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兩則——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兩則

編者按

近些年，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抬頭以及朝鮮不斷加快核武器研發的進程，致使中國的周邊安全局勢也日益複雜嚴重化。

今天保馬截取陳晉老師的《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一書中關於「霸權主義」和「核武器」的兩則以饗讀者，使讀者知曉，在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面對蘇聯，美國兩強的威脅，毛主席是如何通過讀書和談話來吐露自己的觀點與立場，並彰顯出中國不懼怕霸權國家侵略威脅的信心。

感謝陳晉老師授權保馬微信發表。

文末附陳晉老師在保馬發表文章的連結。

晚年的政策不那麼高明〔讀各種版本的拿破崙傳〕

【原文】

(略)

【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他(拿破崙)是偏要侵略別的國家的。

他吃虧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樹立了太多的敵人。

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同他作戰。

法國當時的人口是2800萬，這是講法國本土。

當時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都被他占領了。

後來他還占領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這以前還占領過埃及和敘利亞。

他占領得太多了。

樹敵太多。

——摘自毛澤東1968年6月21日會見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的談話記錄(見《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拿破崙晚年的政策不那麼高明。

一個不該占領西班牙，引起廣大的農民游擊戰爭反對他。

二不該去打俄國。

不曉得為什麼，不論拿破崙也好，希特勒也好，到了俄國就不行了。

——摘自毛澤東1973年6月22日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穆薩·特拉奧雷的談話記錄(見《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他反對英國，封鎖英國貨物的政策搞得不好。

結果封鎖不了。

主要在棉布、白糖、咖啡這些物資。

再呢，海軍不該跟英國海軍打。

如果保存海軍，拿破崙最後失敗了，也可以跑到美國去。

——摘自毛澤東1973年9月12日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的談話記錄(見《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你讓人家來，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

現在我是事後諸葛亮。

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生，又沒有當他(拿破崙)的參謀長。

我是打過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幾年仗。

所以誰要來打，人要想一想。

——摘自毛澤東1972年7月10日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見《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三期)

法國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監獄」

【精講】

對拿破崙失敗原因的解讀是毛澤東晚年談論拿破崙的主要話題，這是與他當時對國際局勢及中國處境的判斷有關。

毛澤東在總結法國大革命經驗時，多次談到歐洲各國的干預和包圍，不能不讓人想到新中國成立後長期被封鎖包圍的現實。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先後與台灣、日本、韓國簽訂雙邊條約，還同其他周邊國家簽訂《巴格達條約》、《東南亞條約》等，在中國的東、南、西三面形成了包圍圈。

60年代後期中蘇兩國關係惡化，蘇聯在中國的北部又陳兵百萬。

這些，不僅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威脅，外國人也看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環境，並且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處境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情形聯繫起來。

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時，說到法國大革命「整個歐洲都反對你們，打到巴黎附近」時，法國駐華大使馬納克便直接比喻說：「當時我們被包圍的形勢比現在中國被包圍的形勢還要嚴重，整個邊界上都是武裝的軍隊。

」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時又明確講：新中國成立後，一度「全世界都反對我們……主要是兩個國家，一個美國，一個蘇聯。

美國說我們比希特勒還要壞。

阿登納在回憶錄里說，赫魯雪夫請他幫助反對中國。

他把這個話講給戴高樂將軍，講給杜勒斯，總而言之逢人就講。

他高興赫魯雪夫反對中國。

所以我們總感覺西方各國有一股潮流要推動蘇聯向中國。

蘇聯野心很大呢。

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

隨後，毛澤東便和蓬皮杜談起拿破崙稱霸歐洲而遭受失敗的具體情況。

立足於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毛澤東肯定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打破歐洲五次反法聯盟的正當性，但拿破崙後來超出為捍衛革命成果而戰的範圍，去侵占別國領土，性質便發生了變化。

