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汪辜會談」

四、舞台論戰

蕭軍

中央重新任命丁玲為文藝界抗敵協會整風運動委員會主任。

丁玲明白這是黨在考驗她，她想好了，「我要讓那些將軍們看看，我是怎麼對待敵人的」。

蕭軍聽文抗執委李又然說，要批判王實味。

他認為就《野百合花》而言，到不了反黨的程度，便又去找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康生送來有關王實味是「托派」的報告，對《野百合花》被登到國民黨的報紙上，很煩。

又不能跟蕭軍泄露這些事，只是簡單地告訴蕭軍：「王實味不是你說的那樣，這個事你不要管。

」

蕭軍在1942年6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回來聽說，王實味有自動脫黨之說。

這是黨內一些無知的人以批評為打擊的結果。

我思考再三，覺得這時他脫黨，於黨、於他本人是不利的。

」「看主席很困疲，很懊惱的樣子，也許在厭煩我又去多事。

但我卻不管這些。

嚴正地把我的意見說給他聽。

不出我所斷，他說：『他要脫黨也無辦法，也不是哪個強迫他的。

共產黨有這一條規定，沒有入黨的自由，有退黨的自由……如果他要退黨，那也沒有別的辦法……他這裡面還有別的問題。

』」

蕭軍沒聽毛澤東的話，第二天他叫王德芬和他一起出席了中央研究院的批判會。

開會的禮堂就是平時的飯廳，桌子推到四周，圍成圈，王實味被圍在中央。

丁玲穿著戰地服務團的戎裝，紮緊皮帶，精神抖擻，首先發言：「《野百合花》寫的是什麼，我們先放到一邊。

王實味首先是一個卑劣的小人，專吃偏食，為人反覆無常。

尤其是對女學生，複雜而陰暗，是破壞革命的流氓，是政治上的敵人，也是文藝界的敵人……」

接著一些人發了言，沒一個談王實味提出的「一些領導不關心青年幹部的事」，一律高喊、謾罵。

蕭軍心想：「怎麼寫篇文章，你們就這麼批？」於是走上台說：「大家安靜點兒好不好，說什麼一點兒也聽不清。

他的觀點究竟是什麼？你讓他把話說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

王實味則說：「我不是托派，沒反黨。

我只是希望能給來延安的青年人，多一些機會……」

這麼幾句，馬上是一片呼聲上來，亂亂鬨鬨。

大會主席知道王實味的煽動能力，絕不能再給他舞台。

多少年後，蕭軍還說：「我一聽發言，就感覺丁玲已經不是作家，更不是政治家，而是一個藉助舞台討好主人的政客了。

」

批判會散了之後，蕭軍回窯洞。

路上，王德芬抓著蕭軍的胳膊說：「不錯，我看你漲紅的臉，真怕你冒炮。

」

蕭軍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不料這話被走在旁邊的文協的一位女青年聽到，回去她就向黨組織匯報了。

很快蕭軍的話發酵了，人們紛紛議論：「蕭軍說會上發言的幾十人都是狗……他太瞧不起我們了……」

「他瘋了……」丁玲感到蕭軍的眼光是在譏笑她、視蔑她。

就在批判王實味大會後的第7天，金燦然、王天鐸、郭小川、郭靖敲開蕭軍的窯洞門，遞上由八大團體108人簽名的「抗議書」。

內容如下：

蕭軍同志 ：

我們一向認為你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願意向我們的共同敵人奮鬥到底。

像你這種熱情，我們一向表示十分敬意！

據許多同志對我們說：你在參加我們對托派分子王實味的鬥爭會議之後，曾對我們的座談會加以污衊，認為是「倒尿盆」「狗打架」「假公濟私」。

我們認為你這種態度是不正確、違反真理的，不管你主觀動機如何。

我們這次座談會是清算王實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黨活動，我們的鬥爭是有原則的，有根據的，目的是教育自己及鞏固黨，因此不僅黨員應該積極擁護，而且一切黨外人士也應該抱同情的態度，給予積極的幫助。

