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狗 功人 功主 | 葉勝舟

圖/lufeng

「功狗」、「功人」典故源自劉邦。

《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劉邦平天下後論功行賞，眾臣爭功，一年多定不了，最後拍板蕭何功勞最大，封賞最多。

眾臣不服，認為他只會動動筆、動動嘴，不會打戰。

於是劉邦教育子弟兵：「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眾臣乖乖閉嘴。

「北大功狗」典故源自蔣夢麟。

1950年12月17日，傅斯年在北京大學52周年紀念會上演講(台北）時說，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

而且笑批蔡、胡：「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

」這些話自嘲又自得，引起在場的蔣夢麟共鳴，笑著回應走下講台的傅斯年：「孟真，你這話對極了。

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蔣夢麟《憶孟真》）

傅斯年不僅是學術天才，而且是管理奇才。

他有大功三件：北大「功狗」、台大「功人」、史研所「功主」。

文 | 葉勝舟（公務員）

1.北大「功狗」

為什麼只做代理校長？

1945年8月，北大校長蔣夢麟棄教從政，任行政院秘書長，國民政府免其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的職務。

蔣介石初意是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長，找傅斯年談話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是栽培他的伯樂之一，也是他的職業「引路人」。

但這次傅斯年沒有聽朱家驊的話，堅辭北大校長職務。

8月17日上書蔣介石說了三個原由：其一、學術初心；其二、健康不佳；其三、禮讓師賢（胡適）。

傅斯年的信寫得入情入理，蔣接受他的請求，決定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

此時胡適還在美國未歸，又是朱家驊遊說，轉而請傅代理北大校長，並聘為西南聯大常務委員。

傅斯年猶豫再三，勉強同意。

為什麼傅斯年好好的校長不做，卻答應做代理校長呢？也有三個緣由，從中可見傅斯年的性格與氣度。

傅斯年考入北大預科時，與弟弟傅斯嚴合影

第一、「北大長子」情結

傅斯年北大求學時就是個風雲人物，留學回來更是對北大校政保持強大影響力。

蔣夢麟在《憶孟真》中回憶：「『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

」

亦儒亦俠的傅斯年，對亦師亦友的胡適一直禮敬有加。

1920年8月1日，在英國留學時致信胡適：「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響最多，因此極感，所念甚多。

」只要胡適在世，傅就不會逾矩，對北大校長、中研院院長決無非分之想。

傅斯年以校為家，沒想做北大的「族長」，潛意識卻以「北大長子」自居。

對北大有利的事，不惜自己的健康，硬著頭皮也會做；給北大抹黑的事，無法容忍，決不留情面。

傅斯年之所以勉強代理北大校長，就是朱家驊「以大義相勸」：「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師，我以大義相勸，也不得不勉強答應。

」（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

1931年，傅斯年在北平東安市場小攤上，22個月三次遇到北大圖書館流失的書，極為痛心，不吐不快。

買下書後寄校長蔣夢麟，附信痛批「北大圖書館之有今日，實在是積壓十餘年之弊病」，「實是北大從古以來第一件可恥的事」。

（《致蔣夢麟信》，原載1931年3月4日《北大日刊》）

第二、擔憂偽北大喧賓奪主

「七·七事變」後，傅斯年建議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南遷，國民政府予以採納，三校先後組建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

占領北平的日寇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圖書、設備，成立偽「國立北京大學」，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

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解散只是時間問題，清華、南開復校可以拖一拖，但北京大學復校萬萬拖不得，因為北平大學、偽北京大學都虎視眈眈，盯著奇貨可居的「北大」頭銜。

不僅「北平大學也鬧復原，簡直是與我們搗亂」（傅斯年《致胡適信》1945年10月17日），更有偽北大4000多名學生正辦班補習。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偽北大學生鬧複課、復校，糊塗政客息事寧人，偽北大教員順勢留任，必然反客為主，鳩占鵲巢，正宗北大的英名、基業就毀於一旦。

