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民國多大師？看完沉默了！

民國，是為亂世，從清朝滅亡到大陸解放，不過短短38年，期間數次革命，中原大戰、北伐、抗日戰爭以及內戰，中國幾乎一刻不得安寧。

然而，儘管時局動盪，條件惡劣，中國近代學術大師卻層出不窮，聞名後世的胡適、劉文典、吳宓、錢穆、金岳霖、馮友蘭、傅斯年、馬寅初、李叔同、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辜鴻銘、梁實秋、張恨水、林語堂、沈從文、魯迅、周作人、翁文灝、李四光、丁燮林、朱家驊……皆成名於民國，造就了中國最後一個大師時代，甚至有「民國以後，再無大師」的說法，那麼，這一時代究竟有著怎樣的魔力，能讓天公如此抖擻，不拘一格大降人才？

01改變從《大學令》開始

1912 年元旦，在孫中山盛邀下，蔡元培繞道西伯利亞歸國，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除了一紙任命狀，再無其他。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任命狀

蔡元培翰林出身，舊學深厚，回紹興辦過新式學堂，在上海教過書，做過革命黨人。

赴德留學的 5 年，他看到了大學在德國崛起中所起的作用。

他說：「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

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

蔡元培以總長之名發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中學令》等法規，更有大名鼎鼎的《大學令》，後者為中國現代教育體制奠定了重要基礎。

作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提出了「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的辦學宗旨。

更重要的是，它對現代大學的制度化管理作出了規定，撇開行政管制，學術自治成為民國時代的基本治教原則。

「大學設校長一人，總轄大學全部事務，各科設學長一人，主持一科事務。

大學設評議會，審議學科設置與廢止、講座種類、大學內部規則、大學院生成績與學位授予，以及教育總長和校長諮詢事件。

」評議會的構成，既是牽制校長的權力，更是為了防止「教育總長」的權力干預，目的在於維護學術自治。

蔡元培任職不久，袁世凱上台，蔡辭官。

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脫下禮帽，謙遜地向迎接他的校役們鞠躬，這是這所官僚大學的頭一遭，標誌著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

北大校長蔡元培演講

很快，蔡元培在北大大刀闊斧的改革，引來社會的高度關注。

蔡元培提倡「兼容並包」。

他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詬罵。

如各有主張，盡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觀點各異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作人、周樹人兄弟等陸續被請入北京大學的大師陣營。

當時，與蔡元培同樣眼界寬廣、胸懷家國的大學校長們也都是唯才是用的典範。

諸如清華校長梅貽琦，他曾主動到陳寅恪家裡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敢於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

他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

在此氛圍之下，能本色的大師自然不少，清華大學的教授聞一多講中國古典文學，非常受學生歡迎，往往窗戶上也坐滿了人。

他身穿黑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才開始講課，學生如痴如醉。

梁啓超上課時大聲用粵語問道：「點解呢？」魯迅的紹興口音，王瑤的山西腔調，在北大師生們看來亦無不妥，反到平添了課堂的活潑。

02出手闊綽的教授們

當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要產生大師，光有自由之思想還不夠，還得有自由之「生活」，整個民國，教授都是高收入群體，當時的政府哪怕財政捉襟見肘，也不曾虧欠這些學者們一分銀子，他們的幸福生活足以令時人艷羨。

魯迅為了全家團聚，和弟弟周作人花了 3675 塊銀元買下北京八道灣 11 號一座「三進的大院子」，這不過用了他一年的工資；後來他與周作人失和，花不到 1000 銀元買下阜成門內三條 21 號一家小四合院，不過數月的工資（顯然他不會想到，數十年後同是北大教授，在北京買一套商品房得花上畢生的積蓄）。

魯迅的私人大書房

這是當年大學教授普遍的待遇，根據民國時期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 , 大學教員的月薪 ,「教授為 600 元 -400 元，副教授 400 元 -260元，講師 260 元 -160 元，助教 160 元 -100 元。

