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陳獨秀辦《青年雜誌》 連任5屆最高領導

開欄語：歷史上有無數個今天，無數個今天凝聚成歷史。

每個今天都會發生不一樣的故事，每個故事都值得我們去品鑑。

華聲在線歷史頻道以「歷史上的今天」為切入點，尋找曾經此時此刻發生的故事，這些故事或警醒、或感動、或離奇、或讓人開懷一笑……所有這些，我們都將一一呈現，以饗讀者。

在99年前的今天，1915年9月15日 (農曆八月初七)，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

《青年雜誌》創刊號

1915年9月15日以《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月刊，陳獨秀主編。

陳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

自第2卷(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自1919年1月第6卷改組編委會，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編輯。

在「五四」運動前後，以鼓吹民主、科學，提倡新文學為主要內容，曾刊載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李大釗的論文《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主義的勝利》，陳獨秀的論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等。

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封建倫理道德、呼喚人性的覺醒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自1920年9月第8卷，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度成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陳獨秀主編。

1922年7月休刊。

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理論性機關刊物，遷廣州出版。

自1925年4月改為不定期刊物，次年7月停刊。

「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國時局變化使陳獨秀深受刺激，他認為在中國搞政治革命沒有意義，而欲「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

經過努力，上海群益書社應允發行由陳主編的《青年雜誌》。

陳獨秀所寫的發刊詞《敬告青年》是該刊的綱領性文章。

該文開明宗義指出「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徵，要實現這社會改革的三事，關鍵在於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覺悟和觀念更新。

他勉勵青年崇尚自由、進步、科學，要有世界眼光，要講求實行和進取。

他總結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為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

從而首先在中國高舉起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

《新青年》的創刊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敬告青年》一文則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

人物簡介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字仲甫。

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5年9月15日，創辦《新青年》雜誌，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

曾當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

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參加共產國際大會，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停職。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捕。

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歲。

歷史貢獻

第一，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

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

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思想指導者。

五四運動能夠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那麼大的影響，與他的活動、指導、影響是分不開的。

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歷史功績的同時，不能忘記陳獨秀在其中的巨大歷史功勞。

第三，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

他傳播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李大釗早，但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別的報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說法不準確。

如果沒有陳獨秀，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

僅僅這一條，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

第六，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

歷史點評：他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他晚年進行的文字學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學術成果。

如果不是後來轉向政治鬥爭，他無疑會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傑出的大專家、大學者之一。

揭秘：陳獨秀為何能連任五屆最高領導?

陳獨秀

打開過去的史書，大凡將陳獨秀看作是一個反派人物，右傾機會主義的化身，大革命失敗的罪魁禍首，不一而足。

可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就是「這樣」的一個陳獨秀，從建黨到大革命的6年間竟連任中共五屆最高領導(一大是中央局書記，二大、三大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四大、五大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陳獨秀處於早期黨的核心地位，表面上似乎難以理解，原因誰都不去說。

因為陳獨秀畢竟後來脫離了共產黨，成立「托陳派」，只好用他「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總書記是歷史的誤會」，等等，加以掩飾，並希圖以此表白，陳獨秀不該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他任總書記無非是中共的幼稚。

其實，只要尊重歷史而不帶任何偏見，就不難發現，這種詮釋，既缺乏說服力，也是對陳獨秀和中共黨史的不公正。

一大：建黨的頭號功臣

近代中國的政治大舞台，為具有廣泛社會地位和影響且書生氣濃厚的陳獨秀提供了足以展現自己才華的廣闊空間。

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篇，最令人驚心動魄的，莫過於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和創建中國共產黨這三件大事。

陳獨秀正是在上述歷史事件中都唱主角，使其名聲大噪，並由此確立了他在政壇上不可撼動的主導地位。

在祖國內憂外患的情勢下，苦苦求索救國救民真理的青年陳獨秀1915年從日本回國後，於9月15日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即《新青年》前身)，從此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他以《新青年》為核心陣地，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兩面大旗，反對封建專制政治，公開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戰，一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面對保守勢力的反抗，他大聲疾呼：「要擁護那德先生(即「民主主義」)，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

要擁護那賽先生(即「科學」)，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

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陳獨秀把賽、德兩先生，認定為能使中國現代化的兩種武器。

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青年》從民主主義逐漸發展成為社會主義的刊物，影響並培育了整個青年一代，造就了大批的激進民主主義者。

