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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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風景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北京大學一度面臨被整頓甚至於被解散的命運。

上海方面的蔣夢麟、黃炎培（任之）、沈恩孚等人，曾經設想過一個把北京大學南遷上海的秘密計劃。

這個並沒有付諸實施的秘密計劃，經過馬敘倫、沈尹默張冠李戴地借題發揮，卻變成了中國教育史上以訛傳訛的學術懸案。

北大南遷的歷史真相

五四運動爆發時，北大教授胡適正在上海陪同他的博士學位導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杜威及其夫人；並且在老同學蔣夢麟的陪同下，前往莫利哀路拜訪了國民黨黨魁孫中山。

1919年5月7日，胡適與蔡元培（孑民）早年的弟子、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一起參加了聲勢浩大的國民大會，對於北京方面的學生運動表示聲援。

同樣是在5月7日，已經被北大校長蔡元培免去文科學長職務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在寫給胡適的書信中介紹說：「大學解散的話，現在還沒有這種事實；但是少數闊人，確已覺得社會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時常和他們為難；而且漸漸從言論到了實行時代；彼等為自衛計，恐怕要想出一個相當的辦法。

懲辦被捕的學生三十多人（大學為江紹原等二十二人），整頓大學，對付兩個日報，一個周報，恐怕是意中的事。

」

這封書信還沒有寄到上海，胡適就於5月8日陪同杜威夫婦啟程北上，最早讀到信中內容的，是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

胡適回到北京時，蔡元培已經於5月9日遞交辭呈離開北京。

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立即投入護校活動。

5月13日晚上，胡適參加由已經調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的前理科學長秦汾出面主持的評議會與教授主任聯席會議。

會議決定由法科學長王建祖及張大椿、胡適、黃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共同組成委員會，協助工科學長溫宗禹代行校務。

在北大同人努力維持校務的同時，上海方面的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也在考慮另一種備選方案。

5月22日，蔣夢麟在寫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說：「如北京大學不幸解散了，同人當在南組織機關，辦編譯局及大學一二年級，捲土重來，其經費當以捐募集之（炎、麟當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請兄及諸君代編）。

杜威如在滬演講，則可兼授新大學。

總而言之，南方大學必須組織，以為後來之大本營，因將來北京還有風潮，人人知之。

大學情形請時時告我，當轉達孑公。

諸君萬勿抱消極主義，全國人心正在此時復活，後來希望正大也。

諸乞密告同志。

」

這封信中夾有黃炎培的眉批：「此亦是一句話，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據，且逆料舊派無組織之能力也。

炎。

」沈恩孚的眉批：「此時未打敗仗，萬無退回老巢之理。

孚。

」蔣夢麟所說的「密告同志」，就是把擬議中的北大南遷計劃，由胡適轉告給共同主持北大校務的溫宗禹、王建祖、張大椿、黃右昌、俞同奎、沈尹默等北大同事。

5月24日，蔣夢麟在寫給胡適的另一封信中寫道：「照你看來，大學究竟能否保全？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終以保全為是。

」

隨著五四運動的升級演變，北京各校學生數千人，於6月3日再一次走上街頭舉行愛國演講，其中有176名學生被軍警逮捕，關押在位於北河沿的北大三院。

到了6月5日，被捕學生已經達到一千多人，北大理科樓房也被徵用為第二監獄。

大總統徐世昌還於當天下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

6月11日，陳獨秀又因為散發傳單遭到逮捕。

6月13日，蔣夢麟給胡適來信，並附有內容大致相同的致羅家倫（志希）信：「志希先生：學潮至此已告一段落。

滬上因工人相繼罷工，危險之極，幸而免。

此後吾人但抱定宗旨，信仰惟學可以為人，惟學足以救國，毀譽成敗等浮雲耳。

」

由此可見，上海方面的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提出把北大「南遷上海」的備選方案，完全是為了維護蔡元培的學界地位，以及全中國的教育事業。

隨著蔣夢麟受恩師蔡元培的委託來到北大代理校務，這個備選方案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北大內部的派系鬥爭

1919年6月22日，胡適給蔡元培寫了一封長信：「大學中有幾件事，使我很為難，故不能不向先生一談，又值尹默先生在南中，可以用面談補我筆談的缺點，故不得不趁此時同先生一說。

