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談錄 | 胡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篇）

（五）

1927年北京文化人都往南邊跑，中國的政治版圖，呈現著複雜、多變的態勢，來自東北的大帥張作霖，為風雨飄搖的北洋政府，注入了一支強心針。

大帥張作霖，於1927年6月16日，在北京建立安國軍政府，就任中華民國安國陸海軍大元帥；北伐軍，已經占領武漢三鎮，並把政府遷至武漢。

南北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了不穩定因素，隨著欠薪的日益嚴重，文化古城，面臨著一次生死抉擇。

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當公務員的周樹人先生，前往南方，投奔林語堂，任職於廈門大學。

胡適，則於1926年7月，辭去北京大學教職，經哈爾濱，乘坐西伯利亞的火車，前往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胡適先生，可謂聖之時者也，走得很是時候。

趁著歐遊，胡適乘坐海輪，於1927年1月11日，抵達紐約，故地重遊，胡適頗有感慨，一方面，美國社會，進入到摩托車文明的時代，另一方面，胡適自己，離開美國十個年頭，今非昔比。

十年以前，胡適僅是宣統二年選派的七十名游美幼年生的一名普通同學，現今，胡適已經是新文化的巨星，聲望已經傳到新大陸，將自己的論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倫比亞大學，「胡博士」如願以償，獲得了博士學位。

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不會不知曉哥倫比亞大學，有這項規定，只是聰明的胡適，很清楚，就是將博士論文列印一百份，也得不到博士學位，這才作罷。

1927年5月17日，胡適從日本回到上海，收到顧頡剛的長信，勸他「萬勿回北京」，這樣，胡適的生活重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這樣的生活，大概，有三年半。

這三年半的生活，多姿多彩，體現了胡適先生的多個面相。

當時的上海，不止是十里洋場，它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窗口。

很多外國人到上海淘金，那是很自然的，當時的上海，有「冒險家的樂園」之稱。

1930年，上海就已經有300萬人口，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當時，世界上人口超過300萬的特大城市，紐約、倫敦、柏林、東京、上海。

魯迅先生，1927年來到上海，直至去世，不是偶然的。

上海的報紙刊物特別多，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中國出版社的主力陣容，都在上海，占據中國文化新聞出版界的半壁江山。

只不過，1949年之後，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在政府的統籌之下，遷移到北京去了，輾轉到王府井大街，經過公私合營，現今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只是保留了一個牌子而已。

我本人，在2007年、2008年，在涵芬樓書店搞過講座，牆面上寫有：中國現代出版，從這裡起步。

不知道內情的，還真以為從王府井大街起步呢！其實，中國近代出版，從四川北路，從上海起步。

上海是當時中國大學數量最多，也是大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個地方，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交通大學、滬江大學、大廈大學、光華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

胡適先生是一位人文知識分子，徐志摩、余上沅、饒孟侃、聞一多、梁實秋、潘光旦、丁西林、葉公超、邵洵美，籌辦新月書店，這裡的老班底，是新月社，所以，在現代文學史上，也把胡適這般人在上海的努力，看成是新月社的光大，也不是沒有道理。

其實，新月書店，既是一個文藝沙龍，也是一家出版社，還是一家雜誌社，北京的《現代評論》，也移到了上海，由胡適的這些朋友打理，他們還創辦《新月》月刊和《詩歌》季刊，胡適先生，出股一百塊，就成為新月書店的董事長，這樁生意，太划算。

胡適也具有有點不好意思，就把《白話文學史》交給新月書店出版。

胡適在上海，意氣風發，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這位萬戶侯，不是旁人，正是中國政壇的新貴——南京國民政府。

《新月》不僅有文藝復興的風味，還有啟蒙運動的特徵。

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位《新月》同仁，浸淫歐風美雨多年，屬於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憑藉著政治敏感，從南京新貴那裡，嗅到一股腐臭的氣息，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適先生，打破二十年不談政治得戒律，對國民黨黨化教育，進行口誅筆伐，結為《人權論集》。

