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指望讀經班能培養出現代公民

王財貴希望以讀經全盤「化西」，這一心愿不可謂不好。

但是讀經就能全盤「化西」嗎？清末狀元張謇，以及教育家蔡元培的觀點，或能回答這一問題。

張謇1853年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到10歲已經讀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等書，鄉塾先生採用的是和王財貴同樣的方式，命令學生死記硬背，不講究四聲，不分平仄。

到張謇11歲那年，其父張彭年請來五十多歲的秀才宋蓬山到家中授讀經書，他發現張謇弟兄「音訓句讀多誤」，於是從《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開始，盡換新課本重讀，並讀了《詩經》《尚書》《易經》《孝經》《爾雅》《禮記》等書。

到13歲那年，張謇即可「制藝成篇」了。

1894年，在科舉之途上歷經坎坷曲折的張謇狀元及第。

此後，他一直活躍於晚清及民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舞台。

張謇得益於讀經。

但是，在他實踐「父教育母實業」的過程中，卻明確表示：「自其成童至於弱冠必責經盡讀全經，而經乃徒供弋取科舉之資，全無當於生人用。

」張謇還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反對讀經：「古今義理，推勘而所出益富，世界文字，陶淬而各有其長。

日誦千言，終身不盡，人人騖此，誰與謀生？」在張謇看來：中國教育家莫大於孔子。

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其比例裁四十分之一。

可知七十二人之外，禮樂射御書數，一人之身有不盡知不盡能者矣。

今言教育者，乃欲於初等小學兒童普通科學外，更責以讀經，豈今世鄉里兒童之才，皆過於七十二人，而小學教員之為教，又皆過於孔子耶？

從讀經真正受益的張謇反對讀經，同樣飽讀經書，並且通過讀經而受益的晚清翰林、大教育家蔡元培也反對讀經。

蔡元培先生1868年生於浙江紹興，6歲入私塾，14歲之前已經讀過《四書》《詩經》《書經》《易經》和刪去《喪禮》的《小戴記》。

1892年春，蔡元培殿試策論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進士，經過朝考，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

1894年春，蔡元培再次進京參加應散館試，被授為翰林院編修。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幾乎讀遍儒家所有經書的飽學之士，在1912年剛剛就任教育總長的時候，就廢止了讀經。

1912年5月又下了第二道法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

1912年,蔡元培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中稱:「民國教育與君主時代之教育,其不同之點何在？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

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

……君主時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義。

君主或少數人結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義為目的物,乃揣摩國民之利己心,以一種方法投合之,引以遷就於君主或政府之主義。

如前清時代承科舉余習,獎勵出身,為驅誘學生之計;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於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

現在此種主義,已不合用,須立於國民之地位,而體驗其在世界、在社會有何等責任,應受何種教育。

」

蔡元培還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中寫道:「從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齊)有言:昔之教育,使兒童受教於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於兒童。

何謂成人受教於兒童?謂成人不敢自存成見,立於兒童之地位而體驗之,以定教育之方法。

民國之教育亦然。

」顯然，蔡元培的主張，接近以兒童為主體的觀念。

以兒童為主體，正是蒙特梭利等教育家的一貫主張。

而王財貴等人主張的幼兒讀經正好相反，他將填鴨式教育推到極致，甚至自詡為「填牛式」教育：不管讀不讀得懂，先把這些經典背下來，以後自會受益。

這種家長制的粗暴，它僭越了教育者的本位，代替被教育者做出了價值判斷和選擇。

對此，早有學者提醒，「如果教育僅僅被弄成由被動、有依賴性的學生去對以往的人類成就做某種無益的復誦，那麼，教育幾乎就失去了意義。

」

此外，在王財貴主張幼兒讀經的理由中，還有一條是，幼兒在記憶力上的機械模仿能力較強。

但是，兒童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背誦他們完全不懂的經書，無疑將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影響他們的身心發育上的全面發展。

更重要的是，兒童和經典不是通過王財貴等人簡單的拉郎配，就能硬湊在一起。

王財貴等人一廂情願，希望通過自己的主觀意願將經典植入孩子腦袋，並對其終身產生正面影響。

以小國寡民，以及農業社會的經書，希望在無比複雜和多變的現代社會通吃一切，這無異於刻舟求劍。

可以說，正是意識到了兒童讀經弊大於利，張謇和蔡元培都不約而同地反對。

不僅他們，胡適、魯迅，以及國學大師黃侃的高足、飽讀經典的傅斯年都反對讀經。

1935年4月，傅斯年以《論學校讀經》為題，在《大公報》發表「星期論文」，明確反對中小學讀經。

「至於六經中的社會不同於近代，因而六經中若干立意不適用於現在之國家，整個用它訓練青年不定出什麼怪樣子，更是不消說的了。

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覺得人文精華萃於中國之先秦，真正陋極了！」

其後，胡適在《獨立評論》轉載此文，他還寫了《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並在文章中引用王國維的一段話作了解釋。

王先生說：「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

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

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

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

」這意味著，對於六經中的《詩經》和《書經》，作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自己不能完全讀懂，而且連漢魏以來的經學大師也未必真懂。

胡適認為，經學必須在科學整理的基礎上，才能逐步解決其難懂的問題，「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

除此之外，經學史家周予同也反對讀經。

1926年10月5日，周予同在《一般》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文章《殭屍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對於中學讀經口誅筆伐。

他的學生，當代經學史家朱維錚先生生前，同樣反對當下的兒童讀經。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自學生讀經被廢止至今的一百多年，關於是否讀經已經產生了幾次大的爭論。

迄今為止，我們仍處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當中。

只要中國的現代化沒有真正完成，這樣的爭論就不會停止。

不消說，張謇、蔡元培、胡適、魯迅、傅斯年以及周予同、朱維錚等人的主張，王財貴、蔣慶等人是明確反對的。

需要警惕和審慎的是家長，即便現行的學校教育有其弊病，但也不可有病亂投醫。

表面看，讓孩子進入讀經班，是對現行學校體制的反抗，實際上，它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晦澀和僵化的知識，以及同為灌輸式的教育取代學校體制。

顯然，它無法造就具有現代意識的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