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之後，誰才是起兵反抗的第一人？

公元936年，後晉高祖石敬瑭被後唐大將張敬達領兵包圍在太原，石敬瑭為了得了皇帝寶座，割讓幽雲十六州給契丹，每年進貢大批財物，拜年紀比自己小11歲的耶律德光為父皇，自己甘作兒皇帝。

正愁沒機會南下的遼太宗耶律德光喜出望外，立即領兵從雁門關南下來救石敬瑭，最後偷襲大敗後唐軍隊，殺死一萬多人。

對此種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的行徑，連其親信都押牙劉知遠也表示反對說：稱臣就可以了，稱父就太過了，多用金帛賄賂契丹就行了，不能把土地許給他們，否則以後會成為中國的大患，到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但是石敬瑭不聽從，仍然一意孤行。

惹怒了時任成德軍（今河北正定）節度使的安重榮。

安重榮，生年不詳，五代後晉朔州（今朔州）人。

小字鐵胡，安重榮從小臂力過人，能騎善射。

祖父安從義曾任利州（今四川廣元）刺史，父親安全官至振武（今內蒙古和林格爾西北）馬步軍都指揮使。

後唐清泰二年（935年），石敬瑭在晉陽舉兵反叛，為了擴充實力，取後唐而代之，派人暗地招納安重榮。

安重榮見後唐朝廷腐朽虛弱，盡失人心，敗亡已成定局，便率領麾下騎兵趕赴太原，投於石敬瑭麾下。

清泰三年（93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冊封石敬瑭為晉皇帝。

後晉國建立，安重榮被授為成德（治所在鎮州，今河北正定）軍節度使。

安重榮雖然是武人，但熟習文治的事。

剛擔任成德節度使時候，有一對夫婦控告自己的兒子不孝，安重榮拔劍交給父親，叫他殺自己兒子，父親哭著不忍心下手，而母親卻在旁邊責罵丈夫，並且搶下劍來追趕兒子。

問明原因，乃是繼母，安重榮因而勒令繼母出去，從後面殺了她。

當時，以耶律德光為首的契丹統治者，對境內北邊諸族橫徵暴斂，肆意搶掠，並脅迫各部落青壯年男子自備衣糧甲杖，揚言合力進犯中原。

各族人民一則不堪於契丹巧取豪奪，嚴刑峻法的殘暴統治，二則感到南侵出師不義，必遭失敗，故不願為契丹效命，他們中的吐谷渾、沙陀，突厥等部落首領紛紛攜帶部眾老小、牛羊、車帳、輜重，跋山涉水，不辭艱險，投奔中原王朝。

黃河流域的党項、逸利、越利諸族部落首領也遣使送上契丹授予的委任狀、詔書、旗幟等物，控訴在契丹奴役下的困頓勞苦之狀，盼望後晉王朝聯合諸部落，共同討伐契丹，後晉割與契丹的幽雲十六州的人民思歸中原之心更為迫切。

朔州節度使趙崇聯台本城將校殺掉偽節度使劉山，也企盼回到後晉懷抱。

安重榮對呻吟於契丹鐵蹄之下的人民較為同情和支持，他招誘一些少數民族部落進入塞北。

耶律德光得知此事，立即責令石敬瑭，將這些人押送回遼，並要他嚴罰保護部民的官吏。

石敬瑭拿到耶律德光的聖旨，感到左右為難，因為安重榮手握重兵，態度強硬，如若惹怒，後果不堪設想。

石敬瑭奈何不得安重榮，只好派供奉官張澄帶領兵士2000餘人，將已居住在並、鎮、忻、代一帶（今山西中部、河北西部一帶）的各族部百姓驅逐回原地，但各族部的百姓去而復來，安重榮又將他們收留，安排妥當，順勢招兵買馬，俟機發難。

後晉天福六年（941年），石敬瑭北巡鄴都，京城空虛。

安重榮致書山南東道（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節度使安從進，讓他起兵造反以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安從進一起兵，安重榮立即率部響應。

這一年，旱、蝗災害嚴重，百姓困頓不堪，安重榮以抗遼相號召，很快聚集起饑民數萬人撲向鄴都，聲言要覲見石敬瑭。

隊伍行至宗城（今河北威縣30里），與前來鎮壓的杜重威部遭遇。

雙方交戰之緊要關頭，素與安重榮有矛盾的趙彥之突然倒戈，奔降晉軍。

安重榮措手不及，大敗而逃，其將士2萬餘人皆潰散，大部分凍餓、被殺而死，只有安重榮及10餘名騎兵得以生還。

他們用牲畜皮革做成鎧甲，動員全城軍民把守鎮州城門。

杜重威派大軍重重包圍鎮州。

素日苦於後晉暴斂媚敵的鎮州軍民在外無援兵、內缺糧草的情況下奮力死戰，拒不投降，重創晉軍。

後來，安重榮手下一將領被晉軍所收買，從城西水碾門引官軍入城，守城軍民2萬餘人壯烈犧牲。

安重榮又率領僅存的吐谷渾數百名騎兵退至牙城，并力守御，終因飢困力竭，寡不敵眾而失敗。

安重榮被後晉軍隊俘獲。

石敬瑭下令將安重榮頭顱砍下，裝在一個匣子裡，向「父皇」耶律德光報功，時為天福七年（942年）正月。

石敬瑭為取得皇帝寶座，不惜出賣民族利益，認賊作父，對契丹稱臣、割地、納帛，無所不至，使中原百姓陷於水火之中。

後晉文臣武將中唯有安重榮自恃忠心，旗幟鮮明地反對石敬瑭奴顏婢膝的投降政策，痛斥他飲鴆止渴的賣國行徑，力所能及地保護北邊諸族部民，遏制契丹人的狂妄野心，這種抵抗外族侵略的愛國心與民族氣節值得後人稱頌。

安重榮死後，他的兒子安德裕被乳母抱著跳入水中，被衛兵發現，抓住交給軍校秦習，秦習與安重榮有舊交，遂將他藏匿起來，改姓秦。

秦習死後，他為其守孝三年，然後改回本姓。

開寶二年（公元969年），安德裕得中狀元，之後歷任歸州軍事推官、大理寺丞、著作郎、秘書丞。

知廣濟軍後，著《軍記》、《圖經》三卷，受到宋太宗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