思想輿論界稱它是「青年界的良師益友」，毛澤東當年主編的《湘江評論》頌陳為「思想界的明星」、「學界巨子」和「社會精英」。

毛澤東回憶《新青年》對他的影響時說：「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

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

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啓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還說陳獨秀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像毛澤東一樣，廣大青年學生把陳獨秀當做「聖哲」來頂拜。

俄國十月革命在中國思想界激起了軒然大波，早年崇尚法國、美國的陳獨秀受其影響，政治思想迅速轉向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比較徹底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18年12月，陳獨秀和李大釗等創辦了《每周評論》，鼓吹新思潮，成為指導五四運動的又一面旗幟。

陳獨秀信奉「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的座右銘，他鋒芒畢露，敢怒敢言，氣勢逼人，自然招來反動勢力的眈眈虎視。

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到北京前門外「新世界」商場散發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時，遭到北洋政府逮捕入獄。

這件事引起知識界、教育界的極大震驚，各界人士紛紛譴責，要求保釋陳獨秀。

7月13日，《每周評論》刊登《懷陳獨秀》一首詩寫道：「依他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

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

陳獨秀9月16日獲釋後，李大釗11月1日在《新青年》發表《歡迎陳獨秀出獄》一詩，寫道：「什麼監獄什麼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這兩首詩，足以表明陳獨秀不愧為知識界思想界的領袖。

在《新青年》的號召和推動下，「五四」思想啟蒙運動迅速發展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全國出現了三四百個社會團體和400餘種進步刊物。

整個五四運動，實際上真正起領導作用的，是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左翼。

儘管毛澤東後來對陳獨秀有諸多嚴厲的批判，但對於他在「五四」時期的作用卻大加稱讚，說「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毛澤東還說：陳獨秀「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最早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春，兩人初步商討了組織共產黨的計劃。

4月，俄共(布)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先在北京會見李大釗，再到上海會見陳獨秀，都是討論籌建共產黨問題。

在維經斯基的直接指導與幫助下，陳獨秀對籌備建黨做出很大的貢獻：其一，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起成立上海共產黨組織。

上海早期黨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實際上起著臨時中央的作用。

陳擔任上海發起組的臨時書記。

其二，上海發起組將《新青年》改為公開機關刊物，又創辦秘密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

陳獨秀和李大釗、李達等一起猛烈批駁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堅持了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為黨的建立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其三，投身於工人運動，大力組織和開展工人活動，通過多種形式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中去，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

其四，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濟南的王樂平(王自己不干，介紹王盡美)、鄧恩銘，武漢的李漢俊，廣州的譚平山、陳公博，湖南的毛澤東，以及在日本的周佛海和在法國的張申府等人，促使各地早日建立共產黨組織。

其五，主持制定了黨的第一個宣言《中國共產黨宣言》，明確提出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理想，闡明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思想，旗幟鮮明地宣布共產主義組織的宗旨和原則。

從五四運動到建黨，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鄧中夏、張太雷、高君宇、毛澤東、譚平山、王盡美等，都屬學生輩份，無緣與年長的老師陳獨秀爭名位;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董必武、陳潭秋等，名聲多限於地區性，信譽和影響遠不及陳獨秀;真正有資格可與陳獨秀相比的，只有黨內重量級人物李大釗。

應該說，他倆都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銳敏，魄力之堅強，非他人所可及，但又各有千秋。

李轉向馬克思主義比陳要早一些，在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方面超過了陳。

但總體來看，陳在新文化運動的聲望，在思想界知識界的影響，在建黨組織方面的貢獻，又比李略勝一籌。

當時商定陳獨秀在南方、李大釗在北方，分別負責建黨的準備工作，嬴得「南陳北李」的美譽，成為黨的兩位主要創始人。

但陳獨秀自謙說：「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

至於陳獨秀當選中共最高領導是否與共產國際有關?濮清泉曾聽其表兄陳獨秀說，「是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荷蘭人馬林來中國傳達的。

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點。

」筆者22年前訪問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時，包也提到：「嘉興南湖會議選舉陳獨秀當書記是共產國際的意見」。

我們目前對此尚未找到佐證，不過共產國際幾位代表來華都是找陳獨秀，把組黨任務交給了他，從這些現象看，共產國際讓陳當中共最高領導，似乎也是情理之事。

所以，儘管陳因事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仍能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