胡適先生，此時的言論，1949年之後，被認定為「小罵大幫忙」，不錯，胡適先生，沒有租借的庇護，不像魯迅，破口大罵。

人家魯迅，那是塹壕戰，看不大上許褚赤膊上陣。

在《新月》上，對國府進行「小罵」的胡適、羅隆基、梁實秋，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甩胳膊，撩袖子，赤膊上陣。

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戰勝了北洋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誰要反對他，自然屬於「反革命」了。

胡適，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難道要成為「反革命」不成！這就是歷史的進步！反對北洋政府，比方說邵飄萍、林白水，大帥下令，殺了也就殺了，北洋政府，還沒有找一個「反革命」的說辭。

南京國民政府，相較於北洋政府，真是與時俱進，不順眼的人，反革命嫌疑。

在上海的三年半，胡適不僅是人文知識分子，還是一位大無畏的公共知識分子，同時，胡適嘗試著擔任大學校長，成為一位開明的教育家。

上海很多學校，現在都沒了，滬江大學沒了，一個教會學校。

老資格的聖約翰大學沒了，光華大學沒了，大廈大學沒了。

隨著老大學生的老去，這些已經廢止的老大學，愈發沒人知道了。

上海有一個大學，叫中國公學，1905年11月，為反對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3000游日學生，基於民族情感退學回國，為解決滯留上海學生的出路，留學生姚洪業、孫鏡清，各方奔走，籌集經費，籌辦中國公學，1906年4月10日，中國公學在上海正式開學。

中國公學得到了朝廷開明官員，兩江總督端方的贊助和支持，革命黨人于右任、馬君武擔任教員，中國公學校歌，由於右任作詞，馬君武譜曲，校歌洋溢著理想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

胡適與中國公學有很深的因緣，是中國公學的學生。

這時候中國公學遇到困難，準備推選一個新校長，中國公學的著名校友，胡適成為新校長的人選。

胡適當然不讓，1928年成為中國公學校長。

中國公學的兩年生涯，這是胡適先生平生第一次，展示自己教育家的風度。

當時他們有死規定，老蔣有很多「蔣公的面子」，南京大學戲劇社的同學，不是演的一個戲劇嘛，說的是老蔣愛當校長，他先當黃埔軍校的校長，這個大家比較清楚。

他也當中央大學的校長，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約等於現在南京大學的前身，來到了重慶，沙坪壩，和重慶大學擠在一塊。

1943年，中央大學搞那個風潮，老蔣親自當那個校長，當了一年多。

現在南京大學戲劇社演《蔣公的面子》，就以這一段校史為背景，1943-1944年，蔣公請文史界的著名學人赴宴，那些先生特別微妙、複雜的一種心態，通過這個來反映。

南京大學戲劇社，在很多地方，北京、北美都演出過，一票難求。

那個時候，蔣先生已經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

非常有意思，那個時候老蔣就規定，每個禮拜一上午都是紀念周，每個學校都得升旗，同時在紀念周大會上，得把孫中山的遺囑背一遍，老師學生一塊背：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所至囑！大家都得背，一些老頭兒也得背，很多老頭兒都背不過，形式主義非常嚴重。

聽說胡適，就任中國公學的校長，難道是新文學運動的那個胡適先生？真要是這位新文化的主將，當咱們中國公學的校長，咱們看他和老蔣怎麼對抗。

老蔣說要升旗，我們倒要看胡校長升不升。

胡適先生來了之後，不升，老蔣要搞紀念周，上午八點集合，就像現在每周四下午政治學習一樣，胡適先生就不搞。

有時還找一些學人，利用八點鐘集合時給大家進行勵志演講，用學術講座抵消這個紀念周。

大家一看，真不一般，這不是把德先生和賽先生請進來的人嗎？這不是民主范嗎？我們也要跟胡適先生玩一下民主，就弄那個壁報，有時候就直接針對當時的校政，中國公學的校政：我們吃飯老是吃涼的，宿舍漏水，這能行嗎？胡適先生很有民主風範，甚至有人，把胡適先生說得非常嚴重，可他依然能夠對這些學友，風光霽月，如坐春風。

