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夫」到「真實」：六十年來學者眼中蔣介石

【摘 要】蔣介石作為中華民國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中國大陸對他的研究與當時的政治發展、學術環境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1978年之前，以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為代表，對蔣介石進行了全面的否定與批判。

1978年之後，伴隨著榮孟源的《蔣家王朝》、宋平的《蔣介石生平》、楊樹標的《蔣介石傳》、王俯民的《蔣介石傳》等著作的出版，對蔣介石的研究開始了從「為政治服務」向「學術研究」的轉型。

199O年之後，以嚴如平、鄭則民合著的《蔣介石傳稿》，張憲文、方慶秋主編的《蔣介石全傳》為代表，對蔣介石的學術探討走上了正軌。

進入新世紀後，對蔣介石的研究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均有了長足發展。

展望未來，對蔣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戰與機遇同在。

學者們需要利用目前寬鬆的學術環境與新史料開放的機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尋到「接近真實的」蔣介石。

【關鍵詞】蔣介石研究 學術史 回顧 展望

【作者簡介】陳紅民(1958一)，男，山東省泰安市人，歷史學博士，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華民國史、中國現代史研究；何揚鳴(1957一)，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歷史學博士，浙江大學新聞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新聞史研究。

如果細數近年來中華民國史研究的熱點，對蔣介石的研究定能名列前茅。

隨著「蔣中正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學者涉足該領域，一些國家與地區建立了專門的研究會、研究群與研究機構，相關的研究著作和論文層出不窮，以此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也接連不斷。

日本學者山田辰雄甚至斷言，蔣介石研究將是目前與未來一段時間內民國史研究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課題。

當然，由於蔣介石的特殊地位，對他的研究不僅是學術問題，有時還是政治問題。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大陸地區研究蔣介石的學術氛圍與當時的政治發展、學術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回望六十年來的學術史，對既往的研究進行一次通盤的梳理與批判，不僅對未來的蔣介石研究十分必要，也是一個急切的課題。

一、1949—1979：一本書影響三十年

1949年，新中國建立，大陸歷史學界開始了一場革故鼎新的「史學革命」。

一段時間內，「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是歷史學界帶有指導性的口號。

歷史學界的主要任務是，用五種社會形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研究「社會發展史」，劃分歷史的階段性與「進步性」。

研究內容則是歌頌「奴隸革命」、「新興地主階級的封建革命」、「農民起義」、「資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革命」，鞭撻一切「舊政權」、「舊秩序」及其維護者。

在如此背景之下，對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就比較艱難，因為他被視為舊政權的代表，「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是新政權建立前後最鼓舞人心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動員口號。

新政權所領導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諸方面的「革命」，其對象均是「蔣介石為首」的反動派。

何況，已被趕到台灣島上的蔣介石還夢想著「反攻大陸」，是個現實的敵人。

不能想像，在革命成功的史詩中沒有其主要對手的名字，蔣介石在勝利者的敘述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的關係頗為複雜，對其認識也在不斷變化。

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全面否定，與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進程密切相關。

1948年，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完成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

這部書遂成為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具有壓倒性影響的著作，時間長達近三十年。

從1945年起，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陳伯達先後寫作完成了《竊國大盜袁世凱》與《中國四大家族》兩本著作。

前書採用指東說西的手法，以袁世凱來暗喻蔣介石，後書則將矛頭直指蔣介石；此後，陳伯達決定寫一部直接批判蔣介石的論著。

1948年1月底，在中共中央遷往西柏坡的路上，他完成了《人民公敵蔣介石》的撰寫。

該書獲得巨大成功，傳頌一時。

書還沒有正式出版前，部分章節已由新華廣播電台廣播過了，各解放區紛紛印行。

1949年4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人民公敵蔣介石》。

此後，又多次重印。

至1965年11月，《人民公敵蔣介石》共印刷了14次，發行總量達61．4萬冊。

「人民公敵蔣介石」甚至成為一個符號，以此命名衍生的資料如漫畫集、宣傳材料等層出不窮。

《人民公敵蔣介石》在中國歷史學界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

在海峽兩岸尖銳對立的現實環境下，中國內地關於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學術研究」與政治宣傳相差無幾，批判國民黨、蔣介石的宣傳材料汗牛充棟，但有關蔣介石的論著卻僅有《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本；其他書籍中論及蔣介石之處，在論點上幾乎照抄陳伯達，在資料上也無甚創新之處。