1945年10月28日，傅斯年致信周枚蓀，自嘲代理北大校長是「跳火炕」，「半年之後，必遭天殃」。

訴苦之後筆鋒一轉，鬥志昂揚：「北大之敵人多矣，隨時可來算帳，且此時不攘外即無以自立，此尤使弟鬥志奮發。

」所謂「攘外」即指偽北大。

第三、知胡知己

胡適是士林領袖，溫潤如玉，書生氣卻比傅斯年重，得罪人的事拉不下臉，更下不了手。

亂世之中的北大，更需要一個大刀闊斧的先鋒猛將打開局面。

1946年1月7日，傅斯年在致夫人俞大綵信中直言，「這樣局面之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

傅斯年告訴胡適，在北大「必然鬧得空氣很緊張」。

但夫人俞大綵更操心他岌岌可危的健康，反對他代理北大校長，「由李莊跑來，一連教訓三天，最後付之一嘆而已。

」（傅斯年《致胡適信》，1945年10月17日）

「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

」

1945年9月，傅斯年就任北大代理校長，迅速進入角色。

一方面給胡適寫信，催他早點回國接任；另一方面雷厲風行連砍「三板斧」，對北大連立「三新功」。

首先，搶地盤擴校產

抗戰勝利之初，大亂之後未大治，權力真空甚多。

誰實力強，誰下手快，誰就占便宜，國共搶地盤如此，北大搶地盤亦如此。

傅斯年人脈廣，更放得下身段，代理校長短短半年，就「搶」到北大周圍許多敵偽房產和無主民房，如相公府、東廠胡同黎元洪故居、舊國會大廈等建築。

北大教授歐陽哲生主編的《傅斯年全集》第7卷，其中有不少傅與當局交涉校產的書信、電報。

如1946年5月18日、5月22日、6月13日、7月11日、7月31日，先後致函致電李宗仁（北平行營主任）、孫越崎（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熊斌（北平市長）、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北平市日人房產接受委員會等。

其次，建學院充師資

傅斯年不僅從空間上擴北大規模，而且從學科上擴北大規模。

在他手上，北大由原來的文理法三個學院，擴展為文理法農工醫六個學院，建立文科研究所，在文學院成立東方語文學系。

北大成為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成形於傅斯年之手。

又聘任陳寅恪、湯用彤、饒毓泰、俞大紱、朱光潛、季羨林等一批學術大師，北大遷往南方的圖書資料和其它設施也抓緊運回。

清華、北大執中國教育之牛耳，親如手足，競如對手。

外界常將兩校並列，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但本校學生向來當仁不讓，母校永遠爭第一，相互較勁、相互消遣的段子也層出不窮。

如同英國之牛津、劍橋，美國之哈佛、耶魯。

傅斯年對內分析北大之弊頗為透徹。

1945年10月17日致信胡適，尖銳批評「我們學校最大的毛病，是：學生一入學，便走大街，英文永遠學不好。

」對外卻護校心切，暗中與清華叫板。

傅斯年「北大長子」的母校情結，延伸出來「PK清華」的瑜亮情結，在復校擴院時多處流露。

無可厚非，也很有趣。

三校合併西南聯大之時，清華實力最強，師多、生多、錢多、物（設備）多，清華校長梅貽琦實際主持聯大校務，公正厚道，井井有條，威望極高。

對以「最高學府」自居的北大而言，卻有一種「寄人籬下」的心理折磨。

1945年10月17日，傅斯年寫信胡適，提及此事也耿耿於懷，「我們這些年與清華合作，清華得到安定，我們得到卑視。

」信中圍繞北大擴張的主題，詳細討論院系設置、延聘教員、募集書籍儀器及款項等問題，思路清晰縝密，建議「農第一，醫第二，工第三，以好辦否為標準。

」密切關注強勁對手清華的一舉一動，「農學院的問題，目前只在清華，如果清華也堅持三十五年度（1946年）辦，教育部為難。

」傅斯年之見就是不讓清華。

但他對辦工學院很慎重，心裡沒底，因為「今日工學院絕難請得好教員，花錢太多，人家（指清華）比我們早二十年。

此時來上一下，恐怕要出醜。

」傅斯年的最後方案是，「工學院與清華合併，由清華主持。

」（《談北大復校》，1946年5月21日《申報》）

再次，偽教授一律不留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達北平，見到接機的陳雪屏教授，第一句話就問與偽北大教員有無來往。