他延聘名師，聘高一涵先生擔任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文學系就有馬宗霍、白薇、馮沅君、陸侃如、鄭振鐸、梁實秋、沈從文。

中文系，能有這個陣容，還是很整齊的。

但，這是從現在的眼光看。

以當時的眼光，陸侃如，清華國學研究院高材生，但，剛剛畢業，能夠在中國公學，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胡適先生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量，陸侃如是難以忘懷的。

至於把「鄉下人」沈從文，聘來任教，教「小說習作」，這在不少人看來，簡直是亂彈琴。

胡適愛重人才，固然是好事，但是，沈從文是一位寫家，不大合適當老師。

也許，胡適先生愛屋及烏，我們知道，胡適先生對於小說，是有偏愛的，一生之中，進行了不少小說的考證研究。

但，近些年，中國大陸不少大學，興起駐校作家。

回過頭來看，1929年，胡適校長，聘任沈從文，可以說是很有遠見卓識，沈從文，也就成為中國最早的一位「駐校作家」。

有的人，不這麼看，認為魯迅、林語堂才是駐校作家的先驅呢！我本人不這麼看，當時，魯迅、林語堂在大學任教，聘任他們的學府，看中的並不是他們的寫作才華，而是他們的學問。

沈從文這位軍隊文書，受到時代思想的感召，二十歲時，來到北平，長達七年的京滬漂泊生涯，只是一位狂熱的文學愛好者，胡適先生，將二十七歲的「文青」——沈從文，引進到中國公學，真是大膽！可謂石破天驚。

胡適先生，可貴的地方，並不是不拘一格，而是，將新文學作為一種學問，胡適先生是拓荒者，績溪牛，徽駱駝。

但開風氣不為師。

胡適先生開了一種風氣。

有人說，新文學作家，朱自清不是很早就任教於清華國文系嗎！不錯，朱自清1925年，就來到了清華。

朱自清先生，來到清華，很長一段時間，心情時很壓抑的，因為，在水木清華，朱自清沒法把散文寫作，當做自己的成果，跟同事顯擺，更不用說研究了。

朱自清的著述，《詩言志辨》、《經典常談》，都要趨古。

1932年，聞一多來到清華，朱自清，心情稍好一些，可以論學談文，但，聞一多，以詩人的才情，向中國文化史的深處，奮力耕耘，朱自清的齋名——猶賢博弈齋，聞一多，在南嶽，有個綽號，何妨一下樓。

這樣一比照，更加見出胡適先生慧眼如炬，他以史家的眼光，認準一個道理，研究當代文學，也是一種學問，這是早晚的事。

沈從文來了之後，胡適先生很有些失望。

沈從文講課，一點口才都沒有。

不能說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但，我們發現，很多作家，口才真不行，作家的才情，許是在筆下呢！比如，石家莊的刀爾登，書一本接一本出，要是讓他到學校聊聊，怕就難了。

沈從文是胡適先生髮現的，以前他是個作家，後來，寫不成小說了，成為一個學人，可是，提起沈從文，大家都知道他是小說家。

胡適看重沈從文的才華，說，你能當老師。

啊，我也能當老師？一下子，改變了沈從文的人生軌跡。

沈從文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準備了好幾天的課，結果一上課，不到十分鐘就講完了，講完了，傻傻呼呼地看著同學們。