《人民公敵蔣介石》並非歷史學家所著，但卻成了持續近三十年引導政治宣傳與史學研究的「經典」。

如果熟悉中國當時的語境，出現這種現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人民公敵蔣介石》對蔣介石的評價以革命史觀為主要標準和參照系，其基本觀點如下：(一)蔣介石從來就是個假革命的陰險兩面派；(二)蔣介石建立了一個反革命、法西斯的封建買辦王朝；(三)蔣介石在抗戰中實行「失敗主義」，繼續與人民為敵；(四)蔣介石在抗戰後悍然再次發動內戰，走向失敗，自取滅亡；(五)消滅蔣介石，推翻蔣家王朝。

其總的結論是：蔣介石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大狗牙，中國人民的第一號公敵」。

該書共13．6萬字，約四分之一的內容與蔣介石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四分之一的內容與蔣介石有些關係，另外二分之一的篇幅則是泛泛之評。

作者給蔣介石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之高，如「死狗」、「蔣賊」、「獨夫」、「希特勒和慕沙里尼的走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大狗牙」、「罪惡滔天的殺人犯與賣國賊」、「青幫大流氓」、「天字第一號的內戰禍首」、「罪惡滔天的內戰劊子手」、「民族的巨奸大蠹」、「孫中山的大叛徒」、「殺人如麻的大劊子手」、「反人民的最凶暴的大獨裁者」、「美國帝國主義的狗奴才」等等，達到了當時所需要的政治動員與宣傳效果，但離歷史學著作客觀公允的標準相去甚遠。

如果嚴格從學術規範來要求，《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史料基礎並不紮實，甚至有空洞的傾向，這與它完稿於戰爭年代、寫作時間短促、尋找資料不便有關，但不能否認作者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下，還是盡最大可能收集了相關資料。

該書所用的史料來源比較廣泛，有國內外的，有國共兩黨的，該書所用的史料形式也比較多樣，有文件函電、書籍報刊等。

作者的寫作時機與目標決定了在史料的選擇上有強烈的傾向性：所用的史料無一不是批判、指責、詛咒蔣介石的。

此前，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出版時曾自豪地說：「凡是我們能夠接觸到的重要材料，已儘可能包括在本書裡面，全書所分析的各問題，都可說沒有一句話沒有來歷。

」的確，《中國四大家族》每一章後面都有整齊的史料注釋。

這表明，陳伯達知道並能熟練地使用學術規範。

《人民公敵蔣介石》在學術規範方面遠不如《中國四大家族》，全書沒有列出任何注釋和參考資料。

由於《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書的廣泛傳播，許多從2O世紀五六十年代過來的人往往是通過讀這本書了解蔣介石，並形成深刻的、難以改變的印象。

儘管它不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史學著作，但卻被史學界奉為「經典」，書中的觀點即使依據的是不符合學術規範的史料，也為史學界所接受和採用。

翻開無數的革命史、現代史的論著和教材，很容易發現《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影子，甚至，它的影響還傳到國外。

1949年底，毛澤東出訪莫斯科與史達林會談時，史達林忽然提起，他曾看過《人民公敵蔣介石》。

1950年，該書的俄文版正式出版，它也影響了蘇聯的朝野對蔣介石的看法，其中的有些資料還為蘇聯學者或俄羅斯學者所引用。

作為時代的產物，從發行量、讀者面與對社會的影響等方面看，說《人民公敵蔣介石》是中國大陸蔣介石研究中影響最大的著作，絕不為過。

有個插曲值得一提：196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陳毅給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下達了寫作《蔣介石傳》的任務，此工作最後由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干之教授主持。

何干之在研究條件、助手配備、資料利用等方面得到相當的支持，幾位助手曾廣泛搜集資料，調查訪問，並已經寫出了基本初稿。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本書直到陳毅去世也未能出版。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到2O世紀6O年代，中央的一些高級幹部也對只有一本《人民公敵蔣介石》感到不滿意。

