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法夸爾如何對一幅照片「浮想聯翩」

1957年2月27日，在有1800多位黨內外人士出席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

3月3日，《人民日報》作了報導，並配發了一幅新華社記者拍攝的圖片。

圖片很簡單，僅攝取了主席台第一排，毛澤東居於中間，正作講話，左右邊分坐著他的高層同事。

就是這幅簡單而又普通的照片，激發了麥克法夸爾「歷史學的想像力」，他發現了大問題：「通常坐在毛右邊的劉少奇卻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

麥氏斷定，劉少奇出席了會議，卻又不想出現在新聞圖片上，如此詭異的行事，不過是表達一種態度，也就是「不贊成毛澤東的講話」的態度。

為了更有力的證明從圖片解讀出的結論，麥氏還尋找到了另一個證據。

那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鳴放」言論：「據說當毛主席講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時，80%的高級幹部表示不滿，有的甚至站起身來走出了會場。

」麥氏據此認定，劉少奇正是「走出了會場」的「高級幹部」。

現有的材料輕易即可證實劉少奇確乎未曾出席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

查《劉少奇年譜》，劉於2月18日離京沿京廣線南下，4月14日才返回北京。

2月27日，劉正在河北，考察那裡的一個煤礦。

北大校長馬寅初曾出席最高國務會議，他當時就站出來指斥林希翎「道聽途說，是一種造謠、胡說」，他還作證道：「當時毛主席講話時，沒有一個幹部退席，大家都很聽毛主席的話。

」

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據現有史料，可以肯定，這是迫於蘇共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壓力，中共集體作出的高明應對。

它強調集體領導，藉以策略性地否定中共存在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這與其說損害了毛澤東，不如說保護了毛澤東。

至於劉少奇在不提「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的作為，材料顯示，他並未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集體附議而已。

不過是一幅普通的新聞照片，儘管所攝取的新聞事象很是重要。

1957年2月27日，在有1800多位黨內外人士出席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

他一連講了12個問題，從下午3時講到傍晚時分，其間不時地被熱烈的掌聲和笑聲所打斷。

3月3日，《人民日報》作了報導，並配發了一幅新華社記者拍攝的圖片。

圖片很簡單，僅攝取了主席台第一排，毛澤東居於中間，正作講話，左右邊分坐著他的高層同事。

就是這幅簡單而又普通的照片，激發了麥克法夸爾「歷史學的想像力」，他開始「浮想聯翩」，他終於發現了大問題：「通常坐在毛右邊的劉少奇卻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228頁，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

下引此書，僅出注頁碼）

一

麥克法夸爾（Roderick·Mac⁃Farquhar），中文名曰「馬若德」，眾所周知，是個大名鼎鼎的中國問題專家。

多年來，麥氏致力於打量「冷戰」時期的紅色中國，著述宏富，廣為國人所關注。

其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史，研究持續了近40年，陸續面世也經歷了20餘年的時間，是麥氏的「心血之作」，也是他中國問題研究的代表作。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早在1974年就面世了，研究的正是慣常所說的「整風反右」運動的歷史。

在麥氏看來，中共高層內部，一方是毛澤東，另一方是劉少奇、彭真等毛澤東的高層同事，兩方之間的思想分歧乃至權力鬥爭，是貫穿從整風到反右這一段歷史的一條紅線。

毛澤東倡導「雙百方針」，集中心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更在「政治自由化」之路上愈行愈遠，最終提議通過「開門整風」來化解危機。

然而，毛澤東遭致了劉少奇、彭真等人的「堅決反對」，高層的分歧和鬥爭，直接導致一場反擊「右派」的全民性運動。

毛澤東妥協了，退卻了，他違背了信約，在全民面前顏面盡失，而劉少奇、彭真等轉入前台，帶著積聚已久的怨恨和憤怒，開始大規模地殲滅「右派」。

麥克法夸爾是中國問題大家，而且還是「洋」的大家。

仿佛是中國問題專家一旦沾了「洋」字，便能超越意識形態的偏見，同時還能大抖「猛料」，他們的見解，想不信從也難。

估計多少存在這樣一種「崇洋」心態吧，長期以來，麥氏解析「整風反右」運動的觀點在國內影響甚巨，學界中人對其研究一直讚賞有加。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史前兩年又在香港一次性出版全譯本（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李銳、丁學良、楊奎松、沈志華諸人為其「站台」，更是不吝美言，稱讚三卷史是研究「文革」「最優秀的著作」，是「巨著」，甚至是「中國學的經典」。

