兗州點亮曹操的建魏之路！

曹魏代漢之路既曹魏的建國之路。

從兗州之變起，一直到孔融、荀彧之死，曹魏集團在處理擁漢派士大夫有異議。

直到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位魏公，才形成以鄴城為中心的魏國—冀州—東漢帝國一股控制力由強到弱的權力結構。

至於曹丕代漢，已只是時間問題。

很遺憾，在曹魏建國之路上的幾大標誌性事件，譬如兗州之變和孔融之死等，看來都存在疑問。

01、[成型]兗州之變:

擁漢派士大夫給予曹操致命一擊

曹操作為漢末一方諸侯，其勢力成型的標誌是被兗州士大夫們推舉為兗州牧，並且得到了袁紹等人的認同，卻也是曹操遭遇了他一生最為慘痛的一次失敗：在其東進徐州攻擊陶謙期間，兗州士大夫集體叛變，推舉呂布為兗州之主。

關於兗州之變的原因，史書里是有過結論的。

袁紹建安五年發布的《討伐曹操檄文》中便有說明。

司馬光在其《資治通鑑》中的說法也和《討伐曹操檄文》大致相同。

田餘慶教授在《秦漢魏晉史探微》里也認可這一說法，並將這一變局定性為曹操集團與兗州世家大族之間的矛盾。

但其實「兗州之變起因於知名士大夫邊讓被曹操殺害」這個結論是靠不住的。

史籍中有明確的證據：

（1）《後漢書·邊讓傳》明確記載：「初平中，王室大亂，（邊）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

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

」白紙黑字，明明白白，邊讓死於建安年間（196-220），比兗州之變（194年）晚了好幾年。

（2）、孔融建安年間入許都任職，曾向曹操推薦過邊讓，稱：「（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孔融不可能把一個死人推薦給曹操。

兗州之變應該另有原因。

曹操當年能夠獲得兗州士大夫們的認可，而被一致推舉為兗州牧，自然是因為曹操此前的某些表現迎合了兗州士大夫們的政治傾向。

其後兗州士大夫拋棄曹操，再次集體推舉呂布為主，也應該從曹操、呂布以及兗州士大夫門的政治傾向方面入手分析。

02、[轉變]迎天子都許昌：

主動擁抱擁漢派士大夫

經歷了兗州之後的曹操，在對待的問題上漢獻帝有了新的打算，也喚起了對擁漢派士大夫的全新的認識和重視。

對外，曹操獲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是眾所周知的。

對內，獲得擁漢派士大夫的世家大族們的擁護，這是兩層意義。

從兗州之變時作為擁漢派士大夫們的對立面，到主動擁抱擁漢派士大夫，曹操在建安元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轉身，他重新定位了自己在這個亂世里的身份。

03、[發展]官渡之戰：

舊「學閥-權閥」體系崩潰

東漢由學術壟斷引發政治權力壟斷這一弊端，在以袁紹為代表人物的袁氏家族身上體現得極為充分。

而這一門第的取得，正是袁氏家族在《孟氏易》學說方面形成了「學閥」。

稍後袁紹在伐董聯盟中被各方諸侯一致推舉為盟主，所倚仗的也正是袁氏家族這種顯赫無匹的世家聲望。

曹操擊潰袁紹的官渡之戰，可以看做曹操集團對「學閥型」世家大族集團的一次完勝。

光武帝開啟的由「學閥」走向「權閥」的潘多拉之盒，在曹操手中被徹底關上了。

也就是說，在官渡之戰中所潰滅了的不是世家大族勢力，而只是東漢一代所形成的畸形的「學閥-權閥」體系。

所謂「唯才是舉」，正是切斷了士大夫們由「學閥」走向「權閥」的慣性路徑。

04、[鞏固]孔融之死：

對擁漢派士大夫的集中清理

平定冀州之後，曹操由兗州牧改任冀州牧，占據了帝國最富庶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隨後曹操馬上又有了新動作：準備在帝國疆域內恢復古代九州制的行政區劃。

按古制，冀州除了現有的地盤之外，還要併入現有的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隸州的東半部以及兗州、青州的一部分。

冀州牧曹操的心機顯然路人皆知。

為抵制曹操恢復古九州制的計劃，孔融拋出了他恢復古王畿制的計劃。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殺孔融。

稍後，集團內另一老牌擁漢派士大夫荀彧在壽春仰藥而死。

05、曹魏集團成型：三級同心圓結構

建安十八年，曹操已同時擁有了丞相、冀州牧、魏公三大頭銜。

這三個控制程度不一的同心圓構成了曹操架空東漢帝國，維持自己的權臣統治的骨架。

從鄴城出發，以魏郡為中心，曹操強悍的統治力穿透魏國，逾越冀州，進而輻射到了整個東漢帝國。

建安十八年的五月丙申日，實際上是曹操的公司借東漢帝國之殼上市的大日子。

從這一天開始，所謂的曹魏集團正式成型。

日後的曹丕代漢，不過只是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