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精神與關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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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名羽,字雲長,別字長生,蜀漢名將,河東解梁常平里(今運城市鹽湖區解州鎮常平村)人。
關羽的一生,西晉史學家陳壽(233-297)撰《三國志》中的《關羽傳》,對關羽生平軌跡有粗略的記載,概括起來基本分四個時期:一是東漢末年,關羽亡命奔涿郡(一說是關公在故里殺了勾結官府、欺男霸女、作惡多端的員外呂熊,隻身外逃。
另一說是殺了強占民女的縣尹舅爺,以及庇護其舅爺的縣尹而逃)。
當時「先主(劉備)於鄉里合徒眾」(招兵買馬,聚眾起兵),關羽與張飛往投,一見如故,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不避艱險,生死同心,力圖扶漢。
謂之後世所傳的「桃園三結義」。
二是建安五年(200),「曹公(曹操)東征,先主(劉備)奔袁紹,曹公擒羽以歸。
」即官渡之戰前,曹操分兵東進,劉備為曹操所敗,關羽被俘。
曹操為使關羽歸順,「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又「表封羽為漢壽亭侯」。
但關羽仍不忘「受劉將軍(劉備)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趁機又奔先主,投歸劉備。
「曹公義之」,認為關羽是一位「忠義之士」。
三是建安十九年(214),關羽被派鎮守荊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劉備為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授予符節和斧鉞)」,率士攻打操軍。
是年,關羽「率眾攻曹仁於樊。
曹公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
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
梁、郟、陸渾(均在今河南境)群盜或遙授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
即關羽率兵攻操,水淹七軍,擒曹將于禁,斬曹將龐德,梁、郟、陸渾等地豪強亦紛紛投降,接受關羽的印綬及封號,羽名威震華夏。
四是東吳孫權派兵攻襲荊州,關羽因失意,兵敗被殺。
死後被追諡為「壯繆侯」。
陳壽畢竟屬西晉之臣,晉是承魏而才有天下的,陳壽的傾向是「尊曹貶劉」的,故他撰《三國志》是「以曹魏為正統」的。
但陳壽還是通過委婉隱晦的表述方法,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其中孕育著一位史家的實錄精神。
陳壽在《三國志》中撰寫的《關羽傳》,應該認為還是比較客觀的。
但由於個人因素和歷史環境的制約影響,陳壽也不可能對關羽的生平,特別是征戰生涯,有特別翔實的詠載。
在關羽一生的征戰生涯中,「忠於劉漢,扶漢鼎於將傾」,報國以忠之「忠」;「不忘故主(劉備),捨生取義」,降漢(蜀漢)不降曹(曹魏),待人以義之「義」;長沙之戰以仁義釋黃忠(初歸劉表,令守長沙,後歸劉備),以及在「新野之役」、「圍樊之役(圍曹部將曹仁於樊城)」中,所表現出來的古戰場遵循聖祖之德的「仁」;「解白馬之圍(袁紹遣大將顏良於白馬,圍攻曹操,羽「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以報「曹知遇之恩」),過五關斬六將(東嶺關守將孔秀,洛陽太守韓福、牙將孟坦,汜水關守將卞喜,滎陽太守王植,滑州黃河渡口守將秦琪,皆屬曹將),水淹七軍,降禁(于禁,曹操部將,圍樊之役中,他率眾增援時漢水泛濫,所部七軍皆沒,遂投降)斬德(龐德,曹操部將,曾助曹仁攻關羽,但兵敗被擒拒降為羽所殺)所示之「勇」。
其中突現了關羽的「忠、義、仁、勇」,特別是「忠」「義」的人格形象精神。
任何事物的核心內涵,或叫本質屬性被社會所認知直至達成共識,要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
關羽死後的第三年,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221),先主劉備曾在湖北當陽玉泉山建關羽祠。
蜀漢景耀三年(260),後主劉禪(劉備之子,為三國蜀漢後主)追諡已故前將軍關羽為壯繆侯。
西晉太康元年(280),史學家陳壽始撰《三國志》,在《蜀書》中設編《關羽傳》。
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宋文帝(義隆)命裴松之(南朝史學家,聞喜人)為陳壽《三國志》作注,並對其中的《關羽傳》補充了一些史料。