可是，要超越這本書是何其難。

二、198O—1989：從「為政治服務」向「學術研究」轉型

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大陸結束了極左路線主導的「文化大革命」，國家政策從「以階級鬥爭為綱」逐漸轉入以發展經濟為主的「改革開放」，思想與學術界也通過撥亂反正開展了一場清算極左路線的「思想解放運動」。

然而，對蔣介石的研究因為與現實政治結合太緊，前進的步伐非常緩慢。

畢竟，「蔣介石」依然是個極敏感的名字。

198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歷史學家榮孟源所著的《蔣家王朝》一書，這是中國大陸首部由史學工作者完成的關於蔣介石的類似傳記性質的著作。

該書以時間為序，評述了蔣介石自出生至1949年撤離大陸前的主要活動，由前言和十八章正文組成，全書20萬字。

榮孟源在1949年8月曾寫過《國賊蔣介石》，《蔣家王朝》是在此基礎上改寫的，帶著戰爭年代的硝煙。

作者堅持用革命史觀與階級分析方法來研究蔣介石，立足於「批判」，著重於「揭露」，指責蔣介石是「流氓」、「騙子」、「賣國賊」、「法西斯獨裁者」。

結論是，蔣介石是「與全國人民為敵，自絕於人民」，且又屬於「我國近代史上最後、最貪婪、最專制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代表人物。

榮孟源筆下的蔣介石，是當時史學研究者視域裡的形象，與《人民公敵蔣介石》所描述的並無多大區別，但沒有了缺少學術含量的無端謾罵。

《蔣家王朝》雖在「前言」里說，「老老實實，不隱惡，不溢美，不歪曲事實，不以過去來衡量今天，不為今天而篡改過去」，但該書對蔣介石仍然是徹底的否定——從出生到敗退台灣，其五十餘年的活動無一不是反動的。

書中提出，從出身看，蔣介石就是讓人避之不及的反面人物。

為什麼呢?因為他的祖父、父親都是鹽商，「不能不相信，蔣介石從小承受於父祖的教育，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種人民吸血鬼— — 鹽商、另一種人民吸血鬼——訟師，和地主階級中有錢有勢，橫行鄉里的豪紳的本領。

蔣介石立志『耀先人之幽德』，就是決心擴大他的袒和父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德性」』。

蔣與袁世凱、段祺瑞一樣，是「一脈相傳的人民的死敵」，即便是蝸居台灣了，「蔣幫依靠著美帝國主義支持，占據著台灣，繼續和人民為敵」。

這樣的論斷，明顯的帶著那個時代的色彩。

榮孟源《蔣家王朝》最主要的貢獻，是首次把蔣介石作為一個史學研究的對象，基於史料對他進行解讀(儘管這種解讀非常片面)。

《蔣家王朝》較多地使用第一手資料。

該書「前言」中稱：「這本小冊子所依據的材料，除中國共產黨的文獻外，一是蔣幫的文獻和官書，一是當時的書報，一是親歷者的回憶錄。

只取信而有據的記載，一般街談巷議的傳說，概不採用。

力求使用原始材料，如蔣介石的演講、函電、著作等等，大部分是用原件。

在不得已時，也使用了二手的材料。

」儘管書中註明使用材料來源的地方不多，但僅就其注釋來看，足以說明作者占有材料之多、之廣，種類之全。

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尤其是大陸宣布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爭取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海峽兩岸關係明顯改善。

中國近現代史學術研究領域也在不斷拓寬，最顯著的標誌是中華民國史研究的興起，對於國民黨及其領導人物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

