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匈牙利十月事件爆發 對毛澤東有何啟示

開欄語：歷史上有無數個今天，無數個今天凝聚成歷史。

每個今天都會發生不一樣的故事，每個故事都值得我們去品鑑。

華聲在線歷史頻道以「歷史上的今天」為切入點，尋找曾經此時此刻發生的故事，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動、或離奇、或讓人開懷一笑……所有這些，我們都將一一呈現，以饗讀者。

1956年10月23日 (農曆九月二十)，匈牙利十月事件爆發。

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稱為「1956年革命」，發生於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在美國政府的煽動下匈牙利民眾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表達不滿，從而自發進行的全國性暴力事件。

最初以學生運動開始，以蘇聯軍隊入駐匈牙利並配合匈牙利國家安全局進行鎮壓而結束。

背景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中秘密報告對史達林進行全面否定之後，共產主義下的東歐各國紛紛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

在匈牙利，因民族歷史的愛國主義狂熱，使這種動盪局面進一步升級：左翼知識分子喚起了對匈牙利1849年革命時的愛國詩人和革命烈士——裴多菲的紀念。

蘇聯為了平息匈牙利的動盪不安，將史達林的忠實追隨者、不受匈牙利人歡迎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馬加什·拉科西拉下台，可這卻進一步加強了匈牙利人對獨立自主和民主化的要求。

農業歉收和燃料短欠使局面越來越嚴重，廣大人民對蘇軍撤出匈牙利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

事件經過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布達佩斯科技經濟大學的一批學生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廣場集會，並推倒了史達林雕像。

這小集會迅速吸引了其他人，一起加入抗議。

連匈牙利士兵也加入了抗議，一起把帽子的蘇維埃星撕毀。

受鼓勵後，人群決定橫渡多瑙河和朝議會大廈前進，人數至少十萬。

儘管示威者的要求相對溫和，匈牙利保安警察(秘密警察)還是向人群開了火，殺死上百人。

人民於是推翻警車並縱火，並從工廠工人和軍人手中得到大量武器，繼而圍攻匈牙利保安警察總部。

當局設法支援被圍攻的秘密警察但沒有成功。

在起義群眾里也存在濫殺非武裝共產黨員及匈牙利軍人家屬的暴行，這也讓示威向暴亂化變質。

最初蘇聯相信可以與匈牙利的新政府合作：蘇軍開始撤出，兩名以前遭受拉科西迫害的領導人：納吉·伊姆雷和卡達爾·亞諾什分別被任命為總理和黨的第一書記。

納吉上台後實行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尋求一種中立地位，使匈牙利成為類似於奧地利和瑞士這樣的國家。

蘇共開始在匈牙利使用軍力。

這些蘇聯士兵已經習慣了匈牙利的生活方式，雖說他們一貫使命是保衛蘇聯。

而這第一次的干預卻被錯誤地理解了：比如說，有幾次蘇軍坦克遇到了抗議遊行隊伍，坦克居然伴隨人群一道遊行。

當蘇聯軍隊在布達佩斯戰鬥時，匈牙利其他地方大致安靜和平。

蘇軍指揮員與匈牙利起義者經常停火談判。

在布達佩斯，蘇聯軍隊最終對起義者甚至喪失了敵意。

這些改變對蘇聯或卡達爾來說太快太激烈了，卡達爾於是離開了布達佩斯在匈牙利東部建立了新的工農革命政府，宣稱要把共和國從法西斯的反革命暴亂中拯救出來。

卡達爾在蘇軍坦克的支持之下於11月4日返回布達佩斯。

大約20萬難民逃亡西方，但由於雅爾達協議所規定的勢力範圍、美蘇間的核平衡，所以西方國家並沒有軍事介入此事。

蘇聯隨後逮捕並以反革命的罪名處決了納吉等幾名主要領導人。

1956年，首次推行的許多改革措施在卡達爾當政期間雖依然保留，但在外交上卻沒有任何大的改變。

1989年1月底，匈牙利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場人民起義;納吉是在當時特殊的環境下，為拯救國家而鬥爭的;匈牙利政府還為納吉舉行了國葬。

