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要看，這本書七天之內便被翻譯出版

什麼書要三天譯竣、七天出版？

著名作家、翻譯家蕭乾先生在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中寫道：「……幹校解散了，我和其他一些外文幹部被編入翻譯組——由於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我們都未能調回原單位。

選題是由各個出版社提供的，以西方軍事政治文獻為主。

……一次，毛主席傳令要看《拿破崙論》，我們是在幾天之內日夜趕譯出來的。

」蕭乾先生的夫人文杰若先生亦補充說：「《拿破崙論》是毛澤東主席急著要看，幾個人夜以繼日地搶譯的，三天譯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

」

蕭乾先生

三天譯竣、七天出版，這在中國出版史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案例，這本《拿破崙論》在眾多的拿破崙傳記中並不顯眼，卻唯獨受到毛主席的鐘愛，主席在晚年親自指派蕭乾等人緊急翻譯出版此書，使這本篇幅精悍的拿破崙傳記因為對了解主席的晚年心態與思想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而備受關注，加之其出版過程之迅速，翻譯筆法之精美，給這本書增添了不少傳奇色彩。

那麼，這本書到底是什麼樣的呢？這本書的作者是艾利・福爾（Élie Faure，1873—1937），法國文論家、藝術史家，其最主要的著作為五卷本《藝術史》（1919—1921）。

這本《拿破崙論》法文本出版於1921 年，中譯本是根據傑弗里的英譯本翻譯的。

在書里，福爾以拿破崙支持者和崇拜者的立場，對拿破崙的人格、個性、軍事藝術、政治觀點、治國方略和人際關係等等方面進行了激情洋溢的辯護，憤怒駁斥了反動陣營對拿破崙的種種攻擊、謾罵和譏諷，在卷帙浩繁的拿破崙研究著作當中別具一格。

毛主席何以在晚年對拿破崙如此感興趣？又為何如此著急地需要閱讀此書？這就不得不說起毛主席對拿破崙的認知歷史、態度轉變、研讀歷程與最終評價。

毛澤東與拿破崙

西方各國的歷史，毛澤東最熟悉法國近代史。

在法國近代史中，他最感興趣的是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歡談論的政治人物是拿破崙。

毛澤東明確表示過，「拿破崙對我們很有影響：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過」（《毛澤東會見弗朗索瓦•貝納爾率領的法國議員代表團談話記錄》1964年1月30日)。

清末民初，有兩個外國歷史人物在中國政壇和知識界享有特殊盛譽，一個是美國的華盛頓.一個是法國的拿破崙。

當時的人們，顯然是把華盛頓和拿破崙這樣的人物當做解國危於倒懸的希望。

譬如，1903年益新譯社和上海文明書局分別發行兩種題為《拿破崙》的傳記，前者的「譯序」一開始就說：「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崙為第一?稍知學問者，無不震之於拿破崙之名」。

後者的「傳序」說得更徹底：「中國人心之不振久矣，醫國者無術以喚之起，不得不藉助於人。

拿破崙其扁鵲乎?」

毛澤東早年讀談拿破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

1910年他在湘鄉東山小學堂讀書時從同學那裡借來一本《世界英傑傳》，讀到華盛頓、拿破崙這些人物的事跡，曾感慨地說：「我們中國也需要這樣的人物」。

從其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的回憶中，反覆出現當時「只知道」，很「相信」，覺得「了不起」，是「英雄」，「中國也需要」等等，表明華盛頓和拿破崙，已經成為毛澤東早年思想旅途中兩個難忘坐標。

然而，拿破崙於法國大革命開始10年後的1799年發動政變，後來又改行帝制，搞軍事獨裁，不斷地對外發動戰爭，企圖把大革命的成果連帶法國的利益擴展到整個歐洲。

五四運動前後，站在中國這樣的弱國立場看拿破崙，其英雄形象自然要打不少折扣，青年毛澤東也稱其「拿翁，豪傑也，而非聖賢」，其非聖賢之處就在於缺乏功業之外的真理追求。

延安時期，毛澤東研讀拿破崙，更多地傾向於從軍事理論與戰略得失的角度分析和評價拿破崙。

在精讀《戰爭論》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拿破崙的軍事指揮藝術有了更多的了解。

克勞塞維茨參加過歐洲反法聯盟對拿破崙的戰爭，他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間所發生的130多個戰例，並總結了自己所經歷的對拿破崙的幾次戰爭的經驗才寫成《戰爭論》。

該書對毛澤東影響很大的觀點除他經常引用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外，還有戰略上最重要的準則是集中優勢兵力，防禦和進攻是互相轉化的等等。

拿破崙的勝利經驗與精妙決策為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的成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營養，而對拿破崙的軍事失誤和最終的失敗的反思與分析也給中國革命產生了一定的警示意義。

晚年毛澤東對拿破崙的興趣也絲毫沒有減弱。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先後與台灣、日本、韓國簽訂雙邊條約，以及同其他周邊國家簽訂《馬格達條約》、《東南亞條約》等，在中國的東、南、西三面形成了包圍圈。

60年代後期中蘇兩國關係惡化，蘇聯在中國的北部又陳兵百萬。

這些，不僅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威脅，即使外國人也看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環境，並且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處境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情形聯繫起來。

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說到法國大革命「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時，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便直接比喻說：「當時我們被包圍的形勢比現在中國被包圍的形勢還要嚴重，整個邊界上都是武裝的軍隊」。

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又明確講：新中國成立後，一度「全世界都反對我們，主要是兩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蘇聯。

美國說我們比希特勒還要壞。

阿登納在回憶錄里說，赫魯雪夫請他幫助反對中國。

他把這個話講給戴高樂將軍，講給杜勒斯，總而言之逢人就講。

他高興赫魯雪夫反對中國。

所以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

蘇聯野心很大呢。

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

隨後，毛澤東便和蓬皮杜談起拿破崙稱霸歐洲而遭受失敗的具體情況。

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

立足於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毛澤東肯定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打破歐洲五次反法聯盟的正當性，但拿破崙後來超出為捍衛革命成果而戰的範圍，去侵占別國領土，性質便發生了變化。

雖然多數戰役的勝利不斷增強了法國的地位，但始終無法實現獨霸歐洲的目標。

這時候的拿破崙，在毛澤東心目中也就成為了「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的談話記錄》1970年5月11日)，甚至是「大殖民主義者」（《毛澤東會見義大利共產黨(馬列)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8年8月13日)。

不知道毛澤東在作出這些評價的時候，心裡是不是想著當時被他認為「野心很大」的國家，以及試圖「推動蘇聯向中國」的國家。

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凡是野心勃勃地侵占別國的國家，結果都會失敗。

1975年毛主席會見越南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毛澤東讀談拿破崙，既是「我注六經」，也是「六經注我」，由此形成他在長達60年的時間裡不同階段的思考重點：年輕時從聖賢理想角度來援引和議論拿破崙的人格形象，延安時期立足抗戰需要來探討拿破崙軍事指揮的戰略戰術，新中國成立後從國內外形勢出發總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革命經驗，晚年則根據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來思考拿破崙在國際戰略上的失誤。

這種閱讀，實際上是歷史和現實的對話，是思想和經驗的交流。

書被讀活了，歷史人物也被瀆活了。

反過來說，也只有拿破崙這樣曾經影響過歷史並在許多方面留下遺產的人物，才可能在後人不斷地閱讀和思考中，綿延出這些豐富的側面，不斷地鮮活起來，從而和後人的實踐有了某種精神上的關聯。

（本文部分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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