在他之前返校的陳雪屏如實回答，傅很不滿意，激動地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

」11月28日，《大公報》報導前一日傅斯年作出的強硬表態，「偽校之教職員均系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屬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

」

偽北大教職員聽說傅斯年一律開除他們，四處遊說，包括向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教育部長朱家驊請願。

傅斯年對甘願為「倭奴」（語出傅斯年《我替倭奴占了一卦》）驅使的文化漢奸深惡痛絕，認為國難臨頭，為敵服務，大節有虧，所以毫不妥協，強硬回應糾纏者、詭辯者、說情者，堅決開除的偽北大教授，既有他的老師、作家周作人，也有舊友、古器物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容庚。

北平《世界日報》1945年12月8日評論，傅斯年「對偽北大教職員，好像抱有一種義憤填膺、不共戴天的憤怒。

」傅斯年告訴該報記者：「學校是陶冶培植後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須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

」「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的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

傅斯年對偽教授如此強硬，有四因：一、抗戰爆發後，北大要求全體教員內遷，發給路費。

二、既然不走，不該留在偽北大當偽教授，等同加入偽組織。

三、北大若留用偽教授，對歷經千辛萬苦、跋山涉水奔赴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們極不公平。

四、燕京大學對於原校教授參加偽北大者一律解聘，北大若留用偽教授，「那真沒有臉見燕京的朋友了」（傅斯年語）。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短短一年，面臨泥沙俱下的混亂局勢，快刀斬亂麻，猛藥治沉疴。

於北大而言，一舉奠定朗朗乾坤；於自己而言，健康惡化亮起紅燈。

「從昆明遷回北平，再以後來的規復設施，又是一件極繁重的事情，使他的身體再度的吃了大虧。

」（朱家驊《悼亡友傅孟真先生》）

2.台大「功人」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創建於1928年的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產物（日本共有8個帝國大學）。

抗戰勝利後，台灣回歸中國，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以國民政府接收之日為校慶。

此時台灣局勢動盪，台大問題成堆，經費不足、師資薄弱、學潮迭起、管理混亂，三年換了三任校長。

1949年1月，傅斯年「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接第四任台大校長，苦心經營這所台灣最高學府，為台大建立「四功」。

組建雄厚師資

中共軍隊勢如破竹，國民黨政權已是風雨飄搖。

台大師資捉襟見肘，原台北帝國大學中的日本教授幾乎已離台，大陸頂尖學者赴台又少。

胡適也是先到美國觀望幾年，不輕易上孤島漏船。

傅斯年、蔣經國主持的「搶救學人」計劃，沒「搶」出多少有份量的學者。

傅斯年赴台後不死心，又邀請陳寅恪、竺可楨等赴台，無人響應，感慨「基於政治情形，此地請人大不易也。

簡直請誰誰不來。

」（《致李書華信》，1950年10月18日）

如此艱難，難不倒傅斯年。

他果斷對台大師資「動手術」，而且是大進大出。

所謂「進」，就是成立「教員聘任資格委員會」，專司招聘，聘任教授的準星鎖定「中央研究院」。

傅在學術界威望高，又長期在「中研院」史語所做所長，極具號召力，把史語所整建制搬遷到台灣。

所以，他有本事聘任到「中研院」數十位大師，任台大教授或兼職教授。

台灣島內著名學者，幾乎被傅斯年的台大一網打盡。

所謂「出」，就是不稱職的教師，堅決淘汰不許上講台。

他鐵面無私，以真才實學為擇師的首要標準。

例如直接聽課，判斷教師的學術能力、教學能力，不稱職的教師被他陸續「聽」掉。

做校長期間，台大不續聘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共有70多人。

確立台大校訓

1949年11月15日，傅斯年在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上演說，期勉台大學生：敦品、力學、愛國、愛人。

把「敦品」（敦厚品行）放在「力學」（勤奮學習）之前，是因為他認為，「青年是領導下一時代的，他們的品行在下一個時代的影響必然很大」，希望學生「由學術的培養達到人格的培養」。

台灣大學在官網「有關台大·校徽」專欄中，將傅斯年的「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字訓示，稱為「立教之根本，修身之準則。