二大：率先提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

建黨後，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黨的一大綱領提出了未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總奮鬥目標，但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缺乏正確的認識，認為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主張直接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要用十月革命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家階級;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聯繫。

這種企圖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做法，表明黨還不懂得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即應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陳獨秀是黨內最早提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思想的人。

他認為革命大業不能一蹴而就，必須穩進，不可心急，指出，共產主義在中國怎樣進行還要摸索，「由於各個國家情況不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形態也各異，在中國是什麼樣子還要看發展」。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

」他在1920年9、10月間發表的《對於時局的我見》、《國慶紀念底價值》等文章里就表露出類似的思想。

許多中國共產黨人應共產國際的邀請，出席了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這對於中共深入了解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在鬥爭實踐的基礎上，陳獨秀率先接受了遠東大會的意見，並參加指導了同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6月，他寫了《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起草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這些文字具體分析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狀況，批判了「聯省自治」、「好人政府」等主張，第一次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步走」的思想，提出了第一步民主革命的奮鬥目標，提出了與國民黨等民主派及革命團體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的主張。

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和遠東大會的精神，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陳獨秀為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認識，有了明顯的理論突破：不再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首次提出中國是「半獨立的封建國家」;不再主張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認為應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再空談社會主義革命，認為應依據實際情況，逐步解決中國社會革命的問題。

據此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決定中國革命要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族民主革命，「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這是最低綱領;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打倒資產階級，建立勞農政府，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共產主義，這是最高綱領。

黨的二大首次提出了中國革命「兩步走」的思想，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正確方向。

陳獨秀後來在中共三大致閉幕詞說：黨的一大時，還沒有綱領和規章，黨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懸在半空。

到黨的二大，有了最低綱領和黨的章程，從而實際上找到了黨需要走的道路。

中國革命「兩步走」的思想，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的初步結合，並且為即將出現的國共合作鋪平了道路。

在此前後，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呈現上升趨勢，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到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全國出現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

但是，「二七」慘案發生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一些共產黨人對工人運動抱有消極悲觀的態度，由重視無產階級轉為重視資產階級。

陳獨秀認為資產階級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是民主革命的主體;主張在一般情況下，中國民主革命的前途，是先由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他在這年4月發表了《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指出：「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幼稚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鬥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所以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

」這篇文章連同12月發表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後來被視為陳獨秀「二次革命論」的代表作。

陳獨秀主張：第一步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由資產階級領導，並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無產階級等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再進行第二步革命，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陳獨秀的「二次革命」主張，長期以來一直備受指責。

這種兩次革命的理論究竟錯在哪裡?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其要害是把民主革命的勝利看成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降低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排除了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插入一個不可逾越的資產階級專政階段，隔絕了兩者之間的直接聯繫。

但這種思想所界定的中國革命要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包含著「兩步走」的合理內核，這同建黨時主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相比，無疑是一個進步。

況且，所謂「二次革命論」觀點，也並非陳獨秀個人獨有的思想，而是全黨普遍存在的，代表著當時黨內大多數人的一種共識。

到1926年北伐時，陳獨秀未改初衷，仍堅持說：「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

」

三大：為建立國共聯合戰線搖旗吶喊

黨的一大時，曾討論過與國民黨的關係，有贊成或反對兩派意見，但沒有形成具體決議。

陳獨秀和大多數黨員一樣，最初是反對國共兩黨合作的。

1922年4月，他代表中央寫信給共產國際，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行「黨內合作」的建議，鄭重地提出異議。

後來陳改變了態度，認為兩黨合作只是為了推翻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不是加入國民黨。

他主持的中共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提出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政策。

還應當看到，孫中山向來以國民黨為中國第一大黨自居，他既需要共產黨人這一「新鮮血液」的協助，又不把剛成立的共產黨完全放在眼裡，反對與中共「平起平坐」。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加入到國民黨中來，實行「黨內合作」;要麼不去建立聯合戰線。

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建立「黨外聯合」，所以「黨內合作」已成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唯一方式。

共產國際早已看到這一點，率先向孫中山作了必要的讓步。

8月底，在馬林提議下，中共召開杭州西湖特別會議。

起初陳獨秀和其他領導人坦率反對馬林的建議，後經馬林的勸說，與會者為顧全大局，只好很不情願地作出讓步，接受了國際關於「黨內合作」的意見，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針。