同學們很無語，說你講啊，講不出來了。

胡適先生就建議，你不是會寫小說嗎！你講，就相當於習作了。

結果前邊，一個外語系的女生，讓他看著了。

講課不怎麼，給女生寫信，倒是挺勤。

他上一回課，給女生寫一回信，弄了一學期，女生憤怒了，找到校長鬍先生。

老師沒有師德，您管不管啊！怎麼回事，哪個先生沒有師德？沈先生，我是學外文的，本來我對文學挺待見，一上課就害怕，有心理陰影，這不，他給我寫的信，都在這裡呢！

看了他給你寫的信了？不敢看，也不看。

什麼內容？不看怎麼知道啊。

那意思我還看不出來啊？最後，胡適先生說，你不妨看一看吧。

結果這一看，就看成沈從文的媳婦了——張兆和，張氏四姐妹裡邊的老三。

胡適先生說，我不懂物理，但，物理給中國帶來的變化非常大，其中有一個人，物理學皇冠上的那個人，誰呢？吳健雄。

老公袁家騮，袁世凱的孫子。

在美國物理學界，吳健雄絕對比楊振寧、李政道腕大，只不過，因為兩個原因，在大陸不大知名。

一是她老頭的爺爺是袁世凱，毛澤東的大秘——陳伯達寫過《竊國大盜袁世凱》，台灣倒是待見，大陸就低調多了；第二個原因，吳健雄沒有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大陸有著挺深的諾貝爾情結，以諾貝爾論英雄。

吳健雄再傑出，大陸接待的時候，從規格上，也要降下來。

唉，大陸一大怪相，就是，從來不喜歡用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

吳健雄是中國公學的校友，吳健雄的老師就是胡適先生。

胡適先生還說過這件事，胡適1962年去世，就因為這個，吳健雄去了，李政道、楊振寧去了。

台灣地太小，很多人在美國，不在台灣，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他們是中國國籍，只不過是中華民國。

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81位，大部分都留在大陸，台灣為了點綴生平，老蔣不斷懇求胡適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先生擔任這個院長，在美國的這些院士，不管多忙，衝著胡適先生的面子。

因為，胡適先生掌院，不去捧場，說不過去，所以，他們回到台灣，參加大會。

1962年2月24日，下午五點舉辦酒會，歡迎新老院士，身體不好胡適先生，很有興致，在致辭中，胡適先生說：幾年前我就對朋友說過，自己雖然對物理學一竅不通，但是有兩位學生是物理學家，一位是吳健雄，一位是饒毓泰。

我雖不教他們物理，他們自己努力成了大名。

可是今天幾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時，兩位吳博士談排行，吳健雄說：「我高一輩，該叫師叔。

」原來吳大猷先生還是饒毓泰的學生，而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這麼一來，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學家，我的第四代還得了諾貝爾獎金呢。

我雖然對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適先生致辭之後，院士們講話時，有人提到當局對胡適先生圍剿之事，胡適先生由欣慰之情，一下子，轉為激越：我去年說了廿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體，小事體。

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院士酒會最後一刻，胡適先生心臟病復發，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他們都見證了，胡適先生這一躺下，就再也沒有起來，這一天，是1962年2月24號。

（六）

1930年，胡適先生重回北大。

當時他的好朋友，教育部部長，也是蔡先生的助手蔣夢麟，長期擔任北大校長，他和胡適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

哥倫比亞大學是培養中國現代大學校長的大本營，或者說教育家的大本營。

馬寅初（1882—1982）、陶行知（1891.10.18—1946.7.25）、胡適、蔣夢麟，都是哥大畢業，張伯苓（1876—1951.2.23）、郭秉文（1880—1969）齊璧亭（1883—1968.11.29）、任鴻雋（1886—1961）、朱經農（1887—1951）、陳鶴琴（1892.3.5—1982.12.30）、鄭曉滄（1892—1979.3.12）、陳裕光（1893.3.7—1989.4.19）、歐元懷（1893—1978）、俞慶棠（1897—1949.12.4）、羅家倫（1897.12.21—1969.12.25），都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背景，受過薰陶，這是很有意思的。

儘管，兩位師友胡適、蔣夢麟，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但，大氣磅礴的傅斯年，依然抨擊哥倫比亞大學獨霸中國教育界的現象，大概，傅斯年從歐陸回來的，認為西洋教育的精華，並沒有在新大陸。