東歐劇變後，匈牙利宣布把每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發日作為國慶節之一。

結果

歷時13天的事件給匈牙利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和人員傷亡。

據不完全統計，經濟損失200億福林，相當於匈牙利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4。

1991年匈牙利當局公布了一份當年的絕密報告：事件中死亡人數共計2700人，其中體力勞動者1330 人，大專院校學生44名，中學生196人。

約13000人受傷，另有約20餘萬匈牙利人成為難民。

而蘇聯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傷的慘重代價。

歷史點評：關於匈牙利十月事件，冷戰時期有兩種基本的看法。

西方認為這是一場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對蘇聯的控制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抗，是為了實現從「集權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歸;社會主義國家則認為，事件是匈牙利國內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勢力與國際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裡應外合的結果，目的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

匈牙利十月事件對毛澤東的啟示

1956年以《人民日報》為典範的全國新聞工作改革，是建國以來新聞界的一件大事。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它迅速的走上了歷史的舞台，又迅速轉身從歷史中淡去。

關於這次改革中途夭折的原因新聞史學界多有探討，其視野多囿於國內諸多因素。

本文據史料分析指出，毛澤東的「匈牙利情結」是新聞改革的中途夭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將國內國際兩方面因素加以結合考量，此次新聞改革的脈絡才會更為清晰可辨。

一

新聞史學家一般認為，在1957年下半年社會主義新聞工作改革因反右擴大化等諸多原因而中途夭折。

「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給新聞事業帶來很大的影響」，[1]「新聞事業領域進行的反右派鬥爭......造成了不幸的後果」，[2]「對新聞界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3]「1956年開展的新聞工作改革從此停止，不再提及了」，[4]即意味著「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新聞工作改革中途夭折。

」[5]

復旦大學童兵教授認為，「反右鬥爭出現了擴大化的傾向，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重大損失。

」但新聞改革夭折不是偶然的，它源於「黨的指導方針的失誤」，如果深究一層便可發現，「早在幾年前的幾次批判事件中，已經可以依稀地看到這種錯誤的指導方針的影子了。

」[6]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即，既然在幾年來的時間裡「已經可以依稀地看到這種錯誤的指導方針的影子了」，新聞改革又為何在一段時間內得以蓬勃開展?難道如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所認為的「毛假裝把民主和自由發表意見的閘門開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發表出來，以便他能夠把那些他認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7]

不妨將上述兩種對新聞改革失敗的原因概括為「反右擴大說」(或「突變說」)與「陽謀說」。

「突變說」傾向於認為新聞改革原先的目的是好的，但不幸中途夭折;「陽謀說」恰與之相反，這種看法認為既定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所謂「新聞改革」，只是達到既定目的的必經途徑而已。

如果「突變」是新聞改革失敗的原因，但緣何在「雙百方針」指導下本開展得「十分活躍」的輿論界[8]仿佛於轉瞬之間就急轉直下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躊躇不前」?[9]「陽謀說」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種懷著敵意的情緒化的評論，抹煞了毛澤東確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把本來很複雜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

[10]

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尚處在逐步成長、成熟的過程中，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及其歷史影響還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中，許多本質性的特徵等尚未比較充分地顯現出來，所以，對歷史真實的相對追求，是一個不斷調整、不斷修正、不斷深化的逐步接近和走進客觀真理世界的過程。

老一輩新聞宣傳家陸定一先生曾說，在對歷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應該「宜細不宜粗」。

對歷史性的錯誤，分析得越透徹、越準確，吸取的教訓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類似的錯誤。

[11]如果考慮到當時的一大國際背景匈牙利革命及毛對此的反應，則可以得出結論說，新聞改革的初始既非「陽謀」，其終止亦非「突變」，貫穿其中的一條線索被忽視了，這條線索就是毛澤東的「匈牙利情結」。

