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來說說那個不羈的時代------魏晉風度上篇

這註定是一個不平常的日子，即使看慣殺人場面的洛陽百姓也是如此。

公元263年的一個夏日，在京師洛陽東面的馬市刑場，老百姓牽衣頓足為他送行。

此前，三千太學生曾聯名上書請求以他為師，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

他們渴望做最後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權臣大將司馬昭能愛惜名士，刀下留人。

這位名士隕落後，《晉書》、《世說新語》、《資治通鑑》等眾多古書一次又一次地提及他的名字，後世學者、文人、畫家對他更是高山仰止。

他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這個人就是嵇康。

以嵇康為代表的一代名士風範，被魯迅譽為魏晉風度，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每到夜半時分，洛陽城內總是迴蕩著這古樸而神秘的琴聲。

它怨恨悽惻如幽冥鬼神，風雨亭亭似戈矛縱橫，彈琴的人就是魏晉時期的大名士嵇康。

相傳嵇康曾夜宿洛陽西南的華陽亭，一位神秘過客將神曲《廣陵散》傳授與他，並且叮囑嵇康，絕不傳與他人，神曲算是找到了它真正心儀的主人。

古書上說嵇康為人，肅肅如松下風，醉酒時傾倒若玉山之將崩，因才華出眾嵇康年少時就成為聞名遐邇的大名士，他雖然官拜中散大夫，卻無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間，在距洛陽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雲台山，嵇康常來此悠遊盤桓，撫琴長嘯。

與他一起郊遊來往的有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們無一例外名聞京師，因七人常在雲台山下竹林聚會，人稱竹林七賢

對於他們，竹林仿佛是一片凈土，七賢在此飲酒當歌、吟詩作賦，他們身著褒衣博帶，寬袍大袖，酒酣耳熱之時或袒胸露背，或脫帽棄幘不拘禮法。

竹林七賢的共同愛好就是飲酒，酒幾乎成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徵，史載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阮籍飲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過喝酒故事最多的還是劉伶，有記載劉伶一旦喝酒上了興致，會在家中脫衣裸體，放達自樂，登門拜訪的人譏笑他有失體統，劉伶不以為然，醉眼朦朧地說到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諸位為什麼鑽進我的褲子裡來？為什麼飲酒之風如此盛行呢，這其中既有對生命強烈的留戀，也有對死亡的突如其來的恐懼。

統治者対士人首先是拉攏，如果拉攏不了就是殺，當時就有所謂的一日之間名士減半的說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繼位，他的叔叔曹爽與元老司馬懿一同輔政，曹氏與司馬兩大政治集團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馬懿趁曹爽陪曹芳離開洛陽至高平陵掃墓，起兵政變控制了京都，在隨後的大規模整治清洗中，前後被殺者多達數千人，天下震動。

從此以後司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軍政大權，殘酷政治鬥爭帶來的死亡恐懼，深深地籠罩著名士階層。

一些知識分子就有意的避開這些複雜的政治鬥爭，到竹林到一方凈土去韜光養晦。

現在南京博物院珍藏著描繪竹林七賢稀世珍寶---南朝畫像磚。

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代表人物，嵇康為曹魏姻親，娶長樂亭公主為妻，山濤則與司馬懿之子司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則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七賢的出處志向雖然各不相同。

但他們都選擇了在竹林飲酒來躲避政治風險，只有竹林這片凈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風血雨。

仔細看來除了竹林七賢畫面還多了一人，與坐姿散漫赤腳露腿的七賢完全不同，這位與七賢共處一室的人名叫榮啟期，是春秋時代的隱士，他為什麼會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晉名士做竹林之遊呢？由於他的思想行為跟竹林七賢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比較反感是原來中原地區比較多的傳統的儒教和禮教，非常崇尚玄學和清談。

相傳榮啟期精通音律，博學多才，但在政治上並不得志，年老以後常常在郊鹿裘帶素，鼓琴而歌，自得其樂。

他與七賢同屬士這個階層。

士是西周等級社會秩序下的最後一級貴族，在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革中士階層瓦解，社會身份已經非常複雜，他們雖然不再是貴族，但仍然保留著士的稱呼，保留著學習和掌握各種專門技藝的傳統，構成當時的知識群體。

士，在軍事上可任作戰骨幹，政治上任中下級官吏，文化上又學得古今知識，他們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負、有社會責任感，正因為此中國古代往往把這種知識群體稱為士。

但理想與現實總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畫家們把榮啟期與七賢並列，正是表達了他們之間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種心境。

到了漢代隨著漢武帝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社會思想主流，儒士們的言行建議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

儒士逐漸構成主要的知識群體並登上歷史舞台，他們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

東漢末年朝綱大壞，儒家士大夫不滿現狀，通過品評人物來推薦人才，來批評時政，被稱為清議。

漢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繼承了士大夫們的清議之風，孔融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破壞綱紀，倒行逆施，士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評曹操的倒行逆施。

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滿門抄斬。

因為曹操絕對不能讓這種不合作、不支持成為一種社會潮流，否則他所設下的所有的事業，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無法成功，所以殺孔融是在這個問題上具有象徵意義的，這讓人們看到原來是同一個陣營上的也是要被殺的。

政治的殘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與社會的本原，曹魏時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莊子》和《易經》為文獻骨架，會通儒、道，開創了玄學思想

他們追問本與末、有與無、體與用、性與情、形與神，名教與自然等天人之際的各種問題，應該說玄學家是帶著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這場討論的，他們借用清談的形式，圍繞著這些問題所發表的各種看法，與其說是對純粹思辨哲學的冷靜思考，不如說是對合理社會存在的熱烈追求，藉助玄學與清談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氣節，又能擔負起士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