」教授的薪資與政府部長持平。

當時的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 220 元、120 元、30 元，而上海普通工人月薪在15 元左右（而此時的那位北大圖書管理員工資只有8元）。

大學教授們不僅薪水高，福利也逆天，1932年，34歲的聞一多重返母校清華任教，此間他的薪酬是340塊大洋。

兩年後，清華新南院西式住宅建成，其中就有聞一多的一套。

「福利分房」後的聞一多遷入新南院72號，這是新南院最大的三套寓所之一，「有臥房、客廳、餐廳、儲藏室、僕役臥室、廚房，衛生間等大大小小十四間。

電燈、電話、電鈴、冷熱水等設備一應俱全。

房前甬道兩側有綠茵草坪，周圍是冬青矮柏圍牆，草坪中央置一大魚缸。

書房寬敞明亮，四壁鑲以上頂天花板的書櫥，窗下是書桌。

這裡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環境，許多研究在這裡進行，疲勞時到門前大陽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觀賞一下金魚。

冬季里，也曾和孩子們一起滾雪球、堆雪人。

」

在這段安定的日子裡，聞一多做了很多學術工作，這是聞一多一生中最出成果的一段時光。

據謝泳的《清華三才子》記述，聞一多此間的成果共有：1、毛詩字典;2、楚辭校議;3、全唐詩校勘記;4、全唐詩補編;5、全唐詩人小傳補訂;6、全唐詩人生卒年考附考證;7、杜詩新傳;8、杜甫(傳記)。

那是知識分子真正的黃金時代，給教育工作者漲工資甚至寫進了憲法， 1940 年之後的《教育憲法》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科學、藝術工作者之生活，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

」要知道，此時的國家財政已到了勒緊褲腰帶過活的關頭，但教育仍擺在了財政支出的重要位置。

03戰亂下的自由奇蹟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多數人只記得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的抗日宣言，卻不知道他曾召開一個談話會。

召開廬山談話會的時候，蔣介石請了當時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主要代表，來商討應對國家危機的一些策略。

代表中就有蔣夢麟、梅貽琦、傅斯年、胡適、張伯苓。

中日之戰，在所難免。

當時以軍人為主的國民黨內部有一種意見，國家進入戰爭狀態，高等教育應該停辦，理工科辦成短訓班，全面介入軍事，比如說學化學的，就生產炸藥，學物理的，就去製造槍炮。

校長教授們以一戰時期的歐美國家為例，歐洲諸國將青年學生送到前線，變成戰爭炮灰。

戰後，國家恢復困難，就在於知識出現斷層，青年人才匱乏。

國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態的教育。

胡適說了兩條建議，第一條，國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應該如常態而行，第二條，他講了主要就是政黨的勢力，不能介入高等學校的活動，官吏不能兼任校長。

即便是中小學校長，哪怕教員，也不能考慮黨派的影響。

這兩條建議始於《大學令》中的原則，以保全大學不受權力壟斷，以保持自由獨立的精神。

校長們說服了蔣介石。

蔣介石決定將北方和南方一些著名大學進行聯合，向大後方轉移。

此前的 13 所國立大學中，數所大學合併，僅一所國立大學山東大學停辦。

9 所省立大學轉為國立大學，廈門大學和復旦大學由私立大學轉為國立大學。

此外，還新增了 3所國立大學。

合併後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儘管戰事吃緊，但這一時期的大學數量並未減少，數量上持平，這可謂是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最初的臨時大學設置為三所，長沙，西安，與待定城市。

戰局極速惡化，日軍占領武漢，長沙不保，臨時大學繼續西遷。

北平的三所大學組成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在太原失陷後，遷往陝南，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此後，各大學開始了艱難的遷校歷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最終在昆明會合，組成西南聯合大學。

國破山河在，與其他諸所大學一樣，抗戰救亡成為激勵民國大學的精神圖騰。

西南聯大在自己的校歌《滿江紅》中寫道，「千秋恥，終當雪。

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

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而《勉詞》中也有：「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