但使我們十分惋惜的，是你所表現的，並不是一個友人應有的態度。

因此，希望你好好地反省一下，改正這種錯誤觀點。

此致

敬禮

　　　　　　　　　　　六月十日

中央研究院全體人員，中央醫院到會代表蘇愛吾等，政治研究室全體人員，中央政治研究室敵偽組，海委全體，世界語協會，邊保政治部全體黨員，中央印刷廠參加大會代表李平、呂西良。

以下個人簽名108人。

「對不起，今天恕不招待！你們有狀上中央告去，有話上中央說去！」這4位代表被蕭軍擋在門外。

金燦然說：「就算我們來串門還不行嗎？」

「如果在平時，你們串門我歡迎，還可以一起炒個豆兒喝兩杯，今天對不住了！我問你們，王實味是我叫他到延安來的嗎？是我叫他入黨的嗎？走！」

蕭軍抓起門後的拐棍兒，4個代表連連告退。

蕭軍覺得這裡有誤會，自己是反對會議這種開法，並不反對批判王實味。

蕭軍對王震談過，提倡以筆對筆，以槍對槍，而不是一棍子將人打死。

王實味畢竟是來延安幹革命的。

於是蕭軍連夜將中央研究院參加批判王實味大會所見所聞，包括一些人會上的發言，連同自己的意見，寫成備忘錄上呈毛澤東。

八大團體要求在《解放日報》刊登108人簽字的、送給蕭軍的「抗議書」，宣傳部沒批。

但很多人從此誤解蕭軍，認為他同情王實味，甚至也是「托派」分子。

1942年10月19日下午，邊區文化委員會在延安大禮堂召開「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會」，大會宗旨是發揚魯迅硬骨頭精神，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蕭軍是延安魯迅研究會總幹事，又是文委委員，當然坐在台上。

主要領導講話後，該蕭軍發言了。

他突然從大衣口袋裡拿出「備忘錄」，當眾宣讀，再現批判王實味會上的場面和一些人講話態度，並承認自己在路上說怪話不對。

主席台上坐著的人先一愣，接著交頭接耳：「他又在諷刺我們！」於是怒不可遏。

先是台上丁玲、周揚、劉白羽、柯仲平、李伯釗、艾青、陳學昭，從批判蕭軍無組織無紀律的表現，到生活上不顧影響，想唱就唱，想洗澡就跳入延河，甚至在河邊大小便，等等。

陳學昭說：「我比你大幾歲，你應該管我叫大姐，我問你，你自命為魯迅先生的學生，魯迅先生若知道你在紀念他的大會上念『備忘錄』，諷刺、謾罵自己的戰友，還承認不承認你是他的學生？」緊接著劉白羽說：「蕭軍同志，你來延安，黨中央歡迎你，毛主席接待你，哪一點對不起你了？……」

蕭軍馬上回答說：「共產黨沒有對不起我，我也要對得起共產黨。

我看你們的做法根本不配做一名共產黨員……共產黨被你們的做法給污染了……我就是要用我的嘴、我的筆幫助共產黨成為真正的、坦蕩的、無私的、人人尊敬的、令人嚮往的好黨！」

1000多名參會者並不站在蕭軍一邊。

有的說他「太過分了」，有的說他「死心眼」……台上人的面孔都變色了。

陳學昭摔著帽子，丁玲的臉漲得通紅，周揚猛吸著煙，艾青嗓子都啞了……只有蕭軍大口喝著水，喊道：「我們的黨，讓你們這些人給毀了！……」會議程序被打亂了，從下午7點一直開到凌晨兩點。

王德芬在《我和蕭軍風雨五十年》里記載：「我和艾青的夫人韋嫈站在後台上，從大幕後面的幕縫看到台上台下的情況，憂心忡忡，非常著急。

」

忽然大會主席吳玉章站了起來，他見雙方僵持不下，勸解說：「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火。

我們應當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

」

蕭軍一聽，氣消了不少，站起來說：「吳老的話還讓人心平氣和。

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這時丁玲像聽到發令槍響，忽然站起來，不顧吳老的調解和開導，大聲地說：「這一點最重要，我們一點兒也沒錯，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錯！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你蕭軍這個朋友沒關係！」