儘管革命史觀仍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民族主義史觀也開始為不少學者所接受。

在此背景之下，學術界出現重新認識蔣介石的趨勢。

198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平的《蔣介石生平》。

此書為中國大陸第一本全面介紹蔣介石完整一生的政治讀物，分為「傳記」和「年譜」兩大部分(傳記部分約48萬字，年譜約5萬字)。

宋平是專業話劇編劇，並非歷史學家，但史學家李侃為之作序，高度評價了其觀點的公允與史料的充實，以及文字的可讀性。

《蔣介石生平》的寫作重點為蔣前期的活動，注重於對蔣的家庭出身、性格特徵、權力上升等全方位的介紹。

抗戰時期及以後的內容並不多，至於台灣期間的活動則更為簡單。

全書按時間順序，對蔣介石的出身、童年、求學、參加革命、掌握政權、八年抗戰、敗退台灣等生平事業作了全面的描述，尤其涉及其個性特徵的描繪較為精細。

書中的蔣介石是一個歷史反面人物，是革命的對象，但也知恩圖報，是個孝子，有著強烈的愛國心，通曉民族主義，同時又是一個獨裁、反共、親英美帝國主義的武夫形象。

與此前的論著相比，該書有四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緊扣蔣介石的生平事業，減少枝蔓，敘述基本圍繞蔣本人及相關事情。

作者汲取學術界研究成果，注意到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反面人物並非從其出生就是壞人，所作所為並非一無是處。

二是對蔣介石的一些歷史問題有所辨析。

在此之前的論斷多稱蔣介石騙取了孫中山的信任。

該書引用學者的研究指出，蔣能得到孫的賞識，原因頗多，蔣表現出來的能力與忠誠正是孫中山所需要的，「經歷了這次廣州事變後，更加信任蔣介石，也是很自然的。

孫中山不可能預見到蔣介石以後的變化」。

三是作者非專業史學工作者，在史料徵引方面有著嚴重缺陷，大段地引用別人的研究成果或回憶錄卻不註明，也缺乏認真地甄別與分析。

但作者所依據的史料是相當廣泛的，尤其是大量參考、運用了台灣的出版物，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過去對此類資料均認為是為蔣塗脂抹粉的宣傳品，無史料價值。

四是注意細節描寫，在解讀蔣介石行為時，注意到了人物性格特徵及受某些因素影響的分析，語言簡練生動，增強了可讀性。

儘管作者力圖公允客觀敘述蔣介石的生平，對與蔣相關的事件尤其是影響歷史進程的大事進行細緻的描述，對其人物形象進行完整的刻畫，但在對蔣的總體評價與認識上，難以突破「革命史觀」的影響，總是在「好」與「壞」的框架內，或非此即彼的視角下進行論述，遣詞造句褒貶分明。

在《蔣介石生平》出版兩年後，楊樹標所著的《蔣介石傳》於1989年由團結出版社出版，這可以說是中國大陸在對蔣介石學術研究中具有「開拓性」的學術專著。

楊樹標在2O世紀60年代是史學家何干之的助手，參與了《蔣介石傳》的基礎工作，接觸到不少資料。

此後，對蔣介石的研究興趣不減。

改革開放後，他寫成了《蔣介石傳》。

如果將該書與何干之當年的工作相比，它體現了蔣介石研究從「為政治服務」到「學術探索」的嘗試，也反映了民國人物研究的艱難歷程。

《蔣介石傳》全書38萬字，共分五章敘述蔣介石在大陸時期的所作所為。

五章的題目分別是：「蔣介石是怎麼上台的?」、「蔣介石又是怎樣把各派軍閥搞倒的?」、「蔣介石的法西斯統治」、「蔣介石的抗戰、妥協和反共」、「蔣介石在大陸的垮台」。

作者依據當時所能看到的資料，力求對蔣介石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與評價。

其自述在書中糾正了40餘處以往中共黨史與革命史中的不實之處。

全書最後的「末了的一點論述——怎樣評價蔣介石」，表達了作者的基本認識，也有重要的創新意義，即主張根據蔣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結合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變化分階段地評價。

作者認為，蔣在大陸時期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辛亥革命時期，「在此時期，蔣介石是一個肯定性的人物」。

第二階段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1927年3月北伐軍拿下上海、南京之前，「蔣介石是一個基本肯定的人物」。

之後，「蔣介石否定了自己的革命歷史，叛變了革命」，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這是「應該完全否定的」。

第三階段是南京十年，「在這個時期里，蔣介石是一個基本否定的人物」，對於其「九一八事變」後對日態度的轉變，「不能完全否定」。

第四階段是抗日戰爭時期，「這個時期里，蔣介石是一個基本上肯定的人物」，要否定的地方是他的反共。

第五階段是新內戰時期，「蔣介石是一個完全否定的人物」。

作者充滿自信地寫道：「最後的歷史結論是：蔣介石是一位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物，末了被歷史前進的潮流所衝垮。