胡適先生到了北大以後，幫著蔣夢麟做事。

在蔣夢麟和周炳琳的力勸之下，就任北大文學院院長。

蔣夢麟先生，乃民國教育界的實力人物，只不過，這位蔣先生，不知道為什麼，吃力不討好，為蔡先生的光芒所掩。

蔣夢麟在五四的時候，作為蔡先生的助手，經常代理校務，對蔡先生的治校風格，有所體會。

蔡先生擔任北大校長期間，蔣夢麟跟著蔡先生做事，耳濡目染，知道現代大學，兼容並包，學術自由，必不可少。

在蔣夢麟的治理下，很長一段時間，北大和清華，有著不同的風格。

清華的梅貽琦先生，尊重教授治校的傳統。

蔣夢麟和梅貽琦，

1949年之後，前往台灣，在台灣去世。

1949年之前，掌校那麼多年，可以說是，北大和清華的老人了，直到現在，出來說蔣夢麟好話的，還是不多，梅貽琦先生，已經成為一代斯文的形象代言人，這裡面的原因，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民國年間的大學教授，眼睛向天，好多人都愛端著教授架子。

可是，蔣夢麟愛擺校長的架子，這讓很多教授，心裡不爽。

1949年之後，不少民國年間的教授，留在大陸，他們要是從心裡喜愛蔣夢麟，那麼，1978年撥亂反正之後，這些老教授，回顧平生，不會不念蔣夢麟的好處的。

這麼多年過去了，直到現在，北大依然對蔣夢麟的評價不高，不是沒有原因的。

蔣夢麟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提倡校長治校，反對教授治校。

北大教授說，理應教授治校，他反駁說教授治什麼校，教授治校，那麼，還需要校長幹什麼？教授應該治學，校長治校。

北大教授又說蔡先生擔任校長時就是教授治校，清華也是教授治校。

他又反駁說蔡先生是蔡先生，清華是清華，現在是我當校長。

蔡先生當北大校長期間，採取「非暴力不合作」態度，發現政府鎮壓學生，就請辭。

請辭之後，北洋政府再派其他人來擔任北大校長，北大學生揚言，派誰來就用磚頭揍他，北洋政府派不進去。

表面上蔡先生從1917年初擔任北大校長，一直到1927年，長達十年的時間。

其實，在1923年，蔡先生就不辭而別了，實際治校時間，不到五年，蔣夢麟，在這種時候，代理校務，一樁一件，處理起來，並不容易，北京大學，那是最高學府呀！刺頭可不少。

弄不好，學生就絕食、罷課、遊行，什麼的。

北大學生，也不是省油的燈，濫用自由，誤把散漫當自由。

蔡先生是中國現代大學的楷模，一個標杆，辦大學，按照蔡先生的理念來辦，也未必有那麼好，但，至少壞不到哪裡去。

1945年，根據北大校章，蔣夢麟先生黯然離開了北大，三十年代的北大文學院長，胡適先生，擔任北大校長，也是秉承蔡先生的理念。

胡適先生和蔡先生，倆人范兒都差不多，倆人都是好人，心都特別善。

心善到什麼程度呢，只要聽說是北大的校友，就有點「是非不分」。

比如說蔡先生，凡北大畢業生找他推薦工作，也不管對方學習怎麼樣，提筆就給寫推薦信：該生品學兼優，建議蔣中正用，最初老蔣看在蔡先生的面子上就用了。

後來發現，北大學生也不全是蔡先生說的那麼好，有的用，有的不用。

胡適先生辦學也是這個樣子。

蔣夢麟辦學就比較嚴，凡事按照原則來，這樣就容易得罪人。

蔡先生和胡先生，靈活性特別高，一切都可以談，最後，有可能把原則丟一邊了。

胡適先生當北大校長期間，他的助手是傅斯年，當初也是胡適先生的學生，也輔佐過蔡先生，一直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最後，死在台灣大學校長任上。

