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蔣介石日記研究第一人」又出新書 這回是該系列收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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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陸蔣介石日記研究第一人」楊天石先生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在台灣》一書出版,這是他「蔣介石日記解讀」系列的第四部,也是收官之作。
作者:張玉瑤
在這本書中,楊天石聚焦1949至1975年間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治生活,包括蔣介石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國民黨的「改造運動」、對孫立人「兵變」案的處理、招撫「台獨」勢力、與大陸的秘密聯絡等內容,儘可能還原歷史真相,揭秘蔣介石在台灣的政治布局,為讀者描繪了一個真實而複雜的晚年蔣介石,也為「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提供註解。
楊天石先生出生於1936年,如今已逾80高齡。
他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曾深入挖掘蔣介石的日記、檔案達35年之久,出版過20餘部關於蔣介石的研究專著。
之所以走上「蔣介石研究道路」,是起自1983年他被社科院分派主編《中華民國史》的第二編第五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現為第六卷),這一卷的主角便是蔣介石,講述了國共兩黨由合作而分裂、蔣介石與中共從並肩戰鬥到翻臉成仇的過程。
在此前後,楊天石便有意搜求蔣介石的各種資料。
2002年,楊天石出版了第一本關於蔣介石的專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這本書的資料來源堪稱傳奇。
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把他早年的一部分日記、往來的電報、書信文稿等資料交給了他的老師,同時也是他秘書的毛思誠保管。
毛思誠利用這部分資料,選編了一本《蔣介石日記類鈔》,蔣介石的大量日記材料便以抄稿的形式存在毛家。
1949年後,毛氏後人把這部分藏在牆壁裡面,外頭用磚頭砌上。
「文革」期間,這面牆壁被發現有些奇怪,砸開後,這批秘密文件暴露了出來。
僥倖的是,當時被當作「戰利品」上報,一直報到了公安部,得以保存了下來。
這便是楊天石稱之為的「蔣氏秘檔」,他利用這部分資料寫成若干專題研究論文,結集成書,出版後獲得很大反響。
後來,楊天石在台灣「國史館」找到了蔣介石五種日記的抄件,如《省克記》《遊記》等。
2004年,蔣經國之子蔣孝勇的夫人蔣方智怡把這批日記帶到了加拿大和美國兩地保存,後來又借給史丹福大學的胡佛檔案館。
之所以帶出台灣,是因為當時台灣由民進黨執政,蔣家擔心這些日記留在台灣可能會被破壞。
2006年,這批材料對外開放,楊天石因寫過《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被史丹福大學邀請去看這些日記。
但檔案館對這批日記有嚴格規定,不許拍照、複印和電腦錄入,只許手抄,楊天石當時已有70歲,前後去了四次美國,足足花了十個半月時間,把蔣留下來的53年的日記完整抄寫了一遍。
楊天石介紹說,蔣介石日記一共應有57年的,最早是1915年,最晚是1972年(去世前三年),但現存只有53卷,缺失四卷,分別是1915、1916、1917和1924年。
尤其是1924年,當時蔣介石已經是國民黨高層人物、黃埔軍校校長,其政治面目與其後大相逕庭,故而這階段的日記中必定有了解其人的重要內容,它的遺失,讓作為研究者的楊天石感到極為可惜。
蔣介石在其日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政治家的人所不知的內心世界,也記錄了國內外諸多政治活動的「黑箱作業」,這讓他的日記在史料意義上顯得十分珍貴。
楊天石說,蔣介石日記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高層領導人的親筆記錄顯得十分珍貴,提供了一個觀察歷史的獨特角度。
楊天石說:「研究中國近代史,不看蔣的日記,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是看了以後,如果你每句話都相信,也會上當受騙。
所以他的日記有多大價值,就看你怎樣正確地使用。
」
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在台灣》一書中,有兩篇文章專門提到了1949年以後兩岸的秘密往來。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表面標榜「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雙方在背後實際上還是有一些交往,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大陸方面派出的著名作家、記者曹聚仁先生,毛澤東形容他是像戰國時魯仲連一樣的形象。
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回憶說,當時父親以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小說「燈台守」自況,守在香港,遠離家人,努力為兩岸統一建設溝通渠道。
曹聚仁去世以後,蔣經國的部下沈誠作為密使之一繼續往來,互通消息,一度態勢積極,表明了兩岸之間有一個最起碼的共識,即不願意分裂。
鄧小平接見沈誠時,曾提出一個台灣回歸、兩岸統一的方案,被沈誠帶回台北,蔣經國聽後亦表態說,要對民族、對國家、對歷史有個交代。
可惜不久後,蔣經國即患病去世,台灣政局變化,此事懸置。
楊天石高度評價曹聚仁、沈誠等人的溝通工作,在此之前,對於台灣問題的解決方針是武統,但1956年開始,漸漸轉變為以和平統一為主要方針,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和平統一「對國家,對全體中國人民,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最有利」。
這也是從探尋歷史中提取到的寶貴經驗。
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十分重要,也十分複雜。
楊天石總結說,蔣介石一生以孫中山的信徒和繼承人自居,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有功也有過,他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兩次分裂。
在他敗退台灣以後,中共還曾長期希望和他第三次合作。
「對這個歷史人物的研究做好了,對國民黨歷史的研究做好了,將有助於提高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水平,有助於顯示中共作為勝利者的廣闊胸襟和氣度,也有助於促進海峽兩岸和世界華人之間的團結和共識的增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