「三國故事被搬上戲劇舞台至少在隋朝就開始」(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古典文學三百題》第662頁),這說明自隋代起或更早時間,三國故事中關羽的形象已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
隋開皇九年(589),關羽故里解州始建關帝廟,為以後全國所建武廟之祖。
隋開皇十二年(592),天台宗創始人智顗禪法師在湖北當陽傳教,假託關羽顯靈,創建當陽玉泉寺。
唐建中三年(782),關羽被列為古今64位名將之一,定入武廟奉祀。
我國歷史發展到宋、元、明、清,關羽的忠、義、仁、勇,特別是忠、義人格精神形象,逐漸從政治、文化及社會等領域,在我中華大地上完全被推向了一定的高度。
宋代時,宋哲宗(煦)欽封關羽為「顯烈王」。
宋徽宗(佶)給關羽先是欽封「忠惠王」,再封「崇寧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義勇武安王」。
宋高宗(構)曾欽封關羽為「壯穆義勇武安王」等。
為祭拜關羽,各式各樣的關帝廟,在宋代時又建立了不少座;元代時,文宗(圖貼睦耳)先欽封關羽為「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又封「齊天護國大將軍」、「壯穆義勇武安英濟王」、「護國崇寧真君」等。
三國故事戲,特別是其中的關羽形象,成了元雜劇歷史戲中最重要的題材。
如關漢卿《關大王單刀會》(亦稱《單刀會》)中的關羽,以其「義、勇」為核心,突現了關羽那種驚人的膽識,超凡的勇武,凜然的正氣等性格形象。
特別是元末,羅貫中所著長篇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付梓問世,更使關羽的名聲大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羅貫中的傾向顯然是「尊劉貶曹」的,小說中的關羽形象,被描繪得非常完美,實屬勇武和忠義的化身,躍居歷代名將之首。
湖北當陽關陵有一副對聯,「漢朝忠義無雙士,千古英雄第一人」,就是對當時社會宣傳關羽人格形象的寫照;明代,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令建關廟於南京雞鳴山,並列入祭拜祀典。
成化十三年(1477),明憲宗令建北京白馬關帝廟。
嘉靖十年(1531),世宗令建北京陽門關帝廟等。
明神宗(翊鈞)先後欽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大帝」,「三界(人、鬼、神)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
萬曆二十二年(1594),神宗還賜天下所有的關廟皆為英烈廟等。
據《酌中志》記載,明王朝皇宮中的寶善門、思善門、乾清門、仁德門、平台之西及皇城各門等,皆供有關帝聖君之像。
明代宣傳和弘揚關公精神的主要著述有:宣德年間,宮廷大畫家商喜繪製的巨幅宣傳關公勇武的畫冊《關羽擒將圖》;明末,河南孟津王鐸覺斯甫編著刊印《關帝世家》,以及錢謙益編著刊印的《義勇武安王集》等。
清初剛剛入關,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順治,則猶封關羽為「協天伏魔大帝」,並為解州關帝廟題額扁「義炳乾坤」。
雍正三年(1725),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則頒祭禮,定祭關羽儀典比照祭孔(孔子),正式將關羽列入國家祭祀主神。
高宗(弘曆)、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宣宗(旻寧)、穆宗(載淳)先後對關羽都有加封。
到光緒(愛新覺羅·載湉)帝時,對關羽更加欽封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顯威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多達26字,為歷代皇帝加封關羽之最。
據載,從鄉村到縣、州、府、省以至京城,清時皆令普遍建立關廟。
甚至在圓明園內,也建造有幾座關帝廟。
可見關公的影響力之大。
清代宣傳和弘揚關公精神的歷史文獻,主要有康熙版刊本《關帝志》,乾隆版刊本《解梁關帝志》等等。
宋、元、明、清四個朝代,對關羽忠、義、仁、勇,尤其是忠、義人格形象精神的宣傳和弘揚,使其社會對關公精神的認知,形成共識並達到了高潮。
一是四朝帝王都以關羽為忠、義的化身,極力推崇和崇拜褒封,愈加愈多,愈拔愈高。
由一員武將而升為「王」,升為「聖」,升為「帝」,升為「大帝」,「侯而王、王而帝、帝而聖、聖而天」,其地位顯赫,完全超過了人間帝王。
同時還將關羽與文聖孔子並列為聖人,共享春秋二祭。
除民間普遍祭祀關羽外,朝廷還定期對關羽實行公祭。
正因為這樣,自宋元至明清,上至朝廷和王公大臣,下至普通官員、各界人士及一般黎民,以至海外的華人世界,便出現了對關羽前所未有的崇拜。
二是各地普遍為關羽建廟。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各地供奉的各式各類型的關帝廟達30餘萬座。