麥氏的第一卷「整風反右」史，按「站台」諸人的意思，也理應享受這樣的美言吧。

遺憾的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麥氏的「整風反右」研究，實際描繪的是一幅嚴重失真的歷史圖景。

縱觀第一卷史，一些大小論點，看似言必有據，論從史出，實則「迂遠而闊於事情」，許多時候，正所謂「謬以千里」。

此處不擬對此失真的「歷史圖景」進行全面分析，僅舉若干史料以窺一斑。

回到本文開頭提及的那幅普通的新聞照片。

麥氏對此新聞圖片「浮想聯翩」的想像力，可視作他打量紅色中國的一個「典範」。

也正是這樣一種「范兒」，將他的「深文周納」，將他觀察中國的「迂闊」或「隔」已然做了典型展示。

麥氏斷定，劉少奇缺席這樣一次重要會議，非常不可思議，其間必然藏有政治秘辛。

他心細如髮，自始即在追問：究竟是劉沒有出席最高國務會議，還是他有意叫人等他不在場時照相呢？麥氏先是考察了劉此時人在何處，在幹什麼，發現2月14日以後，劉並未在北京露面，這月下旬，他可能開始視察各省。

進一步，麥氏還發現，劉3月份才到河南。

「3月份才到河南」，意味著如果2月27日以前到了河南，劉完全可以很快地趕回北京，因為河南距離北京並不算遙遠。

更何況劉根本就不應該離開北京。

他理應遭受這樣的質疑：「為什麼他明明知道毛將要在這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而還要離開呢？」（第294頁）綜合考量，麥氏得出了一個階段性的結論：劉出席會議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只不過是不想出現在表明他參加會議的照片上。

接下來，麥氏要找尋更多、更有力的證據，以支持此結論。

他偵探式的目光，重新回到圖片，長久地停留在毛澤東右邊的那個座位上，另一幅圖片浮現在腦海里。

這也是一幅攝取最高國務會議會場的新聞圖片，刊發在1956年1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

那次最高國務會議，毛澤東坐在主席台第一排中間，右邊是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左邊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劉的右邊依次坐了幾個副委員長，周的左邊依次坐了幾個副總理。

麥氏據此斷定，主席台第一排上如此「排座次」，應該是一個「規矩」，一種不可輕易更改的慣例。

以此「規矩」或慣例衡諸眼前這張圖片，很顯然，毛澤東右邊的座位當屬於劉少奇。

可是，劉不在圖片上。

誰能「替補」這個座位，必定是大有講究。

麥氏很容易就看清楚了，毛澤東右邊的「替補隊員」是彭真。

那麼，麥氏要問：彭真是排名第八的副委員長，何以有資格擔當此「替補」？如按1956年1月圖片的「規矩」，主席台第一排根本就見不到彭真的身影。

這一次，最有資格坐在毛澤東右邊的，只能是孫夫人宋慶齡女士。

那麼，麥氏還要問：本應屬於宋女士的座位，卻被彭真坐上了，這又意味著什麼？麥氏解答此問題的過程，是一個形同偵破案件的推理過程。

如果劉根本就不曾與會，宋女士一定會以副委員長的資格坐在毛澤東的右邊；現在，宋女士並未出現在毛澤東的右邊；那麼，結論是：劉出席了會議，只是「劉想離開座位一會，便叫彭真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資格坐在他的座位上」（第294頁）。

為了更有力地證明從圖片解讀出的結論，麥氏還尋找到了另一個證據。

那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鳴放」言論：「據說當毛主席講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時，80%的高級幹部表示不滿，有的甚至站起身來走出了會場。

」（第295頁）麥氏據此認定，劉少奇正是「走出了會場」的「高級幹部」。

出席了會議，卻又不想出現在新聞圖片上，劉少奇如此詭異的行事，麥氏以為，不過是表達一種態度，一種「有意抵制或讓人覺得他似乎抵制了最高國務會議」的態度，也就是「不贊成毛澤東的講話」的態度。

（第228頁）

二

麥氏對那幅圖片如此費盡心思，其大小結論卻沒有一個能夠成立。

比如，他引林希翎鳴放言論得出的那個小結論，就完全不能成立。

北大校長馬寅初曾出席最高國務會議，他當時就站出來指斥林希翎「道聽途說，是一種造謠、胡說」，他還作證道：「當時毛主席講話時，沒有一個幹部退席，大家都很聽毛主席的話。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7年5月27日）便是林希翎自己，也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5月27日）中對第一次發言作了修正：「高級幹部退出會場，這是指民革主持的會場上有高幹參加，後來退出了會場。

」（《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第157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

