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案：烏台詩案背後隱藏的真相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

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台詩案。

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後在御史台獄受審。

御史台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台」，所以此案稱為「烏台詩案」。

元豐二年（1079）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江蘇太湖濱的湖州。

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

比如御史台里的「新進」們。

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給蘇軾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蘇軾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軾愚弄朝廷。

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技。

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朝廷的公報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當於現在的官方報紙，蘇軾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這次謝恩表，使那些「新進」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們惱羞成怒，必然對蘇軾進行報復，同時也是借新法謀私利、打擊異己的一個步驟。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

偏偏湊巧，當時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

監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

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

他舉的例子，「贏得」兩句及「豈是」兩句出自《山村五絕》；「東海」兩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讀書」兩句出自《戲子由》。

但經斷章取義後，句句上綱上線。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

李定舉了四項理由說明為什麼應當處蘇軾極刑，他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

」接著說蘇軾急於獲得高位，在心中不滿之下，乃譏訕權要。

再次，皇帝對他寬容已久，冀其改過自新，但是蘇軾拒不從命。

最後，雖然蘇軾所寫詩之荒謬淺薄，但對全國影響甚大，「臣叨預執法，職在糾*，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這位李定正是當年因隱瞞父喪而被司馬光稱為「禽獸不如」的傢伙，蘇軾也譏他「不孝」。

雖然群小都要蘇軾死，但神宗皇帝不願殺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蘇軾在進京途中關入監獄過夜。

此時，蘇軾的一個好友王詵，是他印了蘇軾的詩集，聽到這個消息，趕緊派人去給南部的蘇轍送信，蘇轍立刻派人去告訴蘇軾，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時出發，但蘇轍的人先到，蘇軾知道消息，立即請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職。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麼事發生。

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躲避朝廷使者也無濟於事，最好還是依禮迎接他，應當以正式官階出現。

於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官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

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

」

皇甫遵淡然道：「並不如此嚴重。

」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原來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

蘇軾歸看家人時，全家大哭。

蘇軾笑著說了一個故事安慰他們：

「宋真宗時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間訪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薦楊朴出來。

楊樸實在不願意，但是仍然在護衛之下啟程前往京師，晉見皇帝。

皇帝問道：『我聽說你會作詩？』楊朴答道：『臣不會。

』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學，抵死不願作官。

皇帝又問：『朋友們送你時，贈給你幾首詩沒有？』楊朴回答道：『沒有，只有拙荊作了一首。

』皇帝又問：『是什麼詩，可以告訴我嗎？』於是楊朴把臨行時太太做的詩念出來：更休落魄貪酒杯，且末猖狂愛詠詩。

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

家人聽了故事，心裡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陳師錫設酒筵餞別。

但老百姓都出來看太守啟程，縣誌記載，老百姓都淚如雨下。

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都想跳水自殺。

他不知道要判什麼罪，並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

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

不然，後人就見不到赤壁懷古和赤壁賦了。

家裡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文件。

後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

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為官的人。

他說，自為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

依次是任鳳祥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

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

「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最初，蘇軾承認，他游杭州附近村莊所作的《山村五絕》里「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青苗法的，「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諷刺鹽法的。

除此之外，其餘文字均與時事無關。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蛋定的調子，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

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

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馬光。

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

」實為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

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云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政不得其人。

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

雖然「罪名成立」，但當時新法已廢，憑此罪名不能判重刑，於是御史台又找。

找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

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和韻》詩云：「嘉穀臥風雨，莨莠等我場。

陣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

」蘇軾自己解釋說，前四句以譏今之小人輕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後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言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

又取《詩》（詩經）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

」皆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

蘇詩巧用「悄悄」、「慍」等詞，暗藏「群小」之意。

要不是作者解釋，還沒多少人知其中奧妙。

《湯村》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

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

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

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

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

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

歸田雖*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

」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

*人指控之下，仗義直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蛋等人趁機落井下石，慫恿副相王圭（加「土」旁）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木會）》詩。

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王圭誣告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木會），何預朕事？」不久，獄吏問蘇軾詠（木會）一事，蘇軾巧妙答道：「王安石詩『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

」獄吏會心而笑，那些自稱擁護王安石變法的人，連王安石說國「蟠龍」也忘記了。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十分牽強，剛才的詠（木會）詩就是一例。

還有《杞菊賦》的序言裡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

「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里對經書的注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

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

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

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蟲」）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

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

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

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

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

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鳥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

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

這些無疑會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們本就是來迫害蘇軾的，所以後者的獄中日子不會好過。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悽慘。

審訊者常對他通宵辱罵。

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

那次是兒子蘇邁要離開京城去別處借錢，把送飯的事交給朋友，但是忘了告訴朋友父子之間有約定：送飯只送蔬菜和肉食，若聽到壞消息，才送魚去。

巧的是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魚。

蘇軾大驚，就給弟弟寫了兩首訣別詩。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蛋、王圭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蘇軾未判重罪，這些幕前幕後相救的人功不可沒，否則，中國會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詞人、詩人、畫家、書法家於一身的藝術天才。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瘋狂行動，他們準備把新法反對派一網打盡。

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國喪時不赦免涉案人員，舒蛋更狠，他奏請將司馬光、范鎮、張方平、李常和蘇軾另外五個朋友一律處死。

十一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准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

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

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被削除一切官爵。

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北。

第三個是子由，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官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