二

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意識到了新聞工作存在的問題。

他在12月間為《合作社的整治工作》一文撰寫的按語中曾批評說：「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

」「哪一年能使我們少看一點令人頭痛的黨八股呢?」[12]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封批語中明確提出了學術思想可以「自由討論」，他說：「自由討論，不應當去禁止。

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

......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13]

1956年4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了發展科學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雙百」方針)。

該方針的提出，被視為1956年新聞工作改革的「指導思想」[14]或是「指導方針」[15]，這也標誌著「聞工作改革的時機與條件開始成熟」。

[16]

此後毛澤東多次談到「百家爭鳴」，「自由討論」的問題。

4月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講話中提出了中共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儘管毛認為「他們(民主黨派)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不同的反對派」[17]，但是「我們有意識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

」[18]5月初，在最高國務院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2000年前的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者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

[19]在新聞改革初期的8月份，毛澤東曾表示：「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但是，應該是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

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

雷同就成為八股」。

[20]

正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新聞改革才得以順利展開。

1956年社會主義新聞工作改革以7月1日《人民日報》正式宣告該報為肇始標誌，在在其社論《致讀者》一文中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擴大報導範圍;開展自由討論;改進文風，活躍風氣。

三

4個月後(即1956年10月底)新聞改革的性質隨著匈牙利革命的發生而悄然發生變化。

中國新聞事業，作為黨的喉舌，其改革進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的領導人的態度。

在波匈危機後(更為確切的說，是在匈牙利危機後)，毛澤東的對待新聞改革指導方針——「雙百」方針——的態度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

至少可以說，匈牙利危機後，在毛的設想中，「雙百」方針打上了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百家爭鳴」逐漸演變為「兩家爭鳴」(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百花齊放」逐漸演變為「兩花齊放」(要麼放「香花」，要麼放「毒草」)。

波匈危機，雖然在毛的著作中常常將兩個事件相提並論，但事實上毛對待兩個事件的態度截然不同。

對於前者，毛第一個給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發賀電支持他的改革，他傾向於認為波蘭反對的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而對於後者，毛澤認為它反對的是社會主義，便不能容忍。

對於匈牙利事件，根據師哲(曾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秘書)的回憶：「毛澤東傾向於進行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的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為好。

」[21]毛澤東表明此態度的時間為1956年10月30日，可以說，這種態度與後來「鳴放」期間毛澤東「放長線，釣大魚」、「引蛇出洞」的策略是有相似性的。

此後儘管毛也多次提到「雙百」方針，但其涵義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

陸定一在晚年的反思中曾指出：「(最初)主席對『雙百』方針，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確希望我國的科學和文化藝術能有個蓬勃的發展。

但到1957年，主席的態度有所變化。

『反右』鬥爭後，雖仍一直提黨的『雙百』方針，但不能認真貫徹和執行了。

」[22]陸氏看到了新聞改革指導方針涵義的變化，但認為這種變化發生在1957年，本文界定為1956年10月底，在此後毛澤東在諸多次會議會講話中，可以或隱或現地看出這個轉變。

1956年11月13日，也就是蘇聯出兵布達佩斯，匈牙利事件結束的第9天，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小組會議上做了《國家預算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的發言》，這次發言本應是探討或分析「國家預算」問題，但在發言的最後，毛澤東卻出乎意料地做了與「國家預算」問題基本無關的補充：「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的教育，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採用大民主而是採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的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人的」。

[23]在這裡，毛澤東重新把「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相提並論(早在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曾發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指出，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是作為革命對象的「小資產階級」，「已經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

毛不但一如既往地強調了對知識分子要進行「教育」改造，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的方法，這個方法後來被成功地運用到「鳴放」之中。

兩天之後(11月15日，匈牙利事件結束的第11天)的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主要談到了四個問題，其中包括「國際形勢問題」和「大民主和小民主問題」。

在談到國際形勢問題時，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表達了基於匈牙利事件可能給中國帶來諸多影響的憂慮，他預想中國將來也可能會出現一場「匈牙利革命」：「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你說有沒有這種事呀?我看一千年，一萬年以後還是有的。

