為他不是門閥士族出身,又沒有足夠的錢來買官,所以一生鬱郁不得志。
在《詠史》詩中,左思寫道:「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高大挺拔、鬱鬱蔥蔥的松樹,可惜長在山澗里;而柔軟低垂、弱不禁風的小苗,僥倖生在高山上。
這就註定了松樹一輩子處在小苗之下,對它點頭哈腰。
字裡行間,充滿了出身低微的士人在士族門閥制度下的苦悶與憤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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