」

這封長信中主要介紹了胡適所經手的聘任契約，涉及到美國教授克拉克、杜威，以及中國留學生趙元任、秉農山、顏任光、陳衡哲、林語堂等十多人。

6月23日，沈尹默以北大教員代表身份南下杭州挽留蔡元培，胡適在連夜寫給沈尹默的委託信中寫道：「尹默兄：附上信一封，請面交孑丈，此信務請交去，因這裡面有許多事，不但關係我個人的行動自由，並且與大學的信用有關，故不得不鄭重奉托。

弟適，二十二夜二時。

」

7月5日，蔡元培委託沈尹默給胡適帶來回信，其中寫道：「林玉堂君如到京，請與訂定，照約幫助。

……先生說：『因任杜威君演講的譯述，將離去大學。

』弟覺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運動』，一面仍在大學實施教育，這是弟最所盼望的！余請尹默先生面達。

」

林玉堂就是後來的著名作家林語堂，他當時正在美國哈佛大學文學系留學，因為交不起學費通過胡適向北大求助。

蔡元培答應「照約幫助」，事實上卻沒有實現，最後只好由胡適假借北大的名義，動用自己的私人財產資助林語堂完成學業，從而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樂於助人的傳世佳話。

7月21日，蔣夢麟以蔡元培私人代表的身份，隨浙江同鄉、北京醫科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抵達北京。

7月23日上午，北大師生召開大會對蔣夢麟表示歡迎。

7月26日，湯爾和在日記中記錄了沈尹默對於蔣夢麟的牴觸表現：

「沈君謂夢兄之來純由某所主持，其故則為江蘇省教育會出力。

……昨談此節，裴子斷定沈素來利用鶴公，今見夢兄負重命來此，陡生吃醋之意，又恃部中奧援，故敢放肆。

人心齷齪，可勝慨哉！」

這裡的「鶴公」即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的蔡元培。

「夢兄」即蔣夢麟。

「裴子」即時任財政部僉事兼法政大學英文教授的浙江杭州人邵長光，他與湯爾和、馬敘倫關係密切，而與北大內部的另一派浙江人沈尹默、馬幼漁、朱希祖、沈兼士等人相對疏遠。

被湯爾和認定為「素來利用鶴公」的沈尹默，晚年在《我和北大》中回憶說：

「蔡先生的書生氣很重，一生受人包圍，民元教育部時代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菊生）等人包圍（這是因為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得教育部批准，規定各學校通用，就此大發財）；到北大初期受我們包圍（我們，包括馬幼漁、叔平兄弟，周樹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亦即魯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謂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蔣夢麟來以後，也就是黃任之插手進來後，我就想離開北大。

……蔣夢麟不放，他以為我們這一伙人是一個勢力，會拆他的台，無論如何不放。

」

與此相印證，與沈尹默同屬「某籍某系」的錢玄同，在1920年8月8日致周作人信中寫道：「成均甲舍三層樓上上樓梯朝南之室中諸位辦事的先生們，終日領石屋公的雅教，覺得此人是成均中第一流人物。

甚至辦注音字母報，又要加入此人。

……我總不信《莊子義證》有得比《中國哲學史大綱》好，做駢體文的人的見識有得比偏重英文的人的見識高。

」

在8月16日寫給周作人的另一封書信中，錢玄同進一步表示說：「我這個人，生平有一點僻見：就是取人重知識與思想。

所以我總不贊成『連絡石屋山人而排斥獨枯禿路』的主張。

我對於獨公，自然也有不滿意他的地方，而且很多。

但是，他這點治學的條例，看書的眼光，卻不能不佩服他。

若說美國派，純粹美國派固亦不甚好，但總比中國派好些。

專讀英文，固然大偏，然比起八股駢文的修辭學來，畢竟有用些。

」

這裡的「石屋公」、「石屋山人」，指的是馬敘倫。

「獨枯禿路」和「獨公」，是英語「博士」即doctor的音譯，指的是在美國攻讀過博士學位的胡適。

「成均甲舍三層樓上上樓梯朝南之室」，指的是位於北大紅樓三層樓梯口的文科教員休息室，浙江籍北大教授馬敘倫、馬寅初、馬幼漁、朱希祖、陳大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等人，經常在這裡聚會議事。