雖然多數戰役的勝利不斷增強了法國的地位，但始終無法實現拿破崙獨霸歐洲的目標。

這時候的拿破崙，在毛澤東心目中也就成了「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甚至是「大殖民主義者」。

不知道毛澤東在作出這些評價的時候，心裡是不是想著當時被他認為「野心很大」的國家，以及試圖「推動蘇聯向中國」的國家。

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凡是野心勃勃地想侵占別國的國家，結果都會失敗。

關於拿破崙失敗的原因，除了前文引用的談話外，毛澤東從政策和戰略角度還有不少具體評述：

拿破崙時農民擁護，後來的政策就不好了。

他犯了兩個錯誤，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虧，西班牙家家戶戶打游擊，然後是打俄國。

他和英國是死對頭，也不講一點妥協……得罪的人太多了。

拿破崙後來的政策是不好的。

(毛澤東1970年5月1日會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談話記錄)

(拿破崙)這個時候力量就不足了。

他的失策是不應當進攻俄國和西班牙。

西班牙用游擊戰爭牽制了法國二十萬還是四十萬軍隊。

(毛澤東1970年10月14日會見法國前總理德姆維爾的談話記錄)

後頭拿破崙占領了差不多整個歐洲。

此人後頭犯了錯誤，政策也是不大對了。

第一是不該去占那個西班牙，第二是不該去打俄國。

又是冬天，你不能過冬。

入冬為什麼不可以呢?俄國人燒房子，就沒房子住。

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崙還犯了一個錯誤。

他的海軍比英國弱，跟英國打了一仗，就被消滅了。

(毛澤東1972年7月10日會見法國外長舒曼的談話記錄)

拿破崙占領埃及，激發了人民的革命感情。

拿破崙不該殺死幾千投降的軍隊。

(毛澤東1973年9月23日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的談話記錄)

毛澤東反覆復談論的這些，有對歷史的總結，有對英雄的惋惜，有立足現實國際關係的考慮，更透露出中國受到當時霸權國家威脅的一種特殊心境。

什麼心境呢?毛澤東1972年7月10日同法國外長舒曼討論拿破崙失敗時說的一段話，或許傳遞出一些信息：

顯然，毛澤東晚年談論拿破崙四面樹敵的國際戰略，已經同20世紀70年代美蘇稱霸世界的國際格局，以及中國當時面臨的戰爭威脅，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

從強大的拿破崙軍隊的最終失敗中，他看出失道寡助的歷史規律，而他的談話，彰顯出中國不怕霸權國家威脅的信心。

他是不大讚成核武器的〔讀泰勒《音調不定的號角》〕

泰勒在朝鮮和我們打過仗，他寫的《音調不定的號角》，大家有機會最好看看。

在這本書里，他批評杜魯門和艾森豪過去不重視常規武器戰爭。

他認為，又要打原子戰爭，又要打常規戰爭，叫喊打原子戰爭，但又不打，這就叫做音調不定。

——摘自毛澤東1963年7月會見古巴訪華代表團的談話記錄

現在我們也研究美國的軍事著作。

美國駐南越大使、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寫了一本書，叫《不定音的號角》(即《不定的號角》，又名《音調不定的號角》——引者注)。

看他那本書的意思，他是不大讚成核武器的。

他說，在韓戰中沒用過，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沒用過，他懷疑以後的戰爭能夠用這種東西制勝。

他要爭陸軍的人數和用費，但是同時說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發展。

他說陸軍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萬人。

陸軍要堅持陸軍的人數，空軍要多搞飛機、多搞核武器，海軍有海軍的主張。

他代表陸軍，要爭取陸軍的優先權。

現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實驗的機會。

他是去年六月去南越的，還不到一年，不如在朝鮮呆(待——引者注)得久。

他會取得經驗的。

我已經看到美國軍隊怎麼對付南越游擊戰爭的條例，無非是講南越游擊戰爭的許多長處和許多缺點，然後說消滅游擊隊是有希望的。

——摘自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文集》)

