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蘇東坡：是真名士自風流——黃佐鴻

王安石和蘇東坡是北宋兩位著名的文學家，同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還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二人早年因為政治主張的不同，互為政敵，蘇東坡也因阻礙王安石變法，遭到貶官。

雖然二人互在政治上爭鬥，但卻從未在人身上互相陷害，而且在性命攸關的時候還能出手相救，這在歷代官場上真是不多見的，真可謂人格風流，算得上真正的君子。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歲的蘇東坡參加制舉。

王安石比蘇東坡年長16歲，且出道較早，此是已經以知制誥的身份出任考官。

蘇東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截然相反。

眾考官都欣賞蘇東坡的「文義燦然」而置之於高第，王安石卻斥責蘇東坡之文「全類戰國文章」。

王安石隨後還在任蘇東坡為福昌縣主簿的制文中說:「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

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雖是代朝廷立言，但也顯示了他本人對蘇東坡的不滿之意。

宋神宗即位後，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領導的變法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

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

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

反對派領袖司馬光是意志堅定、毫不妥協的政治家，給王安石扣了三頂「政治帽子」：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在儒學傳統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

當時，蘇東坡涉世未深，對社會問題、社會弊端認識不夠，他的從政經驗根本不及王安石豐富，他在政治上趨於保守，希望進行的是和風細雨般的變法而不是暴風驟雨般的革新。

這樣一來，他看不到王安石變法中積極的一面，而將其中消極的一面無限放大，所以他就站在了反對派的一面。

蘇東坡三番五次地上奏神宗皇帝反對變法，並有許多反對王安石的激烈言論，但王安石仍然沒有報復甦東坡。

直到蘇東坡做主考官，出題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獨斷朝綱，這就越過了政治爭論，屬於離間君臣的「政治陰招」了，王安石才下決心把蘇東坡罷出朝廷。

貶為杭州通判，相當於副市長。

此後，在王安石執政期間，熙寧七年蘇東坡還升任密州知州，熙寧九年又遷徐州知州，一直遠離京城。

然而，王安石的變法遇到的阻力相當大，中間一度也停了下來，熙寧七年王安石也被罷相。

第二年又再次拜相，前後八年，王安石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驚濤駭浪的風口浪尖，頑強地推行自己富國強兵的宏偉改革，直到耗盡最後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歸隱鐘山。

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在蘇東坡的人生中發生了一件極為慘痛的事件，就是「烏台詩案」。

四十三歲的蘇東坡，調任湖州知州後，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喜歡評論時政，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變法派「新進」官員輪番上表彈劾蘇軾，給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蘇軾從湖州抓進御史台監獄。

因漢代御史台官署內曾遍植柏樹，樹上常有數百隻烏鴉築巢，所以後人便把御史台稱為「烏台」，蘇軾此案也因之被稱為「烏台詩案」。

「新進」派官員還鼓動和挾持時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蘇軾於死地。

在整個「烏台詩案」過程中，蘇東坡過了130多天的牢獄生活，時時有生命危險。

但蘇東坡所屬反對派政治大佬司馬光等人都鴉雀無聲。

挺身而出救蘇軾的，一位是弟弟蘇轍，願把自己的官職捐出來為兄贖罪；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雖然退隱了，但宋神宗給了他特殊奏事權，王安石從來沒有使用過這一特權，包括他的親兄弟王安禮遭遇政治困厄，他也沒有向宋神宗求情。

雖然「新進」派中的主要官員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人員，但王安石非常反感這種「因言獲罪」的政治鬥爭手法。

他聞知蘇東坡的命運，立刻上書神宗說：「豈有盛世殺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覺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軾放了。

按照政治形勢和慣例，把蘇軾貶到黃州做團練副使，就相當於現在黃州市的民兵預備役副司令，而實際上就是給蘇東坡一個閒差。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秋，時年48歲的蘇東坡赴汝州上任途中路經金陵。

此時，居住在金陵的王安石已經垂垂老矣，蘇東坡也經歷了人生突變。

蘇東坡的心情非常複雜，但他還是決定去見這個影響了他一生的人物。

其實，自從蘇軾貶謫黃州之後，王安石一直都默默地關心著這位比自己小16歲的才子。

一旦碰上有人從黃州過來，王安石一定會問「子瞻近日有何妙語？」

於是，就在一個夏日的傍晚，蘇軾和王安石在金陵城外的燕子磯相見了。

故人多年不見，彼此都發現對方都有了巨大的改變。

王安石神情落寞，顯得孤獨而憔悴，已經全然不見當日「拗相公」的風采了。

蘇軾已經步入中年，磨去了稜角，那種少年銳氣已經在他的臉上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年的穩健和成熟。

王安石看在眼裡，感慨之餘又為蘇軾的成長而感到高興。

但蘇軾卻滿含心酸地望著這位神情落寞的老人，想起往事，千言萬語競不知如何說起。

十餘年的隔閡就這樣冰消瓦解，兩人開始談詩論佛，他們發現，拋卻不同的政見，兩人竟有說不完的話題，他們談古論今，相處得非常融洽和諧。

在江寧的這段時間裡，王安石與蘇軾來往較為密切，兩人對對方都有了新的認識，那些過去的恩怨，已經在他們的惺惺相惜間被拋到了腦後。

蘇東坡在《次荊公韻四絕》其三中寫道：「騎驢渺渺入荒坡，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從詩句里，我們看到蘇東坡對王安石的同情、諒解與安慰，再也看不到昔日的譏諷與埋怨了。

王安石對人感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許，正因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請蘇東坡就在金陵買田為宅，兩人也好時常見面。

蘇東坡在給王安石的信中說：「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鐘山之下。

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

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

宋神宗英年早逝後，反對變法的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改年號「元祐」，起用司馬光為相，盡廢王安石新法。

已回朝廷任中書舍人的蘇東坡表示堅決反對，堅持新法不可盡廢。

當最後一條新法「免役法」也被廢除時，王安石抑制不住內心的苦痛，悲憤離世。

蘇東坡代表舊黨在給皇帝起草的追贈王安石為太傅的「制詞」中，高度評價了他的這位政敵兼詩友：「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萬物，足以風動四方。

」對王安石的事業、學術、文章表現了高度的理解與推崇，反映了蘇軾秉心至公和博大的胸襟。

這兩位大文學家，都有著嚴明的操守，坦蕩的胸懷。

他們儘管政見不同，卻從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私敵。

他們以平靜豁達的心態，光明正直的心胸對待彼此，其精神姿態，彰顯了真君子的風流人品！體現了那個時代君子所能達到的輝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