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父親陳述 寫在《遼史補註》出版之際

1981年6月在北京召開「中國歷史辭典編寫會」時合影，歷史學家譚其驤（左）黃現璠（中）陳述（右）

父親陳述是一位歷史學者，離開我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但我還是常常思念他，往事歷歷在目。

清晨我在附近的公園散步，周圍來來往往的人們老年居多。

看著他們中有些皮膚、眼睛都很老了，還有的坐輪椅由親人推著，我心裡猛然很驚訝！我怎麼沒見過父親這麼老態的樣子？他好像還沒有老就走了，竟沒有留給我任何照顧的機會。

父親在八十高齡的時候還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他總感到時間不夠用，而我卻疲於奔命，上山下鄉就不算了，回城後又上學、又養小孩子，對父親的關心太少了。

父親不是一個瑣碎的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得很緊湊，除了清晨在戶外散步，工作的時間排得很滿。

責任是他一生看得很重的一件事，就像軍人要保家衛國鏖戰疆場，學者就要努力去偽存真，為後世學人鋪平進步、發展的道路。

在整理父親的遺稿時見到他的日記，尤其是在生命最後一段的記錄，讓我很感動。

在1991年12月26日的報紙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辦八件對市民有益的事。

父親在日記中寫下：「明年遼金城垣博物館就要開辦了，被排在第六件。

」他剪下了這條消息，用紅筆把第六條划下，可惜他沒有等到之後遼金城垣博物館的開館。

他臨終前的工作排得很緊，本子上記錄著要寫什麼信、要改什麼稿、要找誰談什麼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很是忘我。

在諸多繁雜的工作中他很少考慮過自己的事，連身體健康都置之度外。

平時他最不能容忍小病大養、無病呻吟，就像人們當時常說的，「小車不倒只管推」。

也正是如此，今天我才猛然想到：這樣忙碌的父親怎麼會有老年的感覺呢？我常聽到他講：「要對自己做過的工作負責，若後人再遇到類似的問題，可以少費周折，因你的工作而讓後人節省時間、精力，你的工作才有意義，否則無數的人為一個事情反覆投入時間精力研究，就是勞民傷財。

每個人對自己做過的事情、研究過的內容要負責，要有擔當。

」他確實是這樣做的，對自己做過的事都有記錄。

在做《遼史補註》的過程中除了不斷解決遇到的難題，他還將諸多相關問題收錄、整理和總結，並出版學術成果以供後學取用。

如先將搜集的遼代出土文獻輯成《遼文匯》，後又增廣為《全遼文》，等等。

他希望後世學者們再用文獻時不必像他那樣費時費力，可以經他的工作而得到幫助。

又如編著《金史拾補五種》，父親把自己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金代諸多少數民族人名、地名等等易混淆的內容另錄成冊，邊發現邊考證、邊整理邊補充，探究學問精益求精。

我曾親耳聽到一位老編輯講他自己用破了三本這部書，讚揚父親在這部書上用功很深、很實用。

之後，父親又輯成了遼史的部分，匯在一起成為《遼金工具書十種》（待出版），為後學研究難治的遼金史提供更多的幫助。

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做研究的基礎工作，是因為父親有學習的心得。

在他做學生的時代以及最初工作的年代，條件都沒有後來好，為搞清一些難解的史實，常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

那時我常見他仰天長嘆，口中念念「恨不能起先人而詢之」。

對當時只有小學文化的我來說，根本聽不懂是什麼意思，但我知道他很為難。

我問他為什麼這樣說？父親耐心地給我講，「太難了，資料少，我不能很快得出確切結論，想有知情的前人能給我一些指引。

」

即便在這樣無助的情況下，父親還是以他深厚的史學功底及毅力，憑著一支筆，幾十年如一日，執著於他的工作。

為了自己的研究使命及學術追求，他放棄了太多的休閒，放棄了太多的名利誘惑。

經歷了受教學習的民國時期，強化他使命感的抗戰時期，愛國責任升華的內戰時期，報效祖國的解放初期，無奈迷茫的「文革」時期，以及奮而發力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他始終對自己的學術追求堅定不移。