至於劉少奇的行蹤，現有的材料輕易即可證實他確乎未曾出席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

查《劉少奇年譜》，劉於2月18日離京沿京廣線南下，4月14日才返回北京。

此次，他率領一個調查組，沿途調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五省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2月27日，也就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那一天，劉正在河北，考察那裡的一個煤礦。

（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6-39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當時，國內局勢嚴峻，各種群體性事件頻發。

為了化解危機，避免「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中共正聚精會神研究「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此是高層的共識，毛澤東在京一連召集了多次會議大力宣講此問題，劉則分工外出調查此問題，他們之間並無分歧。

正因局勢不穩，情況緊急，劉缺席最高國務會議，也就不難理解。

對於麥氏立論更具決定性意義的一項觀察，是他觀察到蘇共二十大之後，以劉少奇為首的高層試圖削弱毛澤東的地位。

麥氏細心探尋了中共「八大」期間諸種角色的不同「表演」，進而解讀他們對毛澤東的真實態度。

首當其衝的無疑是「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不曾提及，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也是如此。

麥氏推測說，不提「毛澤東思想」，「劉可能確實想要削弱毛的地位」（第118頁）。

麥氏如此推測，一個重要的證據是「文革」間彭德懷的交代，彼時彭受審時承認：「56年開八大時是我提出（從黨章中）劃掉毛澤東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劉少奇的同意，他說：『還是劃掉的好吧！』我是反對個人迷信的。

」（第119頁）另一些證據則是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所謂「策略性」的表述。

比如在回顧歷史經驗時，劉未曾提到「毛澤東道路」，而在「七大」上，正是他提出了「毛澤東道路」，此表明劉「沒有把中共的勝利歸功於毛」（第122頁），諸如此類。

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據現有史料，可以肯定，這是迫於蘇共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壓力，中共集體做出的高明應對。

它強調集體領導，藉以策略性地否定中共存在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這與其說損害了毛澤東，不如說保護了毛澤東；當然，歸根結底保護了中國共產黨。

此件事上，不僅不能說中共高層是有重大分歧的，反而不能不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他們是團結一致對外的。

不僅此也，麥氏舉了彭德懷的交代材料，以說明劉少奇在不提「毛澤東思想」問題上，「起到了一種積極而重要的作用」（第121頁）。

然而，還有一份材料，就是劉少奇1959年9月9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述及「個人崇拜」問題。

劉說，彭德懷「七大」時即反對將「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蘇共二十大後，彭也是黨內反「個人崇拜」的代表人物，反對唱《東方紅》，也反對喊「毛主席萬歲」。

而到了「八大」開會前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會討論鄧小平同志起草的黨章修改草案，小平同志沒有把那一段寫上去，彭德懷同志就說，那一條為什麼沒有了？『七大』黨章有的啊，現在是不是要寫上去啊，你們為什麼劃掉了？劃掉了是不是外國人看見不好，中國人看見也不好？他主張寫上。

」（《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1967）》，第102頁，1967年）可見彭「八大」時不僅不曾提出「劃掉毛澤東思想」，反而是「主張寫上」「毛澤東思想」。

當然，彭「主張寫上」「毛澤東思想」，或許意為「七大」時我主張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你們反對我，現在證明你們錯了，有本事你們這一次也別劃掉啊！劉少奇的講話說是鄧小平沒有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但鄧是起草黨章的主持人，代表的顯然是中央的集體意見。

至於劉少奇在不提「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的作為，材料顯示，他並未起到特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集體附議而已。

如「文革」史料掌握得足夠豐富，也是可以釐清「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的真相。

1966年10月18日，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貼出「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10月20日，周恩來接見該校造反派代表，有代表提出：劉少奇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

周回答說：「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沒提毛澤東思想，是主席的提議，是針對當時的國際局勢。

主席說，不一定每一次開代表大會都提。

你們青年人熱情很高，但你們把問題想得太嚴重，你們不了解實際過程。

」（見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資料庫」）在後來的一次與某造反派的談話中，周還說過，「接見工大，是因為劉少奇的問題，我請示了主席，我印象是很深了」（周恩來與哈軍工「八·八」紅旗戰鬥團的談話，1967年11月17日，同上）。