」還在官網「有關台大·校訓」專欄中說明，當時傅斯年所用的是「力學」，不是「勵學」。

在台大195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中，這八字校訓提案被保留並未通過。

繼任的錢思亮校長在台大1964學年度畢業紀念冊上題字「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並註明「錄本校校訓與畢業班同學共勉之。

」

竭力庇護學運學生

1949年3月20日晚，台灣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博物系、台灣大學法學院兩個學生因單車雙載，與警方發生爭執，被拘留和毆打。

兩校學生包圍警局、示威遊行，沿途高唱《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等左派歌曲，高呼「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等大陸學運口號。

3月29日，學生們又在台大法學院舉辦營火晚會，宣布成立「學生聯盟」，加入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台大學生葉城松為會長。

國民黨當局對此高度警覺，認為校園已被中共統戰和滲透，台灣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決定鎮壓學運。

4月6日，國民黨軍警入校抓人。

兩校300多人被捕，其中師院學生200多名，7名學生在獄中被槍殺，全校停課整頓，學生一律重新登記，36人被除名。

而台大被捕的學生明顯比師院少，被捕的學生多數放回，未停課整頓，未開除學生。

這個大功應記給傅斯年一人，正是他憑藉雄厚人脈和超凡勇氣，竭力庇護、斡旋。

許多年後，台灣師大的師生提起「四·六事件」，依然大罵當年本校領導軟弱無能，卻對傅斯年贊口不絕。

白色恐怖張牙舞爪之際，對鬧學運的學生及其親屬而言，首先是保生命，其次是保自由，再次是保前途。

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傅斯年還警告執行搜捕「匪諜」任務的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彭孟緝當場保證：「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

」傅斯年、彭孟緝兩人這個蘊含良知的互動，必將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的佳話。

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傅校長同意，竟然成為一個約定，連蔣經國也對此尊重有加。

據載，蔣經國當時負責軍警特憲事務，他調查台大某人某事，客客氣氣寫信商洽，「孟真先生道鑒：茲派員前來洽取於某有關文件，即請面交帶回，以供參考。

」（馬亮寬《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後歲月》）

「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傅斯年建立校務會議制度，由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六個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組成校務委員會，定期討論、議決學校大事。

1949年4月主持第一次校務會議就決定「台灣大學教員聘任及升級標準」六條，據標準接著制定實施細則，5月1日又向全校布告《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組織規則》。

此外，還首創考試印題「入闈」制度，保證考試公平公正。

據傅斯年在《台灣大學一年級新生錄取標準之解釋》中介紹，1949年8月，台大組織一年級新生錄取考試，他把監印考題的教授、秘書、文書主任等關了3天，直到8月23日放榜後才自由。

傅斯年做台大校長23個月，台大面貌迅速煥然一新。

1950年10月18日，他在致旅居法國的友人李書華（北大資深物理學教授、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的信中，評論台大「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

傅斯年對台大的影響之巨、貢獻之大，與蔡元培之於北大、梅貽琦之於清華相仿，都是本校定海神針。

李東華在《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中評價：「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

第四任校長的任務

2005年4月29日，連戰赴大陸「破冰之旅」，在北京大學演講時說，「1949年之後，北大好多老師跟同學們好象種子一樣，跨洋過海到了台灣，尤其到了台灣大學，把自由的種子帶到那裡去，在那裡開花結果。

」「自由的思想，北大、台大系出同源，可以說是一脈相傳。

」台灣島內某些人對此頗為不爽、不服，但連戰此說客觀中肯。

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的北大，與台大確是一脈相承，而且兩校精神紐帶主要是傅斯年。

無論是北大代理校長還是台大校長，傅斯年治校的核心理念一直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自主。

校長的任務就是保障這個「本」、「源」。

1949年11月15日，傅斯年在台灣大學第四次校慶上演說，公開聲明「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強調「台灣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台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