」[24]在談到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問題時，毛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習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

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是錯誤的。

他說：「現在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大民主……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歡大民主?也難說，我看他們有所警惕，也怕無產階級的大民主。

你們要搞資產階級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

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一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了才算事。

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25]此外，此次會議還作出決定：「自1957年下半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事情過去幾十年之後，回過頭去看這段話就不難理解了。

有兩種「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群眾上街遊行，以及不久之後「右派分子」大鳴大放亂鳴亂放，是資產階級的大民主，而發動學生斗教授，如同前幾年對知識分子行之有效的思想改造運動，或幾個月之後的反右鬥爭，就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

人們常說：「由整風運動轉變為思想改造」這話，事實上是不甚妥當的。

儘管中共八屆二次會指出，將於1957年下半年開展的整風運動旨在「根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但在毛的預設中並非全然如此，他已明確指明了「整風，就是思想改造」。

在他既定思慮中，反右派鬥爭就是整風運動的實質或是整風運動的最後階段。

這裡說不上有什麼轉變，尤其說不上是180度的轉變。

新聞史學界之所以認為是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即「突變說」)，只是因為他們所說的整風運動並不是毛心中所想的並且明確說明了的「整風就是思想改造」，而是他們自己所希望出現的整風運動，以最大的善意去解釋《整風運動》的指示，看到實際情況與自己所希望的不符，就以為是「突變」了。

如果說這樣的說法還比較牽強，那麼在不到一個月後(1956年12月8日)毛澤東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可以進一步證實上述觀點。

在這次會議上，毛又不可避免的談到了匈牙利問題，他說：「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他正想掠奪兄弟國家的土地，這是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26]，毛向在座的人士保證，他「正是支持自由主義思想的」[27]。

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毛明確支持蘇聯出兵鎮壓了匈牙利事件。

這裡還應注意一個問題，這次毛澤東的談話對象是「工商界人士」，三個月前他們剛剛被摘下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並「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

毛在這樣的背景下說自己「正是支持自由主義思想的」，其用意是否真如其字面所指，不難下結論。

四

毛澤東帶著他的「匈牙利情結」進入了1957。

儘管一個月前曾保證自己「正是支持自由主義思想的」，但中國知識分子對波匈事件的熱烈反應仍使毛感到憂慮。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公開表達了這種不安。

「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牙事件的人捧的好呀」，「(他們)開口波滋南，閉口匈牙利，這下就要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28]。

毛澤東在這時甚至做出了這樣的估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在匈牙利時間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但是中國為什麼還沒有出現「匈牙利事件」呢，因為「他們沒有本錢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不聽他們的，他們腳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變，一個原子彈把北京上海打的稀爛，這些人不起變化呀……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在隱藏著」[29]。

既然「許多人現在在隱藏著」，那麼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呢? 「那些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鼓勵自己」[30]。

「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

匈牙利事件一個好處，就是把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31]。

因此，要「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個夠，多行不義必自斃。

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一定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32]。

魯迅先生曾說，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徵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方法，將他壓下去，或將他捧起來……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為抬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於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33]魯迅是毛澤東最為欣賞的為數不多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者」(毛澤東語)之一。

毛澤東本人在1964年一次談話中也曾說：「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到你，先把你抬起來，搞陰謀」[34]。

在當時，毛澤東在想用捧的辦法而不是壓的辦法，並不是壓不下，半年之後的反右派鬥爭就是用壓的辦法來徹底剝奪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政治資本。

由此看來，這時似乎還不能認為他已經準備一場後來那種具體形式的反右派鬥爭，他只是預感到將來會有一場思想改造的運動，由於他認為「右派分子」處於隱藏狀態，因此有必要讓他們把「猴子尾巴」露出來。

毛澤東在講這些話的時候，距實際整風運動的提出還有3個多月。

但已可以依稀管窺到整風運動的大背景。

1957年5月1日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在正式整風前的4月份，毛曾經指出「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