據清《京師乾隆地圖》所載:時北京城內,專祀關帝和以祀關帝為中心的廟宇,則達116座,為京城廟宇之冠。
關羽不但成為民間人們供奉的神明,而且還成為國家祭祀的高級神祇。
海外的一些華人居住區,以及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緬甸等國,也都建有供奉關羽的不少關廟。
真可謂「關廟遍天下」,「無處不焚香」,亦大大超過了對文聖孔子所立的廟宇和祭拜規模。
三是文學藝術領域裡對關公精神的宣傳和弘揚空前。
三國故事被搬上戲劇舞台,據載起始於隋,但至唐的300餘年間,宣傳關羽事跡的文學藝術作品其數瘳瘳。
至宋、元、明、清,由於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在文學藝術領域內,宣傳和崇拜關公精神的作品,如歷史小說、評話、戲劇、曲藝、民間傳說、詩文(詩、詞、賦、楹聯等)、繪畫等等,還有一些史志或傳記,數量龐大,很難有一個精確的數字概念。
此類文庫所射放出來的,有血有肉的關公故事及忠、義、仁、勇精神,在我中華大地上可謂「廟食盈寰中,姓名走婦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宋、元、明、清四朝,對關公精神的官方信仰、民間信仰、文化信仰,達到了我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頂峰。
此種信仰和教化的感染力度,便使「關老爺」成為世人心目中尊崇的偶像……
在我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歷史已將關羽一生的忠、義、仁、勇,特別是忠和義,縱觀認知為關羽的人格形象精神。
這種精神除孔聖人外,是完完全全超過了任何一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人。
這種精神,實際上折射著一種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現象,而將這一現象提升到一定高度,從社會視角去認識它,凝練和升華,實際上蘊涵著人們所嚮往和趨同的人生價值觀念,便形成獨特的關公文化。
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一生酷愛史書,尤熟讀《二十四史》。
其中涉及關羽方面,毛主席曾先後點評過6次。
其中肯定了關雲長「降漢不降曹」的忠義之舉,譽為「千古美談」。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周恩來總理可謂日理萬機,每天都要處理繁多的重要事務。
但仍於1952年春節前後,多次指示國家京劇院排練一些關公戲,並親自安排《單刀會》、《古城會》、《水淹七軍》、《漢津口》等劇目,先後到懷仁堂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演出,亦肯定了關羽這位蜀漢大將的英雄形象。
社會歷史發展到了今天,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時代的呼喚,人們思想的解放和觀念的更新,內外因素的互為作用,便促使現實將歷史所推崇和崇拜的關公忠、義、仁、勇,特別是忠、義人格形象精神,古為今用,冀其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中道德精神的其中組成部分,成為有一定感染力度,以及潛移默化、教育感化、祛邪扶正、影響國人的希望動力。
也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研究關羽,弘揚關公精神,宣傳關公文化,便在祖國的大江南北以及海外一些華人居住區,又空前地熾熱了起來。
運城是關公的故里,作為「關老爺」的家鄉人,市委、市政府出面組織,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要舉辦一次國際性的關公文化旅遊節,年年不斷,延續至今。
河南洛陽,湖北荊州,福建泉州、東山,山西運城等地,以及海峽兩岸,都先後舉辦過不同形式的關公文化論壇研討會。
2013年上半年,運城市委、市政府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先後組織解州關帝廟聖像巡遊台灣全島和福建等地,並取得成功。
宣傳關公文化,崇拜和信仰關公精神的熱度,再一次在全國以及海外一些國家的華人居住區升溫。
實踐已預示著,當代對關公精神及關公文化的研究和探討,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也是自宋、元、明、清以來,從未有過的發展階段。
時代將全力推崇關公的忠、義、仁、勇,特別是忠、義人格形象精神,弘揚正在復興和傳承的中國傳統文化,為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中國夢」,發揮應有的正能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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