」

儘管某些左翼團體攻擊傅斯年為「文化流氓」，但他盡最大努力，捍衛自由、抗拒強權、保護師生的事跡，至今仍是美談。

例如，拒絕三民主義進校園，台大學生可以不讀三民主義，可以不用升旗。

這對傅斯年前任和後任校長，都是不可想像的。

又如，台大法學院院長薩孟武教授經常「麻辣」斥責時弊，很受學生歡迎，連他的口頭禪「因此他之故」也穿越校園，國民黨頭痛不已。

因為有傅斯年校長，薩孟武可以一邊痛罵政府，一邊自在教書。

當時台灣島內學生運動和大陸一樣此起彼伏，傅斯年深知其中險惡，協助國民黨當局將1000多名左傾學生遣返大陸，這些學生因此保命。

「部分親歷者證詞，傅斯年雖無力阻止國民黨，卻曾透露訊息給可能遭牽連的人，也相當保護受指控學生，或協助遭捕學生回學校打工。

」（楊素《傅斯年的五四遺產》）「當時有位學生受累坐牢，即賴傅斯年營救得以伸冤。

中研院史語所還保留了這位學生感謝傅斯年救命之恩的一封信。

」（傅國涌《「歸骨于田橫之島」──傅斯年與台灣大學》）

台大一直對這位老校長尊崇有加，稱讚他「所提出的大學理念，以及不畏強權的理想實踐，已具體成為台大辦學的精神導師，引領台大走過半個世紀。

」（《2014學年度台灣大學概況》JPG版，台大官網）又在校史上記載，「1950年十二月廿日，傅斯年校長逝世。

」

筆者查證，台灣大學設立70年，官網上「台大校史·大事記」專欄、《2014學年度台灣大學概況·大事記》（PDF版）均只記載兩位校長逝世。

一位是任職1年11月的第4任校長傅斯年（出身北京大學），另一位是任職19年1個月的第5任校長錢思亮（出身北京清華大學，錢復之父）。

1951年12月20日，是傅斯年逝世一周年祭日，台大在實驗植物園建造一座羅馬式紀念亭，將他的骨灰安葬在紀念亭大理石墓中，此亭稱為「斯年堂」，此園稱為「傅園」。

傅園中有兵工署捐贈的「傅鍾」，上面鑄刻傅斯年倡導的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台大校徽誕生於1982年11月15日校慶典禮上，圖案三個元素，就有兩個（傅鍾、校訓）與傅斯年相關。

對「傅鍾」的解讀有兩個版本。

台大官網「有關台大·校徽」專欄的官方版解釋是，「作息定時，生活有序，俾聞聲惕厲，精進不已。

」「惕厲」意為警惕激勵，語出《易·乾》：「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流轉更廣的是民間版解釋。

「傅鍾」每節上下課都會響21聲，是提醒台大學生銘記傅斯年的話：「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

自由主義是對抗極權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

在威權統治時期，傅斯年以自由主義治理台大，籠罩著學術自由、教育自主的神聖光環，成為台大抵抗政治黑暗和高壓的精神支柱，「傅鍾」因此成為台大自由、自主校風的標誌。

正如連戰所言，「台灣大學裡面那個幽靜的校園，那個迴響不已的傅鍾，都是台灣大學的老師和學生生活裡面的一部分。

」（2005年4月29日在北京大學演講）

3.史研所「功主」

傅斯年在學術界最為稱道的是，創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任終身「掌門」（任期長達22年3個月）。

其為中國人文學科、學術現代化所立「四個功勳」，無人可及。

其一、建立大師圈

據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官網介紹，1928年初，傅斯年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建議設置歷史語言所。

7月在廣州中山大學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分設史料、漢語、文籍考訂等八組。

1929年遷北平，將原設八組歸併為三組：歷史學組、語言學組、考古學組。

1934年5月增設人類學組。

此時傅斯年30齣頭，風華正茂、活力四射。

展現高超的組織領導才能，招攬優秀人才，籌措活動經費，指導編撰刊物，順暢協調上下左右關係，團結培養一批卓越的學術大師。

史語所不僅在中研院當時13個研究所中最有業績，而且在當時中國學術機構中最有業績。

傅斯年延攬第一流的學術人才，看看史語所各組組長就知曉份量：歷史組組長是「教授中的教授」陳寅恪，語言組組長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考古組組長是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

把聲名顯赫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在世班底全端過來了。

他招進的人才，「不少人後來成為大家。

如：陳槃、石璋如、丁聲樹、勞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

」（何茲全《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直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傅斯年卻有本事讓史語所自視極高的學術泰斗們皆服。