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

」[35]整風運動開始14天後毛澤東寫成《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但是並沒有向大眾公布，而只是限定在黨內幹部閱讀。

在這篇文章中，毛指出：「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

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需要釣……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36]。

在這時，毛澤東還是認為在報紙上應該是「正面言論」和所謂的「反面言論」都可以登載的。

一個月後(6月8日)毛澤東作出了另外一個策略，即「在高潮未落之前，黨報正面文章少登……高等學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儘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上……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37]。

這個指示仍然僅僅限於在黨內傳播，沒有對外界公布。

在這個黨內指示中可以窺見更多的內容：「總之，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

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對派存在，中間分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有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鍊，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

」[38]在這裡，「引蛇出洞」的原因已經公開化了。

原因之一即是毛澤東怕將來中國也會出現一個大的「匈牙利事件」，而故意通過「引蛇出洞」的手段將他們「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然後分而殲之，這樣中國就不至於引起大規模的動盪。

可是問題是人們並不知情。

人們只知道黨「誠心誠意」歡迎人民幫它整風，要人民大膽鳴放，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

1957年7月1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第一次公開表達了「以負面宣傳為主」的目的：「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做批評，是錯了嗎?……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

我們說，這是陽謀。

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39]字裡行間可以辨出「引蛇出洞」的另一個原因：「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主動「發動這一場戰爭」，戰爭是「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挑起來的，共產黨只是被迫還擊而已。

如果放在建國之前，這樣的理由可以喚起人民的同情與理解，但這種歷史似乎並沒有再次上演。

這篇文章的出台，通常被視為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標誌，殊不知，事實上這恰恰正是毛所預設的整風運動及反右鬥爭的所要達到的實質階段。

一年之後(1958年5月8日)，毛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我有意讓右派分子整風，在想出辦法前先放，斗上幾輪也就明白了」。

[40] 不過，他仍然覺得「有點不過夠，有點不過癮，早知道這麼妙，何不大放特放呢?」[41]「匈牙利情節」並未隨著反右鬥爭而散去，文革正式發動前夕，毛在一封關於文學藝術的批示中依舊以類似的筆調寫道：「最近幾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42]

五

通過本文分析，依稀可以管窺毛澤東的「匈牙利情結」對1956年新聞工作改革的影響。

當然，這不是唯一因素，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國內諸多原因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如「極左思潮欲罷難休」，黨的主要領導人「對知識分子和新聞界人士的一些不公正評價，致使新聞界在運動中成為最早受到觸及和影響的對象」[43]，甚至包括匈牙利事件後「國內也發生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等等。

如國內國際兩方面結合起來加以考量，新聞改革中途夭折的脈絡無疑會更為清晰可見。

我們不能把歷史的發展全部歸因於個人的影響，個人雖然會影響到歷史發展的進程，但終究為時代所限，如愛爾維修所說，「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

」[44]歷史環境如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匈牙利革命等都構成了1956年新聞改革的宏大背景，毛的決策不可避免的受到這一背景的制約。

毛澤東是一位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他對我們的新聞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即使是在反右鬥爭期間，針對「大家縮手縮腳、謹小慎微，不敢說話」情況，毛曾表示疑惑，因為他所設想的不應該是這樣一種「萬馬齊喑」的景象，他忍不住發問：「為什麼知識分子不敢講、不敢寫呢?我們人民的自由已被壓死了嗎?」囿於時代的限制，他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這個問題作為歷史的積澱留給了後人。

恩格斯曾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45]從宏觀層面來看，今天我們的新聞工作依然需要繼續深化改革，但改革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新聞體制;從微觀層面看，如排除具體歷史背景，毛在匈牙利事件後作出的許多論斷對於今天的新聞事業仍有其重要影響，如「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46]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47] 「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雲，梁漱溟，彭一湖，我們也要把他養起來，讓他們罵。

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樣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48]半個世紀過去之後，這些理念仍不失為我們新聞事業的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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