不唯「八大」期間，即便是「整風反右」運動的整個過程，除了「冒進」和「反冒進」之爭，中共高層並無其他大的分歧。

開明的「鬆動」政策，毛澤東在大力倡導並且付諸實施，劉少奇、彭真諸人也是積極響應。

三

麥氏誤讀「整風反右」運動的歷史，究其原因，關鍵在於作為「冷戰」時期的一個「外人」，他昧於當時中國之情勢，又欠缺對於毛澤東思想特質的整體把握功夫。

但是，如從史料運用的角度看，則明顯看到麥氏為他所掌握的龐大史料所誤導。

作為一個「外人」，麥氏難免見聞有限，雖多方搜求史料，所得多是《人民日報》之類的公開出版物，另加為數可觀的「文革」資料。

這樣的史料來源，導致了嚴重的後果。

相對豐富的「文革」史料，相當程度地誤導了麥氏的探尋眼光，使其有意無意間以「文革」的「權力鬥爭」邏輯回溯歷史，遂將「整風反右」的歷史解讀成了又一段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歷史。

除此之外，麥氏亦為他所掌握的「反右」史料所誤導。

比如，「鳴放」期間有一種消息在流傳，即所謂「黨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妥協了」之類。

這樣的消息，其實是謠言，當不得真的。

譚天榮在他的鳴放言論里，曾不無憂慮地表示，「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處於十分困難的地位」（譚天榮《第二株毒草》，見《原上草》）。

林希翎鳴放中也曾說過，「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提出鳴放問題時有90%不同意」，「說明主席提出的方針阻力非常之大的」（見人民大學編《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第490頁）。

人民大學的一名助教也說：「毛主席的百家爭鳴方針沒有得到黨內90%的高幹支持，因而拿到群眾中來讓群眾討論支持。

」（同上，第495頁）如此理解毛澤東，效果是戲劇性的。

那些鳴放者，尤其是那些遭受各單位領導壓制的鳴放者，他們對黨一腔忠誠，越鳴放越快意，越感覺自己的心和毛澤東的心是相通的。

毛澤東的「自由化」形象同樣震驚了蘇共，令其深感不安。

甚至是美國，也有一些人對此充滿想像，《紐約時報》全文刊載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而且還發表文章說中國在施行「自由化」。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十分看重毛澤東的這個講話，經慎重研究，杜勒斯最終認定對此講話抱有幻想非常危險。

針對蘇美兩方的反應，毛澤東稍後曾有一個評析：「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也不是沒有見解的人，如杜勒斯聽到我們的文章，說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結論：中國壞透了，蘇聯還好些。

但當時蘇聯看不清，給我們一個照會，怕我們向右轉。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

所以，黨中央不曾分裂，黨內「保守勢力」「逼迫毛主席下台」云云，更屬天方夜譚。

但是，這樣的謠傳還在繼續，終於被中宣部錄進了《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

陸定一將「簡報」報送毛澤東，毛澤東批曰：「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49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待到《人民日報》「六·八」社論發表，風向陡轉。

許多鳴放者驚詫莫名，第一反應是：「毛主席一定不同意社論，社論搞錯了。

」（人民大學編《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第501頁）有人更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黨員自居，公開反對「反右」鬥爭，斷定「黨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受到高級幹部宗派主義的反對，這些高級幹部想報仇，太不道德」，「毛主席妥協了」（《人民日報》1957年8月3日報導，又見許良英《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紀念反右40周年》）。

而且，這些「反對」毛澤東鳴放政策的「高級幹部」，當時即有人認定是劉少奇、彭真諸人。

錢偉長就說過：「鳴放搞不好，因為劉少奇到彭真這一條線是不主張鳴放的。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7日報導）

「六·八」社論發表後，毛澤東又發表了經過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對此，麥氏書中稱，「講話」在國外受到好評，但在國內，「它的發表卻使主席丟臉」，「現在，成千上萬（也許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知道了毛被迫退卻，從根本上修改了不到4個月前他滿有把握的主張」，「毛被迫承認劉少奇和彭真的擔心是有道理的」（第314頁）。

於此可見鳴放者的虛幻想像，如何嚴重地誤導了麥氏，令其走上了「歧途」。

前不久，85歲高齡的麥克法夸爾，應邀出席在北京召開的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會後，麥氏來到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以「海外中共歷史研究的熱點問題」為題作了一場講演。

談及如何研究中共黨史，麥氏認為，應該特別關注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尤其要注意對於歷史細節的把握。

麥氏還舉例「說法」，大致是說，1957年中共曾在北京舉行由黨外人士參加的座談會，這次會議留下了毛澤東與各位領導人的合照，唯獨沒有劉少奇，後來發現，劉當時去了上海，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由此細節，可以判斷，毛、劉二人對於即將到來的「反右」運動持有不同的看法。

（見澎湃新聞報導）

距離《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的出版，40年過去了，看來，麥氏大抵仍然保持昔日的觀點，對那一幅「唯獨沒有劉少奇」的新聞照片，尤其「耿耿在懷」，興味不減當年，大約他還在為自己當初的想像力自鳴得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