這是黨政治主張的重大轉折點。

共產黨可以利用廣東這塊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陣地，在國民黨內擴大對工人的宣傳，喚起民眾的革命精神;並將國民黨左派爭取到共產黨方面來，以此加速革命高潮的到來。

實踐證明，這是使黨和革命發展的正確選擇，否則，國共合作只是左傾空談。

會後，陳獨秀在上海同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多次商談國共合作事宜，並希圖以自己第一批加入國民黨的實際行動來消除人們對「黨內合作」的疑慮，但這並未能帶來全黨的思想統一，黨內大多數人對於加入國民黨仍非常不滿，所以到黨的三大會上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再度爆發。

三大前後，陳獨秀寫了很多以國共合作為主題的文章，反覆強調：各民主階級的革命力量必須集合起來，以國民黨為中心，形成廣大的群眾運動，才能取得革命勝利。

並且指出：共產黨人不可輕視國民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不可超越現實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這對於克服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是有積極意義的。

此外，他還批評孫中山國民黨歷來只偏重軍事活動，忽視對民眾的宣傳與組織工作的錯誤政策，強調國民黨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民眾的宣傳上，「萬不可單單建設在軍事行動上面，造成新的軍閥，站在被革命的地位!」因陳的言辭過於犀利，使孫中山難以接受，一時引起孫的憤慨，「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

」

根據共產國際1923年1月的決議，中共三大於6月在廣州舉行，主題是討論加入國民黨問題。

會上，張國燾等人強調黨的組織獨立性和政治批評自由，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尤其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

陳獨秀則堅持西湖會議的既定方針，強調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故應聯合資產階級;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非常幼稚，黨又不能公開，只能做經濟鬥爭，而不能做政治鬥爭，要做工人運動只有加入國民黨。

他明確指出：「我們的責任是為開展國民運動而工作」，只有國民黨才能容納各革命階級，所以，「我們應在國民黨內工作，因為國民黨軟弱渙散」。

陳獨秀等人據理力爭，堅持利用國民黨來改造國民黨的正確方向。

經過激烈爭論，大會否決了張國燾等人的主張，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國併到勞動群眾中去，同國民黨共同進行和發展國民革命運動。

陳認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開展國民革命運動，而國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實現。

」陳獨秀在會上還支持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主張。

這種主張雖有忽視黨的獨立性的弊端，使黨在國共合作一開始就處於從屬的地位，但它是在共產黨可以公開進行革命活動的基地廣州這一特殊情況下提出的，作為一種策略口號，實不為過。

他強調黨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把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起來，這是符合列寧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策略思想的。

黨的二大以後，因張國燾搞小組織活動，黨內有分成兩派的趨勢，陳獨秀曾一度辭職，馬林為此在中央委員會議上明確表態，認為陳獨秀「是唯一有領導能力同志」，使其官復原職。

陳獨秀服從共產國際的旨意，使「黨內合作」得以在三大會上通過，促成國共聯合戰線的建立，這是他對早期革命的主要貢獻之一，加上共產國際繼續支持他，使他得以繼任三大的最高領導。

三大揭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序幕，為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和大革命的到來，作了思想上、理論上和策略上的重要準備。

近年來，學者對「黨內合作」的優劣，各執一詞。

誠然，「黨內合作」有其弊端，它束縛了共產黨人的手腳，使黨在國民革命進程中，在政權組織、軍隊武裝、土地問題和工農運動等方面，始終處於理論上與實踐上的「兩難」選擇，表現得無所作為，而當出現矛盾時，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擔心國共聯合戰線破裂，經常採取右傾退讓策略，使革命發展受到極大限制，這與大革命的失敗不無關係。

但從總體上看，筆者認為，「黨內合作」利大於弊。

首先，使共產黨的隊伍得到迅速發展，由幾百人發展為5.7萬多人，成為一個群眾性的大黨。

其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局面，黃埔軍校的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五卅運動為起點的全國革命高潮，特別是北伐戰爭的勝利，都是國共兩黨在「黨內合作」旗幟下共同努力取得的。

再次，黨在國民黨內擴大對工人的宣傳，喚起廣大群眾的革命精神，進一步把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共產主義的宣傳，並且將國民黨左翼爭取到共產黨方面來，加速了革命的進程。