曾任史語所所長6年、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王汎森回憶，「在我初進史語所時，許多老前輩都還在，在他們心目中傅斯年是神聖不可討論的人物，挖掘任何他的真實的生活史材料，都有一點褻瀆。

」（《王汎森：傅斯年是一個時代的表征》）

其二，組織安陽殷墟發掘

20世紀中國歷史檔案界有轟動世界的「四大發現」：河南安陽甲骨檔案、北京故宮內閣大庫檔案、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經卷檔案、居延漢簡。

傅斯年及其史研所占其二。

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史語所對安陽殷墟進行考古發掘，歷時10年，前後發掘15次，共出土甲骨24918片、4862斤，另有大量殷代銅器等文物，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材料基礎，大大推動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因此上提一千年。

1928年10月，傅斯年派董作賓到安陽試探性發掘，所獲頗豐。

1929年3月，在李濟、董作賓領導下，殷墟考古發掘全面展開，不久受到地方勢力、既得利益勢力等全面阻撓。

如河南省圖書館館長何日章散發傳單，斥責這是「既無學識，又無計劃」，其實為自己發掘、爭名鋪路；「甲骨四堂」之一的羅振玉也認為「寶藏一空矣」，如今「再進一步搜集是徒勞無益的，而且這種企圖也是愚蠢的。

」（李濟《安陽》）

1929年11月，傅斯年抵開封（河南省政府所在地）「救火」。

他利用公私晤談、學術講演等形式，活動月余，把各種關係疏通好，發掘工作順利進行。

1930年1月20日，他寫《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關心文化學術事業者，表明立場，消除誤會，爭取支持。

他事後風趣地說，「為了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癟了」；李濟後來也說：「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王亞東《「打撈」河南博物院塵封歷史》）

1935年5月，（左起）傅斯年、法國漢學家伯希、梁思永在安陽西北岡遺址

其三、搶救清內閣大庫檔案

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

但清朝終結後，幾經遷徙，幾易其主，損失嚴重。

主管者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將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

辛亥革命後日本的一家公司也已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

幸虧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傅斯年與胡適、陳寅恪商議後，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以1.8萬元將這批檔案買下。

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立下汗馬功勞，也為史語所歷史組找到一個開創性研究選題，明清史研究因此有突破性進展，至今深受其惠。

其四、在中國開創史料學派

傅斯年留學德國期間，正值蘭克（Leopold von Ranke）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

何茲全《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歐陽哲生《傅斯年學術思想與史語所初期研究工作》都認為，傅斯年在史學方面受到蘭克的影響。

1928年5月，傅斯年創作《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下稱《旨趣》），同年10月發表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號上。

這是他的就職宣言、治所宣言、挑戰宣言（挑戰西方漢學）。

吳相湘將此文與胡適所撰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相提並論，稱為「近五十年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兩大重要文獻，亦為奠定中國現代歷史學之兩大柱石。

」

在《旨趣》中，傅斯年系統地表述建設新歷史學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法，核心要點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反對『國故』觀念」；提倡整理史料時「存而不補」、「證而不疏」；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應該是「集眾的工作」；強調主動接地氣「求新材料」，不讀死書，而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歐洲七年苦讀，涉獵甚廣，讓傅斯年有寬闊的國際視野，「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有徹底的認識。

」（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爭，各學皆然，舊學亦未能除外。

國人如願此後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鑑於西方漢學之特長。

」（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

傅斯年「歷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學術觀點，在大陸長期受到歪曲和批判。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歷史學界，有所謂「兩條道路的鬥爭」，即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唯物史觀派對史料學派的批判鬥爭。

1956年，胡繩在《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中批判傅斯年的歷史觀，「用史料學代替歷史學，既破壞了歷史科學，也會把史料學工作引導到錯誤的路上去。

」1958年3月10日，時任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55次會議上，作《厚今薄古，邊干邊學》報告，鼓吹哲學社會科學躍進的方法，貶低中國知識分子「積累資料如果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領導，那麼他們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則有什麼用呢？」

歷史的車輪勢不可擋，歷史的公正一往無前。

傅斯年對中國大學、中國學術、中國文化所奉獻的不朽功勳，至今被學界銘記，被民眾傳頌。

2015年11月29日一稿，12月8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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