毛主席與斯諾交談

【精講】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不斷加劇的情況下，毛澤東很關注美蘇兩國的國際戰略，關注它們在軍事戰略上的一些思考和決策，並且分析建言者和決策的背景。

他重視《音調不定的號角》一書，即為一例。

《音調不定的號角》，又名《不定音的號角》，是泰勒20世紀60年代所寫的一部軍事著作。

在這部著作中，泰勒建議美國政府用靈活反應戰略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

馬克斯韋爾·泰勒(1901—1987)，生於密蘇里州基茨維爾，畢業於美國陸軍軍官學校(西點軍校)和陸軍軍事學院。

1937年任美國駐華副武官。

1942年任第82步兵師(後改為空降師)參謀長。

1943年率部參加西西里島登陸戰役。

1944年任第101空降師師長，率部參加諾曼第登陸戰役、「市場─花園」戰役和阿登戰役。

戰後，1945年任美國陸軍軍官學校校長，1949年任美國駐歐洲武裝部隊參謀長，1951年任陸軍副參謀長。

1953年任侵朝美國第8集團軍司令，晉上將。

次年任駐遠東美軍總司令。

1955—1959年任陸軍參謀長。

1961年7月任甘迺迪總統的軍事顧問。

1962年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1964年任駐越南大使，在越南奉行戰爭升級政策。

1965—1969年任詹森總統特別顧問。

著有《音調不定的號角》、《靈活反應》、《劍和犁》等。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蘇核武器已發展到雙方都能在幾分鐘內摧毀對方的水平。

當時有人估計，如果核戰爭爆發，在開頭的十八小時內死亡的人數即可達到十五億。

這一情況改變了人們對戰爭的觀念。

同時，由於大規模報復戰略使北約常規力量的地位下降，北約成員國用於常規軍備的費用普遍削減，從而拉大了北約與華約在常規軍事力量方面的差距。

「大規模報復」戰略成了「既不敢打核大戰，又不能打小戰」的戰略，走入了死胡同。

為尋求新的出路，軍事理論家紛紛著書立說，其中基辛格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泰勒的《音調不定的號角》指出美國戰略單純依賴大規模報復的弊端，提出戰略上多種選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中，從外交的角度批評「大規模報復戰略」中的所謂「威懾」與提出者的意圖相反，是真正放棄了外交的主動權。

他強調，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是外交戰略的一個工具，只有在有限戰爭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為達成國家的目標服務，並為美國重新奪回戰略主動權。

泰勒則從戰略的角度觀察並批評「大規模報復戰略」。

他在1957年出版的《音調不定的號角》一書認為，大規模報復政策只有在蘇聯尚未擁有可與美國媲美的核力量時才是合適的。

當蘇聯的核實力已達到相對均勢時，大規模報復戰略就成了一個障礙，因為它使常規部隊像歐洲的北約部隊那樣淪為引發核大戰的導火索。

泰勒認為，除非美國願意對敵人發動大規模襲擊並承受由此而招來的反擊，否則「大規模報復戰略」就意味著我們不能介入蘇聯可能煽起的任何有限戰爭。

事實上，敵人可以通過恐嚇、在外交上利用人造地球衛星造成的聲勢、發動有限的灌木林火式戰爭以及煽動內部革命，把自由世界的其他國家逐個蠶食掉。

泰勒還認為，現有的核力量已可造成十倍「超量毀傷」。

這種觀點對陸軍和海軍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們支持他的限定並削減轟炸機和飛彈力量的要求。

削減後的這些力量仍將足以提供核威懾力量——極為重要的「空中原子」盾牌。

因此，恢復了活力的陸軍、海軍常規部隊就可以在這種盾牌的保護下去應付有限戰爭。

因此，泰勒建議，用「靈活反應」戰略來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

他的這一戰略主張為甘迺迪政府所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