四大：將中共由一個小黨帶入群眾性的政黨

三大以後，黨為促進國共合作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幫助改組國民黨，促成了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實現了國共兩黨聯合戰線的建立。

之後，全國出現了南北分明的政治格局：北方是直系軍閥統治的天下，革命處於低潮;南方是國民黨控制的廣東革命根據地，革命蒸蒸日上。

中共經過多方努力，使整個工人運動由守勢轉到進攻。

國民黨改組後，很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擔負重要職務，但因為共產黨員努力於國民黨的工作，模糊了兩黨的界限，只知道同國民黨聯合，忽視了黨組織的獨立性和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使黨內右傾思想逐步抬頭並開始成為主要危險。

1924年5月黨召開的第一次擴大執行委員會，初步糾正了三大以來黨內不斷滋長的右傾偏向，加強黨在國民黨工作中的獨立性和對工農革命運動的領導。

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引起統治階級陣營的恐慌和分化，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為孫中山北上提供了契機。

在中共的支持和兩黨的共同努力下，一個聲勢浩大的國民會議運動遍及全國;此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分化日趨明顯，少數右派分子時而製造「彈劾」共產黨案，挑起事端，攻擊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活動，在廣州發生了觸目驚心的商團叛亂，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開始尖銳起來。

陳獨秀本來是把資產階級視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認為國民革命基本上是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應充當領導國民革命的角色，並估計資產階級最後會取得政權。

但根據階級鬥爭形勢的激化，四大前夕，1924年12月陳寫了《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一文，得出與前不同的結論：「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

這裡所謂「督戰者」，也就是指導者的意思，顯然這時他對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轉變了過去的看法，有了新的認識。

共產國際1923年5月給中共三大關於「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的指示，也是陳獨秀轉變認識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正確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以加強對於迅速到來的革命高潮的領導，急切地提到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黨的四大旨在加強自身的階級性和鬥爭性，中心議題是討論發動群眾促進革命鬥爭問題。

陳獨秀為四大起草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集中表達了他和全黨這時對中國革命進程的認識水平。

議決案明確指出：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是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著勝利」。

黨的四大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提出了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軍問題;並且強調加強和改善黨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黨同國民黨關係的新政策，即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擴大左派。

這是四大在理論上和政策上的新貢獻。

國共合作雖然遇到了許多難題，但在陳獨秀的領導下，從黨成立到黨的四大，經過短短几年時間，黨的建設取得迅速發展，共產黨員從幾十人增加到近千人。

四大會上，代表們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本黨在國民黨及國民運動中的活動，大致表示滿意，這種評價自然包含了對陳獨秀工作的肯定。

黨組織的進一步發展，黨不斷糾正右的和左的偏差，使黨在政治上理論上有了明顯提高。

這樣，黨終於走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的圈子，開始形成具有重大政治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開創了黨的建設新局面。

於是陳獨秀順理成章地再次當選為黨的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並把委員會的成員從5人增加到9人。

陳獨秀的權力無疑增大了，難怪張國燾說：「陳先生這時是得心應手名符其實的『家長』。

」

五大：無人喝采，無人替代

1925年3月孫中山的逝世，意味著國共兩黨合作的「黃金時代」終結，聯合戰線的形勢變得愈來愈嚴峻。

在此之後，中國革命便朝著兩個趨向發展：一方面是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如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兩湖為中心的工農運動，北伐勝利進軍，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譜寫了光輝篇章;另一方面是反革命右派勢力的日益囂張，如戴季陶主義出籠、廖仲愷被刺殺、西山會議派形成，尤其是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使蔣介石的權力極度膨脹，給革命蒙上了陰影。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是在共產國際對蔣介石容忍和利用的妥協方針下，這兩種趨勢的一次大較量。

黨的五大正是在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

一方面，黨發展得很快，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發展，黨員人數猛增，形勢要求黨的領導力量相應增加，提出新的任務和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另一方面，四面楚歌的武漢政府驚慌失措，中共高層的意見分歧和不團結現象愈益加劇，許多黨員情緒低落並有一種不安的預感。

全黨上下最焦灼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當前的局勢，如何從危難中挽救革命。

可是，陳獨秀在五大的工作報告令人失望，雖然強調了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對於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

大革命的局部失敗，實際上等於把陳獨秀推向了被告席位，成為眾矢之的。

會上散發了瞿秋白寫的批評陳獨秀和彭述之右傾錯誤的小冊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相當多的代表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主要側重於過高估計資產階級和沒有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兩個方面，進行了批評。