蕭軍一聽，回過頭，目光在丁玲的臉上停了3秒鐘說：「我百分之九十九的錯都攬過來了，你們一點兒錯都不承認。

儘管你們朋友遍天下，我這根毛啊，也別附在你這牛身上。

我到延安沒帶別的，就是一顆腦袋，一角伍分錢（一顆子彈的價格，編者注）就可以解決了，怎麼都行。

從今天起，咱們就拉—蛋—倒！」蕭軍用右手重重地頓了三下，怒氣沖沖走到幕後，招呼王德芬：「走！」下台而去。

大會不歡而散，群眾議論紛紛。

回到家王德芬哭了，她沒想到丁玲會如此絕情。

吳老的勸和是代表組織，而丁玲想幹什麼呢？

蕭軍拍著伏在他肩膀上哭的愛人，說：「她找人寫抗議書，我就意識到了，她想讓我和她一樣，去檢討去認錯。

做夢！現在她把一切看成組織對她的考驗。

你沒看每次她發言的樣子，橫著眉，瞪著眼，有時甚至咬著牙。

汽燈下，她的兩隻眼睛好像向外冒火，她那漂浮的靈魂，像找不到寄主一樣。

可我還是同情她，她可能成不了魯迅先生預計的另一個冰心了。

」

在蕭軍1942年10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白朗來探聽我對此次會後的感想，並要把我和丁玲之間的隔閡解除。

但我拒絕了，覺得沒必要。

」白朗是羅烽的愛人，30年代初東北革命作家，到延安後成為文協的領導人之一，與丁玲甚好，延安文藝座談會拍照，她在毛澤東旁邊。

其實這次白朗來是丁玲拜託的。

丁玲儘管積極表現，仍沒有逃過延安的整風運動。

1943年5月，社會工作部將丁玲與其愛人陳明隔離，重新審查。

蕭軍也很心煩，與轟轟烈烈的抗日前線對比，這裡卻為點兒雞毛蒜皮的瑣事，攪得周天不安。

他也不好意思再去毛澤東那串門了，但與毛澤東的聯繫始終沒斷。

1943年初冬，蕭軍與中組部招待所所長因集體吃飯、整風時期不准外出等問題發生衝突。

蕭軍決定搬出招待所，下鄉種地，自食自力，過自由自在的日子。

此時，被迫違心地承認自己是復興社特務的丁玲(見丁玲1943年9月14日的日記)離開黨校，恢復了工作。

她開始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友誼。

蕭軍這次下鄉沒有告訴毛澤東。

在一次舞會上，毛澤東見到丁玲，問起蕭軍。

丁玲說：「他呀，餓不死。

可他那大肚子婆姨夠嗆。

」毛澤東聽後，立即吩咐胡喬木將蕭軍全家接回。

蕭軍一家離開了居住4個月的延安縣川口區第六鄉念莊，住進了中央黨校。

蕭軍在1944年3月11日的日記中說：

……夜間，又隨塞克等去第一部跳舞。

因為沒有熟悉的舞伴，我就坐在那裡聽音樂。

後來和韋嫈、李一雲跳一次。

丁玲也在那裡，經過考慮，我終於請她和我跳舞了。

在我們將一搭手時，她竟不能克制地笑了！我知道這是出乎她的意外，因為我們已經兩年不交談了。

「聽說你們又有了一個孩子？」丁玲問。

「嗯。

」我回答。

「你在川口區住了多久？」她又問。

「四個月，你消息倒靈通！」我說。

「消息不靈通」她又不能克制地笑了。

「是吵架走的……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她遲純了一刻，聲音提得稍大一點說：「江山現在已經改了，秉性當然也要移了……」

就這樣我們笑笑地分開。

我和一切人—無論他們過去怎麼咬我—全把中間的冰牆打碎。

我和丁玲今天也應該敲碎這冰牆罷！讓一點溫暖的友情衝進她的心田罷！那會對她更有用，新生的苗芽更長得快一些罷—我是愛著一切進步的人。

蕭軍周圍的人，大都「反省」，又都去幫助別人「反省」。

蕭軍對丁玲，也勸她改改性格。

蕭軍是「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五、開赴東北

抗日戰爭勝利了，毛澤東發出命令：建立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民主政權；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遷往東北。

