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謀士司馬懿的臨終遺言到底有何玄機？

公元251年八月，一世梟雄司馬懿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這一年他已經73歲了。

人生七十古來稀，對於從事梟雄這個高危職業的司馬懿而言，他真的活夠本了。

在具有相同資歷的精英人物中，司馬懿可謂碩果僅存者，當年的朋友與對手均已作古，人生至此，夫復何求？然而雁過留聲、人過留言，司馬懿老先生在臨終前會留下什麼遺言呢？

史書是這樣記錄他的遺言的：「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

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輔帝平九州，慎之!慎之!」這番話司馬懿是對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說的，大意就是我司馬懿一生在魏國做官多年，位極人臣，地位夠高了。

但是大家都懷疑我有異心，令我十分害怕。

我死之後，你們兄弟倆要好好處理國政，輔助皇帝統一天下，一定要小心呀！

鑒於司馬懿一生善於演戲，不單騙過政治經驗不足的曹爽，就連老謀深算的曹操也被他騙過。

因此，司馬懿的這番話是真心話還是說給記載歷史的史官們聽的？是真心表達自己的忠誠還是演好人生最後一場戲？恐怕除了他自己，後人真的不得而知。

曹魏皇室對司馬懿的猜忌、懷疑可謂由來已久。

當年，一代奸雄曹操活著的時候，就對司馬懿很不放心，只不過聰明的司馬懿在代漢問題上支持了曹操，才讓曹操對司馬懿的猜忌有所緩解，但曹操還是特意告誡曹丕，「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只不過曹丕並沒有聽信乃父之言。

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對司馬懿雖然對司馬懿非常倚重，但並不那麼信任。

曹叡與大臣陳矯曾有這樣一段對話，很能反映司馬懿受到的猜疑。

曹叡：「司馬公忠正（指司馬懿），可謂社稷之臣乎？」陳矯：「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魏晉世語》）而另一大臣高堂隆在病危之際，也提醒明帝「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三國志·魏書·高堂隆傳》)，矛頭直指司馬懿。

儘管司馬懿後來成為魏明帝的託孤大臣，但曹叡還對司馬懿是有所防範的。

魏明帝給司馬懿安排的職務是以太尉「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

而曹爽的職務則是「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這個人事任命顯然是以曹爽為第一託孤大臣，而司馬懿次之。

司馬懿的名望功績遠在曹爽之上，魏明帝如此安排後事，顯然出於對司馬懿的不放心。

自從曹丕為拉攏世家大族而施行「九品中正制」以來，世家大族勢力迅猛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把持著當時國家的權柄。

而司馬懿正是出身士族，他的先祖們在東漢帝國做過征西將軍、豫章太守、潁川太守等重要官職，父親司馬防更是官至京兆尹。

司馬懿一生東征西討，為曹魏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使他成為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

而區區曹爽，不過是皇族一庸庸碌碌的紈絝子弟，機緣巧合執掌權柄，偏偏又「專擅朝政，兄弟並掌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這自然激起了世家大族，包括大部分朝臣對他的極度怨恨和反對。

於是這些人註定要聯合起來，一場針對曹爽的政變已不可避免。

正如蔡東藩指出的：「曹爽一庸奴耳，不度德，不量力，竟以一時之徼幸，入為首輔，就使小心謹慎，猶難免復餗之凶；況淫奢無度，酒色是酖，何晏鄧颺諸人，毫無偉略，引為謀士，兄弟中僅一曹羲，猶有一隙之明，而爽不肯從，其能保家保國乎？當日即無司馬懿，吾知爽亦未必不亡也。

」

老謀深算的司馬懿很早就開始了暗中聯絡、部署，這些私下裡的陰謀，甚至連大兒子司馬師都不知道，「宣帝（司馬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司馬昭）潛畫，文帝（司馬師）弗之知也」（《晉書·景帝紀》）。

因此，司馬懿詐以老病將死騙過了曹爽，真真是司馬懿最尋常的政治表演。

249年，在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下，蓄謀已久的高平陵政變爆發了，「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晉書·景帝紀》）。

可見，曹爽集團被一舉剪除真的是毫無懸念。

高平陵政變雖然成功了，但司馬懿也騎上了權力的老虎背，他實際上更為生前身後這些騎虎難下的事而無比焦慮。

陰謀有時會成為一個連環套，司馬懿必須警惕螳螂背後的黃雀，也就是說他必須牢牢地保持自己的權勢，並對任何可能的反對者痛下殺手，否則他隨時會成為第二個曹爽。

因此，我們在《晉書·宣帝紀》中看到了如下記載，「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

251年正月，太尉王凌企圖發動針對司馬懿的政變，司馬懿竟以73歲高齡親自討伐。

淪為階下囚的王凌哀嘆，「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司馬懿則老經世故地回答說：「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

」此後，凡牽連王凌之謀的人一律被誅滅三族，王凌甚至被剖棺暴屍。

做完這些，司馬懿還不放心，再對曹魏宗室痛下殺手，殺楚王曹彪，並將魏之王公全部拘捕，放置鄴城，命有司監察，不准他們互相交結往來。

其鷹揚跋扈與他的兩個兒子有何區別？

司馬懿的這些所作所為連他的後代子孫都為之慚愧。

東晉明帝曾與大臣王導談論起司馬懿，王導不加隱飾地敘述了司馬懿創業時的種種猜忍手段，又說起司馬昭在高貴鄉公曹髦時的所作所為，令晉明帝大慚，把臉埋覆在床上說：「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晉書·宣帝紀》)！

聯繫這些歷史事實，司馬懿能說出這段臨終遺言，說明他還是很看重自己的歷史名聲的，他不願意歷史把他記載成為一個野心家。

小人物怕政府，大人物怕歷史，司馬懿也不例外。

怕是一件好事，怕了，才能有忌憚，做事才能有底線。

但是，司馬懿的這番苦心已經逐漸不能為後人所理解了。

因為被陰謀文化浸泡的那些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的人，包括我們這些讀歷史的人，真的已經不很怕那隻歷史的筆了。

沒有敬畏，沒有底線，這才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巨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