蔣介石成為中國歷史舞台上曾經風雲一時的人物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

」

《蔣介石傳》在大量檔案材料未能公布、史料不足的學術環境中，對民國人物研究做了開拓性工作。

在敘事方式上，作者並未構建新的體系，仍然以黨史或革命史的宏大敘事方式進行論述，但在論述過程中儘量避免個人的主觀臆斷，而以所掌握的史料為基礎評述事件及人物。

在強調兩岸和平統一的大背景下，民族主義史觀在史學界評介近現代事件與人物時常被使用，這種史觀反映在民國史研究與蔣介石研究中，就是開始對蔣在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作用的重新認識與評價，《蔣介石傳》可以說是其中的代表。

作者利用了不少新近資料與學術界的新成果，觀念上有了進一步更新。

如傳統觀點刻意忽視國民黨正面戰場，大多強調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戰或避戰。

該書對蔣介石在抗戰中的表現與作用的描述非常全面，並肯定「蔣介石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決抗日的積極態度」。

正是史學觀念的更新，奠定了作者對蔣介石分階段研究評價、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基礎。

不過，作者顯然難以擺脫舊有評價體系之窠臼，書中有著明顯「為政治服務」與「學術探索」的交互痕跡，作者所得意的「肯定性的人物」、「否定性人物」等評價，其標準仍是「革命史觀」。

另外，該書名為《蔣介石傳》，卻對蔣在台灣的最後二十六年只用兩頁的篇幅概述(2008年，該書進行修訂後更名為《蔣介石傳(1887—1949)》，由浙江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

但作者在修訂時對新成果、新史料重視不夠，汲取不多，固守舊論，未能「與時俱進」)。

幾乎在楊樹標的《蔣介石傳》出版的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王俯民所著的另一本《蔣介石傳》也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兩部同名傳記出版，且分別由地處南北的學者完成，本身就說明當時蔣介石研究受學者重視的程度。

王俯民稱，他自1980年即開始搜集資料，著手蔣介石研究的準備工作。

他在「前言」中寫道：「此書旨在探索一段真實的歷史，了解蔣介石的本來面目以及他一生的功過。

」「我寫《蔣傳》的準則，是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不溢美，不醜化，如實地再現蔣和時代，保存一代信史，揭示前朝興亡，以為後人之鑑。

」王著《蔣介石傳》共4O萬字，分八章，其標題分別是「追隨孫文」、「北伐與反共」、「對曰抗戰」、「發動全面內戰」、「大廈將傾」、「兵敗台灣」、「驚魂未定」、「建設台灣」。

其中，最後兩章是寫台灣時期的。

這個比例在蔣介石相關專著中是較大的。

王著沒有通常意義上的「結束語」，作者最後寫道：「綜觀蔣氏一生，他的堅強、剛毅、固執，以至於暴戾狡詐和獨斷專行，自我中心的個性與毫不動搖的追求是不同凡人的。

他的精力充沛，目光射人，總是充滿自信地奮鬥。

但他奮鬥中的悲壯氣度遠重於樂觀的情緒。

這與當時其孤奮的身世有著密切的關係。

」「他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貢獻，是堅持抗日戰爭，直至勝利。

這不僅是中國救亡圖存的壯舉，而且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已為舉世所公認。

」這兩段「充滿激情」的評價，在當時可謂大膽。

王著汲取了學界最新成果，文字通暢易讀。

可惜書中某些地方論述欠嚴謹，在史料引用與注釋方面不規範，影響了全書的質量。

三、199O—1999：學術研究路上的跋涉

進入20世紀9O年代，兩岸關係日益改善，學術交流從無到有，大陸學者可以較便利地利用海外的檔案與資料，參照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蔣介石的學術研究加快了步伐。