我與父親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成長在完全不同的年代，但在與父親的生活接觸中，我崇拜他的學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做任何事情都腳踏實地、沒有虛浮。

要做到這點很難，尤其在龐大繁蕪的歷史求索中更顯不易。

有一次家裡來了幾位年輕學者，因一個問題爭論不休，年輕人自恃記憶力好，執著己見。

正好我在家，父親喊我去書房取《冊府元龜》第幾冊，拿來打開第幾卷第幾頁。

我照辦了，那幾位年輕學者驚嘆不已，深深地敬佩父親的學問及過人的記憶力。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這也讓我很佩服，許多了解他的先生也有同感。

在父親百年紀念會上，南京大學姚大力先生幾句樸素的話，也讓我感慨萬千：「人不是生而做官的，陳先生也曾有許多機會，但他有學術上的追求，他放棄了仕途，成就了一位學者，否則他不一定不是一個好領導，因為他有強烈的責任心，對社會負責、對工作負責、對自己負責……」父親的一生真如姚大力先生所言，為了學術追求矢志不渝，心無旁騖。

對於地位、虛名不做計較，完成學術研究的使命才是他最為在意的事情。

在經歷過的諸多運動中，父親都不是激進分子，也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改變自己的理想和原則，他始終保持了自己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氣節。

上世紀六十年代正是父親的研究逐漸步入成熟的時候，但因形勢突變，他的工作戛然而止，不得不面對整日的運動、檢查、勞動。

但他憑著自己的信念，學術上的追求及強烈的責任心，在之後的日子裡沒有停下腳步，更加爭分奪秒。

這種態度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子女，雖然上山下鄉我們也曾經受了許多磨難，但我們都是積極向上和寬容的。

這與父母對我們的教育與影響分不開。

父親本人更是在有機會為社會服務時把握住機會，再次投身到遼金史研究的振興工作中。

他鼓勵青年學生參與專題研究，提倡搞歷史要重視考古發掘，自己也多次為考古部門提供背景資料，幫助一線考古工作者及時作出報告，及時填補歷史空缺，解決學術問題。

他一如既往地承擔責任，為各方面求教的學術單位、個人提供真誠的幫助。

「文革」後父親被聘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顧問，擔任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的創會會長，並被聘為社科院研究生院首批博士生導師。

在研究生招生時他考慮到遼史研究中契丹字的問題，有意在計劃中安排了一個有數學專業背景的學生。

因當時新的計算機技術已經開始走進各研究領域，並在世界上先進的國家應用，而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還很少有類似的研究探索。

父親正是看到了先進科技的力量，希望能利用計算機破解契丹字之謎。

雖然之後未能如願，但這一嘗試足見父親在專業研究中的銳意進取和對學科建設的遠見。

父親雖受教於上世紀之初，但學術思想是開放和與時俱進的，並不僵化和陳舊。

學界同仁認為，他是少有的以舊科班的功底運用新史學方法研究歷史的專家，是一個有科學思維和創新意識的史學家。

近年來在我整理父親文稿的過程中，曾看到他在文革中無奈寫的各種檢查。

從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經歷：從大學預科起父親就勤工儉學，為學校圖書館抄詞條、為古籍做標點，而這些工作是學校在選拔之後，提供給優秀學生的，同時也是一種參與研究實踐的機會。

父親在大學讀書期間的多份作業被老師看好，其中大二的一份作業由校長親自題箋、刊印成單行本作為全校同專業學生的範文。

看到了他的求學經歷，我更加佩服他的認真專一，對工作的敬業，對事業的奉獻，以致達到了忘我的境界。

就是這段學習練就了他紮實堅韌的專業基本功，並確立了他後來一直堅守的學術目標。

經過大學幾年的學習生活，充實了父親的頭腦，開闊了他的胸懷與眼界，他在學術研究上選定的方向也越來越清晰，遼金史研究成為了父親此後六十餘年矢志不渝、拼盡全力的學術研究領域。

大學還未畢業，父親便在陳垣、傅斯年、陳寅恪等先生的舉薦下，到「中研院」史語所工作。

之後的數十年，他主攻遼金史、東北史及東北民族史。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參加了全國的民族調查。