在周揚、沙可夫的率領下，蕭軍全家與員工們50多人，乘騾轎經過46天跋涉，抵達解放不久的張家口。

在張家口的8個月中，蕭軍為《晉察冀日報》開闢文藝副刊，組織了魯迅學會、東北同鄉會，撰寫不少解決問題和有政治影響的文章。

率隊接收東北的彭真，想起既忠實於黨、又能被東北人民接受的蕭軍，請示中央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立赴哈爾濱。

丁玲在張家口，準備下鄉體驗生活，和蕭軍又成了鄰居。

王德芬在《我和蕭軍風雨五十年》中寫道：「我的隔壁住著丁玲和陳明夫婦，丁玲很喜歡蕭耘（蕭軍二女兒）。

因為蕭耘長得胖乎乎的，圓圓紅紅的臉蛋，剛兩歲就會扭秧歌了。

丁玲想收蕭耘當乾女兒，蕭耘也願意，就認丁玲做乾媽了。

她每天到丁玲家去玩兒，好吃好喝地招待，但到了晚上，還是要回自己的家和媽媽睡。

丁玲怎麼留也留不住。

」

蕭軍回到了東北。

1946年9月27日上午，「中蘇友好協會」和「民主青年聯盟」聯合召開「哈爾濱市各界歡迎蕭軍先生大會」。

蕭軍給哈市民眾帶來延安的問候，並在會上宣布要成立「魯迅學會」「魯迅文化出版社」和「魯迅社會大學」，要出書、辦報，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贊同。

蕭軍從機關到學校，從工廠到礦山，用熱誠、幽默、風趣的語言，與民眾座談、演講。

大體內容為：共產黨是怎樣帶領人民求解放的；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什麼本質區別；中國人和蘇聯人關係問題；蘇聯軍隊強姦婦女問題；蘇聯軍隊把中國工廠設備運回蘇聯問題，等等。

宣傳了共產黨，維護了中蘇的友誼，穩定了民主政府。

彭真非常欣賞，再次提出讓他儘快加入黨組織。

蕭軍被選為中蘇友好協會籌委、文協委員。

1948年，彭真奉命調中央工作。

令人充滿希望的新政權尚不健全，出現了一些問題。

蕭軍在他辦的《文化報》中提出批評，並教育群眾了解共產黨，接近共產黨，擁護民主政府。

當時在東北的幾個文化名人，在延安時曾被蕭軍譏笑過。

於是他們以《生活報》的形式，對蕭軍展開攻擊，抓住一些後來被中央否定的、莫須有的言詞對蕭軍展開批判。

1948年以東北局的名義作出《決定》，給蕭軍戴上「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帽子，並牽連了上千人。

值得提起的是，這次批判蕭軍大會的主席，是時任文協副主席的丁玲。

會上她講：「我們對蕭軍的批判，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早在1942年魯迅逝世紀念日，我們在延安曾經開過會，紀念魯迅先生，同時批評蕭軍思想。

會開了9個鐘頭。

那天我當主席。

在『文抗』也曾討論蕭軍思想，批判他個人英雄主義，那天的會也是我當主席。

今天我們又在這裡開大會，又是批評蕭軍，又是我當主席。

」

會前，丁玲對在貴賓室等待的蕭軍和善地說：「今天批評你，你就不要去了。

」蕭軍也就沒去會場，他們是在蕭軍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批判的。

丁玲最了解蕭軍，最清楚蕭軍的為人。

有延安的教訓表明，要想開好會，就不能讓蕭軍參加。

因為有些批評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

蕭軍沒有在「處理決定」上簽字。

他認為他是熱愛共產黨、熱愛人民、感謝蘇聯出兵的。

他所指出的問題，都有利於新中國建設。

他拒絕在「決定」上簽字，認為是少數人利用手中的權力，任意歪曲、栽贓陷害。

受批判後，蕭軍主動要求去撫順煤礦體驗生活，從此告別了文化界，成了一名自由作家。

六、陽光之下

1979年，在彭真的關懷下，蕭軍和丁玲被選為第四次文代會主席團成員。

在大會上，蕭軍以《春天裡的冬天》為題發言：「……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入土裡了。

