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王守仁的心學主要內容是什麼？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明代著名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

因在浙江紹興的陽明洞讀書，古人們稱他為陽明先生。

他所創立的心學，在嘉靖以後廣泛傳播，幾乎取代了官方的程朱理學。

清朝以後，這個學說仍然有很大影響。

陽明學還傳到了日本和朝鮮。

王守仁的父親王華做過吏部尚書，他十一歲時，曾隨同父親到北京讀書。

這期間，他出遊居庸關，目睹近在咫尺的躂靼對京師的威脅，京城附近石英、王勇，陝西一帶石和尚、劉千斤起義的消息不斷傳來，引起他的憂慮和關切……他立志要作聖賢，為明王朝建功立業。

王守仁二十一歲中舉之後，就開始去做朱熹指出的「格物窮理」的工夫。

朱熹說，一草一木都涵有「至理」，必須一件一件地「格」盡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貫通，體會到完滿的「天理」，成為聖賢。

這個「天理」，也就是封建的道德和秩序。

王守仁從亭前在蕭瑟的秋風裡抖動的一叢翠竹「格」起，從早到晚，面對著竹子冥思苦索。

一天、兩天，堅持了七晝夜，結果一無所得，人卻病倒了。

自此王守仁對朱熹所指出的做聖賢的道路開始惶惑和懷疑了，一竹之理尚不能格，何談天下之物？於是，他拋開了這個苦惱的問題，轉而去研讀佛、老，並同道士談養生，向和尚問禪機，當他考中進士以後，索性告病還鄉，躲到陽明洞靜坐修道去了。

佛道思想，特別是佛教禪宗的竹棍唯心主義，給他後來創立心學以直接的啟示。

1506年（正德元年），王守仁的政治生活發生了逆轉。

為了援救南京科道官戴銑等人，他得罪了控制朝政的宦官劉瑾，被廷杖下獄，之後被謫發到人跡罕至的貴州龍場驛當驛丞。

從一路青雲的富家子弟變成一個荒域流徒，這時的王守仁，才真正感到需要內心的解脫。

於是，他日夜靜坐，體會「聖人此處，更有何道？」據說，他在一個晚上突然頓悟，終於洞徹了「格物」的道理，這就是：一切的知和理，都在我的心中，天下本來無物可格，早先的格物求理，是走錯了路啊！這樣，王守仁就從程朱的客觀唯心主義走向了帶有明顯禪宗色彩的主觀唯心主義。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劉瑾謀反事發，被武宗處決。

王守仁得以平反，正德六年(1511年)赴任途中經過沅陵(時稱辰州)，下榻於龍興寺憑虛摟，開始他在古辰州的交遊和講學活動。

劉瑾垮台後，王守仁的政治地位逐漸上升。

以後，他為明王朝幹了兩件大事。

一是在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1517—1518），被被任命為南贛、汀漳等處巡撫，鎮壓了江西、福建、廣東等地的農民起義；一是在1519年他主動起兵勤王，活捉了起兵反叛明朝廷的寧王宸濠，為明王朝平服了一場大叛亂。

這兩件事同他的心學一起，受到了當時以及後來許多封建士大夫的推許。

在直接用武力維護封建統治的過程中，王守仁又進一步發展了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

他把自己恪守和大力提倡的封建道德觀念，概括為「良知」和「致良知」的哲學概念，最終完成了他的哲學體系。

王守仁心學的主要內容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心外無物

王守仁格竹窮理的失敗，說明竹子自身生長發育的規律與朱熹所宣揚的天理，並麼有相通之處，將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相比附是毫無根據的。

王守仁發現了程朱理學的這一破綻，但是，他並沒有由此引出正確的認識，相反，卻得出我心中的天理產生出竹子等萬物的荒謬結論。

他說，心外無物。

有一次，王守仁和他的一個朋友到南鎮去遊玩，朋友指著山中的花樹問道：你說天下無心外之物，像這樣的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同我的心有什麼關係呢？王守仁回答說：你沒有看見此花時，此花與你的心同歸於寂。

你看見此花時，此花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這就是說，山花的存在並不是真實的，只不過是一種幻象。