趕緊學習，趕緊準備，抗戰、建國，都要我們擔當！」

抗戰爆發後中西部地區湧入了 5000 萬人口，而當時西部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全國的 30%，民生工業只占 5%，卻要養活一半的人口。

在此條件下，西南聯大堅持學生免學雜費，還免每天的午餐費，並且有助學救濟金，大學教員的工資待遇也始終不變。

西南聯大在簡陋的茅草房中開始教學，整日與跳蚤臭蟲為伴，還有日本飛機炸彈和燃燒彈的威脅。

但學術奇蹟卻能不斷產生。

淞滬會戰之時，陳寅恪之父為抗戰絕食而死，他守孝丁憂；寄往長沙的藏書被文夕大火燒盡，隨身背負的書籍又在昆明被盜。

他在毫無資料的情況下，憑藉記憶，在一隻木箱上完成他的中國中古史學術著作。

除了面對生活和戰爭的威脅，還要始終警惕權力的干預。

1939 年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以戰爭為由，要管制西南聯大，要求院長必須是國民黨黨員，法商學院的院長陳序經馬上提出辭職。

陳立夫要統一教材，下了命令，卻沒人理他。

之後，蔣介石想要拉攏傅斯年成為國府委員被拒絕，轉而想拉胡適。

傅斯年寫了一封信給胡適，「一旦加入政府，就沒有了說話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說話的分量。

」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寫了一句重話：「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

1947 年 4 月，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 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國家內憂外患的處境，反使得當權者不敢也難以做到在思想上施行專制。

即使是袁世凱、蔣介石這樣被視為「獨夫」「民賊」的統治者，也不敢對文化人太過不敬。

西南聯大盛行議政之風，而 9 年間，卻無一人因言獲罪。

9 年時間裡面，西南聯大一共 5 個學院，26 個系，有2 個專修班，還有 1 個先修班，畢業了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 3882 名學生。

1955 年，新中國選拔第一批學部委員（即今天的兩院院士），233 名學部委員中，三分之一來自西南聯合大學。

「兩彈一星」的 23 名成員中，有 8 人來自西南聯合大學。

作家汪曾祺，哲學家何兆武，學者王力，美國的著名社會學家何炳棣、王浩，還有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科學家鄒承魯，1957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也出自西南聯合大學。

04當這一切成為過去式

在始終能與外部風雨飄搖的時局保持距離的大學校園內，大師們都潛心向學，他們上繼舊學傳統，下立新學祖庭，使大學校園裡呈現出從未有過的豐富性。

民國大師們

民國大學給予教授們的自由環境，推崇他們的孤傲與高潔，激發天賦，不受或少受政治勢力的左右，以確保他們的學術研究純粹、精細而個性，結果如後世所見，他們所學之艱深，其中多數令後輩難以索解，加之以亂世中的「魏晉風度」，使得後人無盡懷念。

民國大學本就誕生於救亡之聲中，自發憤圖強之使命而伊始。

當時學人的愛國情懷之濃烈，今人無法想像。

他們有保存本國文脈與思想的責任，也有鑽研西方科學和技術的熱情，他們當在艱苦中創造奇蹟，以實現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最高理想。

1952 年年底，留英回來的王竹溪到山東大學講學，他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就名氣很大，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的老師。

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中國雷達之父」束星北

講座中途，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走到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

」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大約 40 分鐘。

王竹溪站在一邊，認真聽講。

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

然而，就在這一年，中國的大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史稱「院系調整」。

從年初開始，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大規模調整全國高等學校的院系設置，全部高校體系改造成蘇聯高校模式。

大力發展工科院校，減少綜合性院校，私立大學、教會大學退出歷史舞台。

那些為在亂世中仍能保持學術之獨立而奔走的大學校長，奉自由之精神為學術主旨的教授學者們，由此成為了永遠的過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