現在從土裡爬出來，東北老鄉叫我『出土文物』。

」

會下丁玲戲謔蕭軍說：「你這倔老頭兒，成了出土文物。

」 蕭軍也不服軟：「你這個老妖婆，千錘百鍊。

」說著兩人哈哈地笑著擁抱在一起。

1980年4月21日，中央組織部、宣傳部關於蕭軍的複查結論下來了：「……蕭軍同志早年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並以自己的文學創作宣傳抗日救亡，反對國民黨反對派的賣國政策和獨裁統治。

他為了追求進步和光明，兩次去延安。

蕭軍同志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革命作家，為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

1948年東北局《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認為蕭軍『誹謗人民政府，誣衊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挑撥中蘇友誼』，這種結語缺乏事實根據，應予改正。

1958年2月《文藝報》『再批判』的《編者按語》中，說蕭軍在延安與某些人『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這種提法，與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符。

『文化大革命』中將蕭軍同志作為『老牌反黨分子』關押、批鬥是錯誤的，應該平反。

1967年階級異己分子姚文元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黑文中，定蕭軍是『反黨分子』，這種誣陷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其後，某些出版物中沿用蕭軍是『反黨分子』的錯誤提法，不足為據。

現應為他恢復名譽，使蕭軍同志重返文壇，發揮所長……」

丁玲的複查結論卻遲遲無蹤。

蕭軍義不容辭，以「系鈴人」的身份給中央調查組寫信說明：「關於丁玲，魯迅先生（給我的）信中只說『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

並沒有片言隻字有責於她的不死，或責成她應去坐牢。

魯迅先生明白，這是國民黨一種更陰險的手法。

因為國民黨如果當時殺了丁玲或送去坐牢，這會造成全國以至世界人民普遍的輿論責難，甚至引起不利於他們的後果，因此才採取這不殺、不關、不放、險惡的、所謂『棉中裹鐵』的卑鄙辦法，以期引起人民對於丁玲的疑心，對國民黨寬宏大量寄以幻想！但有些頭腦糊塗的人，或別有用心的人竟說『政府在養她這句話，是魯迅先生對丁玲的一種責備』，這純屬是一種無知或惡意的誣枉之辭！」

丁玲哭了。

蕭軍勸她：「為公，為私，我這個當事人都要站出來說話，這不僅是交友的原則，也是做人起碼的道德。

」在丁玲寫的《魯迅先生和我》的文章中，全文引用了蕭軍的原話。

兩人再次攜手接受中組部的考驗。

1984年8月1日，丁玲終於接到了中央組織部關於為她恢復名譽的通知：

……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聯」黨團書記時……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馮雪峰通過張天翼與丁玲取得聯繫，在馮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後派人送她到西安，轉赴陝北。

丁玲同志歷史上這段被捕問題……1940年中央組織部進行了審查，並做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結論……她在20多年的長時間裡，雖身處逆境， 但一直表現好……她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顧年老體弱，仍積極寫作，維護毛澤東文藝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幾次出國活動，都有良好影響。

事實說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現決定為丁玲同志徹底恢復名譽……

1984年3月6日，北京市文聯、作協在民族文化宮召開「慶祝蕭軍文學創作五十年大會」，這是蕭、丁共同參加的最後一次大會。

主持大會的主席是延安時的老朋友雷加。

周揚講話後，丁玲接過了話筒，她回顧與蕭軍在抗日救亡時期的相識、交往、友誼，講了《八月的鄉村》的積極作用，最後她說：「……我希望，我們現在的文學作品，要像《八月的鄉村》那樣，及時地反映時代，及時地把我們人民要講的話講出來，應該是這樣的……」

蕭軍很感謝老大姐，靠在她耳邊詼諧地說：「今天沒批評我……」

丁玲說：「批評？我還想罵你呢。

為什麼不早點兒通知我，害得我從西城跑到東城！」原來上午丁玲有一個講座，整整3個小時。

中午沒休息，就趕來參加蕭軍的慶典。

丁玲又說：「還有你們3個人（胡風、聶紺弩、蕭軍）照的照片，洗印出來送我一張。

」

蕭軍答道：「當然。

」

1986年3月4日丁玲走了。

1988年6月22日蕭軍也離開了我們。

兩個人到另一個世界「較勁」去了。

（連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