你看到它，感到它的存在，就有山花的顯現；不去看它，心死寂了，山花也就消失了。

從這種人的主觀精神決定客觀事物的主觀唯心主義觸發，王守仁給「物」下了個定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這樣，物就是一種意念，我想到了什麼，什麼就是物，不去想的東西，就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武斷地說：「離卻我的靈明（心），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

」離卻我的心，沒有鬼神當然是對的，沒有天地萬物卻是極端荒謬的說法。

王守仁造世界上只活了五十八年，可是天地萬物並不隨他而死寂，卻是萬古長存的。

（二）致良知

良知的說法，最早是孟子提出的，所謂「不慮而知是良知，不學而能是良能」。

王守仁對孟子的這一思想，作了盡情的發揮，良知說構成了王守仁心學的基礎。

什麼是良知？王守仁認為，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敬，見到小孩落井自然產生憐憫之心，這些思念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這就是良知。

推而廣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三綱五常觀念以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感情，也都是與生俱來的，都叫良知。

所以，王守仁所說的良知，是指封建的倫理綱常和道德觀念。

它不僅是社會的主宰，還是萬物的根源。

王守仁的良知說和他的心生萬物的論斷是一脈相通的。

科學的理論和時間告訴我們，並沒有什麼先天的良知良能。

一切知識才能都是有後天的學習得來的，一切社會道德觀念都是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決定的。

忠君孝親的觀念，是中國宗法制度和君主制度的產物。

這種觀念世代傳續，在封建社會裡占統治、支配地位，人們生到這個世界上，就接受這種有形無形的教育和薰陶，因此，人們產生了一種錯覺——那世代相傳的思想觀念，當作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頭腦里所固有的。

王守仁的良知說，就是建立在這種錯覺的基礎之上的。

又由於當時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們對自然所知甚少，王守仁又將良知的觀念推廣到自然界，從而構築了她的哲學體系。

王守仁雖然認為「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卻強調只有聖人才能保持這種良知，而愚夫愚婦由於私慾太重，蒙蔽了這個如明鏡般的良知，造成了他們在道德上的缺陷。

人們要想成為聖賢，同登「極樂世界」，就必須保持和貫徹先天的良知觀念——這叫做「致良知」。

要「致良知」首先要掃除私慾，即掃除一切違反封建秩序和封建道德的思想言行，特別是老百姓爭取物質利益的慾望。

王守仁儘管在許多問題上都反對朱熹，然而在「存天理，滅人慾」這個道德修養的根本問題上，他和朱熹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三）知行合一

在知與行的關係上，王守仁反對朱熹主張的知先行後說，提出知行合一。

王守仁認為知行是合一的，不能把它分割為二。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比如說：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指這個人已經實行了孝悌之道，並不是口頭說些孝悌的道理，而沒有孝悌的行為就稱讚他知孝知悌的。

所以，知和行不能分開。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王守仁進一步指出，一念發動就是行，比如，一個人產生惡念不能認為它只是一個念頭而已，就掉以輕心，因為這個為惡的念頭就已經是行了，必須立即克服，不使這個惡念潛伏心中。

所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主張，和他的致良知學說是相互聯繫、相互發明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在理論上是錯誤的。

因為知和行畢竟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

王守仁把屬於思想意識範疇的知當作了行，以知代行，又把屬於實踐範疇的行當作了知，以行代知，這就把知和行混淆了，使知和行的關係模糊不清。

但是，王守仁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這個概念，在哲學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首先，它突破了人們長期以來把知和行割裂分離的形上學的觀念，引導人們將知和行作統一的思考。

他對行的強調，對後來思想家也產生了積極地影響。

王守仁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無限地誇張了主觀精神的作用，將人們的注意力進一步引向內心世界，助長了明代明代不務實際的清談之風。

但是，在社會普遍崇奉程朱理學的時候，王守仁開舉起反對朱熹的旗幟，起了打破程朱理學僵化的教條，活躍人們思想的作用。

王守仁的注重事功的積極進取精神和敢於創新的風格，啟發了後來的思想家。

明後期以及明末清初的一些進步思想家，發出過反封建的呼聲，對衝破舊的思想藩籬作過種種積極的試探，他們所走的道路，也許並不符合王守仁那種竭力維護封建正統秩序的主觀願望，甚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背離了王學，對王學有所否定。

然而，他們確實從王守仁的心學中，吸取了養料，在王守仁所開拓的思想道路上，向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