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已證明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確與偉大

今年是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是蘇聯和蘇共消亡25周年；明年是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

在此時刻，認真總結十月革命的經驗，結合汲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對於加強我黨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應當不無裨益。

近100年來，對十月革命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爭論從來就沒有止息過。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相對來說，當社會主義處於興盛之時，連法西斯希特勒也要把自己稱之為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處於低潮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便對十月革命造謠、誣衊、攻擊。

受此影響，對十月革命誤解的人也會多起來。

但歷史事實和科學真理的本身並不會因罵聲高低多寡而改變。

十月革命有著科學的理論基礎

有人說，十月革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

有人還說，十月革命是一個偶然事件，是個「早產兒」，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因而導致了後來蘇聯的亡黨亡國。

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生產日益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對抗性矛盾出發，得出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歷史總趨勢。

這裡講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和歷史的必然趨勢，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

與此同時，他們根據當時的情勢，又對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時間、地點等做出過預言，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具體結論。

比如，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寫成的《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

」《共產主義原理》是恩格斯受託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綱領的初稿，恩格斯本人並不滿意，後被他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間同馬克思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所代替，而《共產黨宣言》中沒有再使用「同時發生」的提法。

在這以後他們也再沒有重提無產階級革命同時發生的設想（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的注62）。

恰恰相反，在1848年革命，特別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馬克思、恩格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世界的東方，特別是俄國。

他們認為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已是歐洲革命運動的先進部隊了」，說「只要俄國一發生革命，整個歐洲的面貌就要改變。

」

我們知道，列寧所處的時代和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相差半個世紀。

當時的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

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思想，根據帝國主義時代表現得更加明顯和突出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的絕對規律，從而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

任何個人、政治派別或階級政黨都不能單憑自己的「意志」製造出一場革命。

十月革命決不是由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強加給俄國的，而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

由於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統治階級的反動壓迫，內部政治矛盾異常尖銳，外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造成了列寧所講的那種革命形勢：「『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

結果使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統治體系的「薄弱環節」中首先發生並獲得了勝利。

歷史已經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社會主義的蘇聯，從一個十分落後的農業國，迅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科學和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成為打敗法西斯的主力。

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決不在於十月革命道路本身，而恰恰在於從赫魯雪夫直到戈巴契夫逐漸脫離、背離和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

我們決不能因為後來的蘇聯解體而譴責為人類開闢嶄新道路的十月革命本身。

通過造謠攻擊列寧進而否定十月革命同樣站不住腳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

美國中央情報局慷慨資助有關研究機構設計了一個專門打掉蘇聯人民長期以來在實踐中形成的對列寧、也包括史達林情結的「哈佛方案」。

赫魯雪夫領導集團上台後，首先遭到攻擊的是史達林；到了戈巴契夫集團執政後期，列寧也成了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的目標。

他們捏造出很多謊言，所謂「列寧是德國間諜」就是其中之一。

他們說：十月革命「是一個巨大的陰謀，是在西歐一小撮陰謀家和冒險家的情報機關幫助下，由『德國姦細』列寧和『英美』特務托洛茨基密謀組織、挑唆完成的一次『政變』」（［俄］《莫斯科新聞》，2007年6月1日）。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的真相。

首先，列寧回國根本不是德國政府的「指示」，而是俄共（布）中央的決定。

在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寧回憶錄》中，記載了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回憶：1917年3月底，「中央局經過加涅茨基轉來了一封電報，內稱：『烏里揚諾夫（列寧）應當立即出發！』」這就是鐵證。

再有，列寧回國前確實也答應了德國政府的某些條件，但這完全不等於是充當德國的間諜。

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德國與俄國是交戰國。

德國政府允許列寧一行40餘人途經德國回國時，曾設立了這樣兩個條件：一是回國者必須在俄國展開「反戰鼓動」，二是歸國者要爭取俄國釋放與其同等數目的奧地利或德國戰俘（克魯普斯卡婭著，哲夫譯：《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1頁）。

關於「反戰鼓動」：反對參加一戰一直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戰略策略。

列寧和黨組織早就認為，當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進行爭霸的非正義戰爭，這樣的交戰只能給俄國和德國人民帶來痛苦。