聯絡同為浙江籍的馬敘倫共同抵制安徽籍的陳獨秀、胡適、王星拱、高一涵、劉文典、程演生，以及與胡適一樣從歐美各國留學歸來的蔣夢麟、陶孟和、張慰慈等人，是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大教授的共同立場。

派別意識較為淡薄的錢玄同，當時傾向於支持提倡用白話文並且用世界性眼光整理國故的《新青年》同人胡適，而不看好用文言文寫作《莊子義證》的馬敘倫。

單就馬敘倫來說，他與胡適及傅斯年、羅家倫之間的私怨，主要根源於傅斯年在1919年1月創刊的《新潮》雜誌1卷1號中，所發表的《出版界評：馬敘倫著〈莊子札記〉》一文。

其中尖銳揭發了馬敘倫的《莊子札記》一書對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明顯抄襲。

馬敘倫與沈尹默的北大南遷

1947年，62歲的馬敘倫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他的自傳《我在六十歲以前》，其中談到五四運動中的一個「插曲」：時任北大教職員會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的北大教授馬敘倫，每天從早晨8時到晚上6時，都堅守在北大第一院三樓中間的教員休息室里。

有一天晚上，回到家裡吃晚飯的馬敘倫，突然接到休息室的工友打來的電話，通知他到學校開會。

等他來到教員休息室，工友告訴他說：「東屋裡開會啦，有人在簽名啦。

」他來到東屋，看到「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願去的請簽名。

』（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

）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巨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

隨後，馬敘倫在教員休息室里見到陳獨秀早年的學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劉文典。

於是，他向劉文典表明態度：「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

」劉文典聽了之後轉身便走。

第二天，劉文典告訴馬敘倫說：「昨晚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獨秀，他說『你的話很對』。

他已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訓了一頓。

」

關於這個歷史「插曲」，馬敘倫給出的結論是：「果然，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但是，在沈尹默落款時間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卻出現了更加離奇的舊事重提：「五四運動時，胡適以『革命』為幌子，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

有一天，我和幼漁、玄同、士遠、大齊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時，胡適、羅家倫、傅斯年進來說：『我們主張把北大遷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

』我們回答說：『這件事太大了。

要商量。

』羅家倫和傅斯年接著說：『搬上海，要選擇哪些教員、哪些學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們去。

』我們一聽，這是拆夥的打算，不能同意，因為弄得不好，北大就會分裂，會垮台。

於是決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時開評議會討論。

開會之前，我們要沈士遠去看胡適，告訴他，搬上海，我們不能同意。

評議會討論的結果是不同意遷上海。

胡適就來找我，他說：『以後北大有什麼事情，你負責！』我說：『當然要負責，不能拆北大的台。

』當時，我的思想是，學生的態度是激烈的，教師的態度實質上應當和學生一致，但態度要穩重，才能真正維護學生運動，使政府無懈可擊，不會解散北大。

」

同樣是沈尹默，此前在1951年12月2日上海《大公報》組織召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公開發表有標題為《胡適這個人》的發言稿，其中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說法：

「『五四』運動起來了，那時，胡適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鄉去，並沒有參與這偉大事件的發動，等到他回來時學生正在罷課中。

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許多責難，一面說這是非常時期，你們應該採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說這個時候學生不應該罷課，我要勸他們立刻複課。

他要等學生開大會時去講話，阻攔他不住，終於到會講了話，但沒有人理睬他，討了個沒趣。

」

1952年1月5日，流亡美國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胡家健從香港寄來剪報《大公報》，有十二月二日《大公報》在上海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的記載與資料。

……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是罕見的！」

應該說，馬敘倫在《我在六十歲以前》中，把上海方面的蔣夢麟、黃炎培、沈恩孚等人，並沒有付諸實施的北大南遷計劃，借題發揮地轉嫁在學生輩的傅斯年、羅家倫頭上，以坐實兩個人沒有勇氣留在「黑暗裡」奮鬥，只是相對含蓄地報復傅斯年所揭發的抄襲醜聞。

同樣的一件事情，到了沈尹默「全篇扯謊」的《我和北大》中，又被變本加厲地虛構誇大為胡適、羅家倫、傅斯年三個人，對於北大的拆台破壞。

從馬敘倫和沈尹默借題發揮、嫁禍於人的歷史回憶中，不難看出當年一部分北大教授並不十分美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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