陳對這些批評並不服氣，又無奈做了一些自我批評，並同意大會通過的決議。

大會對此理解為他已轉到了正確的立場上，沒有對他做出任何組織結論，仍繼續選舉他為總書記。

這是因為：第一，全黨大多數人對陳獨秀錯誤的內容和性質，缺乏應有的認識;第二，當時還沒有形成可以替代陳獨秀的新的領導，形勢也不允許進行徹底變動。

所以新組建的中央委員會領導機構基本上是原班人馬，這樣就不可能實行切實有力的領導，自然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無法改變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五大後，儘管陳獨秀繼續在共產國際的右傾錯誤中苦苦掙扎，由於多方面的、複雜的原因，大革命最後是失敗了。

客觀上看，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營壘正處於暫時穩定時期，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反革命聯合戰線力量，比剛剛興起的革命聯合力量要強大得多，敵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使他們能夠從容不迫地對付中國革命。

主觀來說，陳獨秀右傾錯誤的領導也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作為黨的第一把手，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

陳獨秀雖然對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提出過一些不同的意見，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言聽計從，特別是到大革命後期，他的右傾錯誤思想更變本加厲，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為求得國共聯合戰線不破裂而不惜一味妥協退讓，放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

他不懂得政權的重要性，要處處保持在野黨的地位;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片面地看重民眾運動，放棄了對軍隊的爭取，自動把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繳械;不懂得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沒有提出明確的土地革命綱領，藉口農民運動「過火」來壓制農民運動。

但是，我們今天從總結歷史教訓的角度，客觀地來認識和分折他的這些錯誤，還應當注意到：

其一，是探索中國革命過程中的錯誤。

黨在還沒有來得及做好各種準備的情況下，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

陳獨秀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遇到許多新問題和新情況，黨雖然對於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並初步提出了正確的構想，但還沒有能力獨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妥善解決一系列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

」所以，在探索過程中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是根源於共產國際的錯誤。

共產國際及其駐中國代表在大革命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但到後期，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有嚴重的右傾或「左」傾錯誤。

他們始終認為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主體，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要共產黨屈從於國民黨，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對蔣介石、汪精衛等始終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一切重大原則問題上，無不受著共產國際的制約。

有時陳獨秀和其他領導人也提出不同看法，但多數被共產國際加以否決，最後不得不執行國際的決議和指示。

反觀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沒有做過任何自我批評，而是把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的身上，只有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比較老實地勇敢承認：「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

其三，是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錯誤。

陳獨秀的錯誤並不是他一個人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談到黨犯錯誤的責任問題時，指出：應由政治局和他共同負責，包括我自已，不能把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但他應多負一些。

既便如此，瞿秋白仍認為，五四以來，陳獨秀「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

毛澤東後來也說：黨犯錯誤不應著重於個人的責任：「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陳的下台，與其說是因為大革命的失敗，倒不如說是苦於共產國際的無奈，共產國際代表提議召開的中共八七會議，批評陳獨秀的錯誤，卻不讓他參加，在不讓他申辯意見的情況下，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更換了新的領導。

這也不符合共產黨的組織原則。

總而言之，陳獨秀能夠連任五屆黨的最高領導，決非一種偶然現象，它既不是陳本人的主觀臆斷所為，也非早期共產黨人一廂情願的衝動，而是歷史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局，是他在這一時期真正價值的一種體現。

這種現象，如果說是中共初期「理論準備不足」和「缺乏實踐經驗」之下的一種不成熟，那麼從根本上也只能說是全黨的不成熟，而不應只怪罪於陳獨秀個人。

況且，他的榮辱是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密切相關的。

我們既然無法否定中共早期歷史的發展與成就，那麼也就不能否定作為領導人陳獨秀的作用與貢獻。

悲劇人生的陳獨秀，從建黨到大革命失敗的早期活動留下濃墨重彩，時至今日，他的貢獻和作用仍可圈可點。

陳獨秀和他的戰友們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既有成功的歡快，也有挫折的煩惱;既有勝利的喜悅，也有失敗的苦悶。

真可謂：成也獨秀，敗也獨秀。

但對於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這只是成長、發展、興旺的一段必經之路。

從中國共產黨80年(以2002年計)來的光輝坎坷的歷程來看，陳獨秀不過是交了第一次學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