因此，布爾什維克黨與德國政府的「反戰鼓動」出發點和目的也截然不同。

關於「爭取釋放戰俘」：雙方的協定里只是註明「爭取釋放」，並非必須做到，而返回國內的40多名俄國人絕大多數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人物和骨幹力量。

因此，從策略上考慮，上述兩個條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精心拋出的謊言往往有相關所謂的「證據」支撐。

那麼，「列寧是德國的間諜」之說的所謂證據何在呢？

十月革命前夕，俄國臨時政府不僅逮捕了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又以偽造的所謂的「西遜文件」作為「布爾什維克被德國黃金收買」的支柱性論據，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列寧。

一些追隨臨時政府的報刊大加渲染。

這也就成了「列寧是德國間諜」之謊言的由來。

對此，列寧十分氣憤，一度曾堅持要親自出庭以揭露敵人的誹謗。

但為了保護領袖，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斷然決定不讓列寧出庭，並安排他匿居芬蘭邊境指導十月革命。

就是在此時此地，列寧寫出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

後來，蘇聯國內外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對「西遜文件」作了大量詳盡的研究。

其中包括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索博列夫、斯塔爾采夫，甚至連著名反蘇、反共的美國外交家喬治·凱南都認定，這份文件從頭到尾都是偽造的，比如，一些本應來自德國間諜機構的關鍵性文件，卻是出自俄國舊式打字機，是來自俄國本土的偽造（［俄］《選擇》雜誌，2006年第2期）。

俄國2009年和2012年先後出版的官方歷史教材——俄國歷史教師參考書《俄羅斯歷史1900—1945》，全面批駁了「列寧是德國間諜」這一謊言，明確指出：「上述謊言不過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一些反動報刊散布的虛構神話」，「列寧並沒有做任何敗壞其名譽的事情」（參見吳恩遠：《蘇聯歷史的幾個爭論焦點的真相》，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頁）。

俄羅斯各界近年的反思也有力地證明著十月革命的正確

自1999年起，俄羅斯社會輿論中心連續多年在列寧誕辰前夕（4月22日）就俄羅斯民眾對列寧的歷史作用評價作跟蹤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社會對列寧的評價穩中有升。

2011年，蘇聯解體20周年的前後，《俄羅斯報》隨機調查了254位各界民眾。

問卷共有五個題目，其中第一個題目是：「今天，說到蘇聯能使您聯想到什麼？當你看到縮寫詞CCCP（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俄文的縮寫）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什麼？」90%以上的答案是頌揚和懷念。

2016年3月，俄羅斯人以執政前後國家的總體情況、人口數量、居民生活水平、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以及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全球影響力等十項標準，評價20世紀以來俄羅斯的十位領導人的功過，包括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列寧、史達林、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戈巴契夫、葉爾欽、梅德韋傑夫、普京。

結果顯示，列寧、史達林、普京的上述得分均為正面，並列第一。

而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有9項評價均為負面而位居最後。

對於蘇聯的解體，普京總統用「災難」來形容。

他明確反對在蘇聯問題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表示：否定歷史會使整個民族「數典忘祖」。

就在2016年1月25日，普京向來訪者透露，他至今仍然保存著自己的蘇聯共產黨黨員的黨證，並且非常喜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

而戈巴契夫自己也曾有所「懺悔」。

2016年5月22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網站報導：戈巴契夫說，「我很感到遺憾，一個擁有無限可能和豐富資源的國家不復存在了。

俄羅斯人大多像我一樣……對於這個國家的解體也深感惋惜。

」

筆者曾與剛剛去世不久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作過幾次深入長談。

他深切地對筆者說：「把蘇聯送入停屍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

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災難為慘痛代價，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

某些西方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

」斯言十分中肯。

我們黨的幾代領導集體多次反覆強調反面教員的獨特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講話和談話中引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多次提醒全黨要認真汲取蘇聯亡黨亡國這一慘痛歷史教訓。

在紀念蘇聯十月革命即將滿100周年之時，深刻認識十月革命的重大意義，深刻汲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對加強我們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對於我們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李慎明，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光明日報 2016年6月15日 理論周刊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