1992年，嚴如平、鄭則民合著《蔣介石傳稿》由中華書局推出。

兩位作者與王俯民是同事，均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曾參與大型學術專著《中華民國史》中「1927—1937南京十年歷史」的研究與撰寫，認識到蔣介石研究的重要性，「準確、恰當地記述他的歷史，對他的一生作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評價，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華民國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因而，注重相關資料的搜集與研究，花費三年時間合作完成了45萬字的《蔣介石傳稿》。

作者撰寫該著的目的，是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用翔實可信的史料，實事求是地記述和評價蔣介石的一生，通過他統治舊中國22年的政治生涯，反映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側面，用歷史事實說明半封建舊中國的終結和社會主義新中國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反映蔣介石從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參加者，演變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根本原因及其變化發展的曲折過程。

對他在不同時期不同事件中的不同表現，分別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既要寫出他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實行獨裁統治、反共反人民的主要一面，也要如實反映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和先後兩次參加國共合作時期發揮的某些積極作用」。

相比前人的著作，《蔣介石傳稿》有三個顯著的進步：一是充分發揮特長，全書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對於蔣介石在南京十年的表現進行了重點評析，且提出一些新論。

例如，「從總體上說，這個時期比起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來，全國工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有所增長」。

二是作為一本學術專著，史料運用、注釋等方面更符合學術規範。

三是與前一特點相關，該書有兩個附錄，70個頁碼的「蔣介石大事紀年」與12個頁碼的「徵引和參考主要書目」。

可以說，《蔣介石傳稿》使蔣介石研究在「學術化」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1996年，張憲文、方慶秋主編的《蔣介石全傳》(上、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由學者集體完成的學術專著。

以張憲文為代表的南京學者充分發揮了地域優勢，較旱地開展了中華民國史的學術研究，也很早就關注到蔣介石研究的重要性。

1987年，他們申請到國家教委博士點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蔣介石研究」，經過10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8O萬字的《蔣介石全傳》。

該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面完整地反映蔣介石一生。

此前的著作，多集中於對蔣大陸時期的研究，而對其到台灣後的26年或避而不提，或概略地點到為止，沒有詳細地敘述與評介，這與內地學術界長期忽略當代台灣研究有關。

該書作者中有專門研究當代台灣史的學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記敘蔣在台灣的言行，重大事件無一遺漏，有些還有「揭秘」性質，首次較為全面地展現了蔣介石後半生在台灣的情況。

二是體例上創新。

以前的著作大都借用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分期，如辛亥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大革命時期)、國共內戰時期(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等，把蔣置於各時期中加以考察，有利之處是便於對其進行分階段研究與評價，缺陷是沒有考慮蔣介石個人成長與生平的特殊性。

有鑒於此，《蔣介石全傳》採用了新體例，不再用章節的結構，而是仿照傳統史書中的紀事本末體例，選擇與蔣有密切關係的重要事件，分為56個專題，逐一深入論述，重點突出。

三是資料搜集齊全。

《蔣介石全傳》大量地運用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豐富的館藏國民黨、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相關檔案，該書也注意搜集運用台灣大量公開出版的民國史資料、報刊資料等，這些是其他同類著作沒有做到的。

以上兩著在資料運用、敘述體例、學術規範方面的努力，使其成為20世紀在蔣介石研究方面水平最高的學術專著。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兩著在立論上仍主要以革命史觀為先導，有突破性的新論並不多；寫作上仍然是以宏觀敘事為主(儘管已經相當努力在細節上下功夫)，未能將全力聚焦於蔣介石個人。

這些缺陷之所以出現，部分緣於當時學術環境的制約，部分緣於蔣介石個人檔案尚未對學術界開放。

四、21世紀：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之路有多遠

進入21世紀，制約蔣介石研究的諸因素有了很大的變化：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綜合國力大為提高，社會生活逐漸向多元化發展，史學研究的觀念也呈多元化趨勢。

雖然大陸在民國檔案的開放方面還有所限制，但台灣開放了蔣介石的全部檔案，並選擇一部分陸續出版，蔣介石的日記也經其家人同意對外開放，大陸學者通過海外訪學的機會得以利用。