通過深入的調查與廣泛的文獻研究，父親還形成了頗有史學、民族學、文化學、政治學影響的學術著作和重要觀點，如達斡爾族源於契丹、「第二次南北朝」、東北部分民族（土、赫哲、鄂倫春、鄂溫克等民族）史源探尋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完善了相關的研究，其影響也遠超於史學研究之外。

比如論證達斡爾族源於契丹的問題，父親曾留下《達斡爾族簡史》的手稿。

他不僅翻閱了有史以來卷帙浩繁的各類史料文獻，進行了實地調研，還借鑑了日本、俄國等部分國家中國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父親做出這一學術判斷是下過工夫的，在研究中兼用了中國傳統學術和近代西方傳入中國的各類方法。

雖然在學術界曾存在不同意見，但約半個世紀後DNA等新科技的運用證實了父親當時的判斷，達斡爾族學者和民眾也由衷地感謝父親在這方面所做的重要貢獻。

再如父親通過研究遼金契丹女真史，更多地看到了遼金時期北方各民族對國家發展所作的重要貢獻。

為了改變以往史學研究和史學教育對遼金兩朝的偏見，如異邦、外族、侵略、蠻夷、落後的說法，以及歷史分期略過遼金時期，甚至把遼金視為「國外」敵對的王朝的錯誤認識與民族偏見，明確提出了遼金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的觀點，這對當時國外有些主張「長城以外非中國」，企圖分裂多民族中國的錯誤論調起到很及時的批駁作用。

在他寫的《遼代史話》這本書中以史實作為學術依據指出這些錯誤，維護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這也在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今天中國多民族的共存共榮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依據。

「高調做事，低調做人」是現在人們表揚勤奮努力工作的同志時常用的一句話，而我由衷地感到，父親就是這樣的人，對工作認真負責，想將最完美的作品留世。

他做人樸素、誠實，沒有虛情假意，對生活沒有過高的要求，一心放在學術研究上。

記得一次我中午下班回家來看他，並問道：「今天怎麼樣？有事嗎？」他非常高興地告訴我：「哎呀！今天太好了，來了一個達斡爾族姑娘，聊了很多，還給我跳了舞，我太高興了。

」也有時我回家問他後，父親會幽默地告訴我：「哎呀！今天可是連個蚊子都沒飛來過。

」也有時我回家會見到父親與朋友在家裡聊天，多是在談工作、學術上的事情，很少談到現在老年人關注的養生之類的事。

這也是我心裡很難過的事情，工作上要最高標準，對生活很少計較。

父親的生活雖然很簡單，但充滿了關愛和幽默。

一次我中午回家晚了，父親沒休息一直等我，並迎我進了廚房。

我當時眼前一亮，一大盤攤雞蛋放在桌子中央，很整齊漂亮，我忙問他怎麼還沒吃飯，他很開心地告訴我他吃過了，這個蛋餅是專門留給我的，是他自己做的。

他熱愛生活，總願意把最好的呈現給別人，我很理解。

轉眼父親離開已經二十多年了，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親遺留的稿件等文獻，但因專業不同，必須克服各種困難；也因各類瑣事干擾；更因無數的回憶，無限的懷念，使得整理工作時斷時續。

在和中華書局的共同努力下，父親傾其一生完成的《遼史補註》終於要出版發行了。

這是父親一生學術追求的部分成果，也是其最為在意、用功近六十年的成果。

作為對遼代歷史的學術補充，該書曾被太多學人寄予了厚望。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台灣學者就曾在報紙上著文期待這部父親從三十年代即著手的一代史著能早日問世。

八十年代台灣「中央研究院」在院慶之際，以中華傑出學人的名譽邀請父親赴台同慶。

雖未成行，但父親感受到兩岸華人對祖國文化歷史傳承所做的努力，很受鼓舞。

九十年代初父親組織學會召開了遼金史國際研討會，之前還親自赴美講授國內遼金史研究的進展與成績，使國內的學術研究受到國際同行的矚目。

想到和想說的話太多太多，在此《遼史補註》出版之際，我真誠地感謝所有為了實現父親遺願給予過支持的人。

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為後來人學習、研究遼代歷史提供幫助，這也是父親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