台灣的學術自由，受兩個人的影響比較大，第一是胡適先生，這是靈魂，第二就屬傅斯年。

當年，老蔣曾怒斥「台大成了共黨的大本營」，差點把坦克開到學校裡面，傅斯年義正言辭：「我不兼辦特務，政府不能在大學裡逮人」。

以前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先生也是這個態度，國民黨憲兵團團長蔣孝先——老蔣的侄子，開一個地下黨的黑名單，名單的級別很高，有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在內，憲兵團來學校抓人，梅校長就跟他們對付：也許大概差不多，或許仿佛還記得。

什麼意思呢——也許，這個同學畢業了，大概，那個同學轉學了，南方發大水，差不多還沒來呢。

反正，名單上的學生，都不在學校。

實際上，梅校長很清楚，這些人都是地下黨，但是他更清楚，一個校長的底線在哪裡！

胡適先生卸任駐美大使後，在美國滯留了三年，1945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擔任其助手。

這時的北大還在昆明，和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戰後三校回遷，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後，即開始學校的中轉和復員。

周作人也是胡適的好友，倆人關係非常好，抗戰爆發後，胡適被任命為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特別惦記周作人，特意為他寫過一首白話詩：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大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實際上這個「老僧」，指的就是周作人。

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是希望老友不辜負自己的一片苦心，保持民族大節。

周作人還是辜負了。

抗戰結束後，胡適先生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攔著胡適，讓他晚來一年，為什麼呢？因為此時的周作人還是偽北京大學的教授。

傅斯年主張，凡是在偽北京大學擔任過教職的人員都不啟用，因為他們喪失了民族氣節。

抗戰期間，清華的張子高先生，1938年，因為家事，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學任教，珍珠港事件之後，在中國大學、輔仁大學教課，保持了民族大義。

傅斯年主張，學生沒有偽的，偽北大的學生，用成績來甄別，考得好繼續在北大就讀，考得不好到預科去。

不能要求河北、天津、山東的孩子，長途跋涉，到萬水千山之外的昆明，就讀。

但是，像周作人這樣的學術大腕，竟然擔任偽政權的教育督辦，偽北大教授，他應該知道，在歷史上的定位。

當時的學人，非常在意民族大節，胡適先生講究人情味，周作人腆著臉向他求情，說不定，這時的北大校長——胡適先生，就不講原則了。

傅斯年擔心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讓恩師胡適晚來一年，等他把這些偽北大的教授們，都趕出去之後，再讓胡適來就職。

周作人在報紙上寫文章，陰陽怪氣地抨擊傅斯年，大意是：「你現在認為我是偽的，再過幾年，不一定誰認為你是偽的呢？「偽」不「偽」，這都很難說，完全看怎麼看。

」這傢伙，周作人好像很有先見之明，知道再過幾年，本黨會取得勝利，還知道，本黨取得勝利之後，定了三個反動文人，第一就是胡適，第二就是傅斯年，第三是錢穆。

周作人，把心思，用在為自己「失節」的辯解上了。

大氣磅礴，正義凜然的傅斯年，反駁說：以後別人認為我偽不偽我不管，我現在就認為你偽。

傅斯年和蔣夢麟都到了台灣，有一次倆人見面聊天，傅斯年說，1945年我幫著胡適校長整理過一段，蔣夢麟說，我1919年幫著蔡先生整理過一段。

傅斯年問：你覺得蔡先生怎麼樣？蔣夢麟問：你覺得胡先生怎麼樣？倆人相視哈哈一笑，為什麼？咳，蔡先生和胡適先生，品性醇厚，但，倆人都是糊塗人。

不是1949年，就是1950年，北大校慶紀念，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

傅斯年說，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

蔣夢麟聽後笑言：這話對極了。

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什麼意思呢？人太好，不願意辦得罪人的事。

但是，涉及到民族大節這樣重要的事，不辦又不行。

倆人都和北大有淵源，都代理過校長，蔣夢麟還擔任了十幾年的北大校長——1930年至1945年。

傅斯年意味深長的說，以後蔡先生和胡先生都是北大的功臣，咱倆是北大的功狗——辦了活兒不落好兒。

這是胡適先生作為教育家，最好的一個註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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