2000年，國民黨在台灣領導人選舉中敗北，民進黨陳水扁上台，在台灣島內推行「去中國化」，其重要舉措就是「去蔣(介石)化」，這反而促使中國大陸重視對蔣介石的研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近十年來，蔣介石研究有了質的飛躍，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楊天石利用海內外檔案完成的一系列蔣介石研究著作——《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與《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華文出版社，2010)；二是浙江大學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以蔣介石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機構，召開了以蔣介石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

21世紀是蔣介石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此前的研究是「蔣介石不在歷史現場」的蔣介石研究，即學者們是依據一些官方文件(檔案)、演講、他人的回憶錄及報刊資料等邊緣性的史料來研究蔣介石的。

此後的研究是「蔣介石在歷史現場」的蔣介石研究，學者們開始利用蔣介石的個人檔案、文電、日記等來研究，不再隔靴搔癢，可以直接地了解到事情發生時蔣介石的所思所為。

兩者有質的區別。

回顧20世紀下半葉中國大陸對蔣介石研究的軌跡，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印象：一是對蔣介石的研究受諸多方面因素的制約。

這主要包括：中國大陸自身的社會發展，主流意識形態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史學界研究觀念的變化，兩岸關係的演變，學術交流與史料的開放程度。

二是改革開放前近三十年對蔣介石的研究基本不屬於學術範疇；之後，對蔣介石的研究雖然曲折，但逐步擺脫「為政治服務」的窠臼，走向了學術研究，取得了巨大進步。

在對蔣介石的評價方面，從全盤否定、「一棍子打死」，趨向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研究範圍方面逐漸縮小，從蔣介石是古今中外一切惡勢力的代表，到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到國民黨反動派的代表，再到「四大家族」的代表，最後回歸到研究他本人。

這種層層「剝筍」式的進步過程，是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完成的。

研究表明，蔣介石並不能代表國民黨，黨內有不少反對他的勢力；蔣不能完全控制國民黨，有過數次被迫辭職下野的經歷；蔣也不能代表「四大家族」(「四大家族」的概念已遇到不少質疑)，蔣與宋子文政見不合，時有衝突，感情上並不融洽，蔣在大陸失敗後，孔祥熙、宋子文均未隨其到台灣。

在對蔣介石的具體研究方面，從強調他的階級屬性，開始轉向兼顧其個人的特質，特殊的生活經歷、心理特徵與性格等。

在研究資料方面，從單一的革命史資料，擴大為海內外的檔案文獻、報刊資料(包括台灣史政機構收藏、出版的國民黨與蔣介石資料)、回憶錄、音像資料等。

展望未來，對蔣介石的研究應該做什麼、怎麼做，是學者們見仁見智的話題。

但有兩點已為研究者們所認同：首先，蔣介石研究要走向深入，就要脫去附著他身上的諸多「屬性」，使他從一個「政治符號」回歸到自然人。

不錯，蔣介石長時間作為國民黨及其政府的領導人，其言行對國民黨及其政府有相當影響力，但換個角度，並非所有國民黨及其政府的決策都由蔣介石制定。

寬泛一點說，過去的研究，未將什麼是國民黨的政黨行為，什麼是國民政府的政府行為，什麼是蔣介石個人的行為加以嚴格的區隔，常常是混淆在一起。

蔣介石檔案與日記的開放，為把他從「政治符號」回歸到「自然人」的史學研究對象提供了條件。

過去的研究著力點多在「公領域」，如蔣介石與重大歷史事件的關係上，今後應更多地關注其個人的成長經歷、個性與心理特徵、家庭生活、宗教信仰、人際關係等「私領域」。

其次，以往的研究對蔣介石在台灣時期的活動關注不夠。

蔣介石晚年在台灣統治26年，相對於之前其風雨飄搖的大陸時期來說，是穩定而成功的。

中國歷史尤其注意晚節，有所謂「蓋棺定論」之說。

為什麼同一個蔣介石在大陸失敗，卻在台灣成功?他個人有何改變?內外環境與時代又起什麼作用?非常值得研究。

只有將大陸時代與台灣時代相互參照，才是一個完整的蔣介石。

時代在進步，學術研究也在進步，未來的研究者應該利用目前較為寬鬆的環境與新開放的史料，沿著前輩學者的足跡，

努力找尋到「接近真實的」蔣介石！

原註：本文原刊《學術月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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