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經此重大敗衄，恐本土發生變故，不敢再在荊州停留

　荊州牧劉表，兗州山陽郡高平縣（今山東魚台縣）人，是東漢末年士大夫中著名人物之一。

獻帝初平元年（190年），荊州刺史王叡為孫堅所殺，劉表代為荊州刺史，屯駐襄陽。

荊州轄區「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由於荊州所受戰爭破壞較少，關西和中原人民到這裡來避難的很多。

劉表在荊州，經濟和軍事力量都比較雄厚。

襄陽處於中原與南方交通要道，荊州又居長江中游，往北可以進取中原，西可略定巴蜀，往東又對吳居於順流而下的地理優勢，正是用武之地。

可是劉表是典型的清議派人物，當時人郭嘉已經說他不過是一個「坐談客』。

他只求「保境自守」，「觀天下變」。

在這種消極的單純防禦政策指導下，劉表失去了許多主動出擊以壯大自己的大好時機。

曹操曾說：「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

特別是當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遠去進攻烏桓的時候，他又不能聽從劉備的建議，襲取許都，眼巴巴地把幾個進取的機會都丟失了。

劉表的消極觀望態度，只有等待敵人發展得更加強大時來收拾自己。

如前所述，荊州早已為鄰近軍閥所覬覦。

東吳孫氏政權三世以來，一直對荊州用兵，而且在軍事上常居優勢；甚至連寄居荊州的劉備在謀臣諸葛亮的倡議下，也圖伺機攫取荊州；特別是北方的強大勢力曹操已在鄴鑿成玄武湖，積極訓練水軍，顯然，曹操下一個攻擊目標，就是指向荊州了。

　　劉表不僅坐失戰機，而且也不能較好地處置其身後之計。

他有二子，按照慣例，長子劉琦是當然的繼承人，可是劉表卻聽信繼室蔡氏的話，讓少子劉琮做自己的繼承人，而把劉琦外放到江夏郡做太守。

劉表的部下也分成了兩派：蔡氏及其弟蔡瑁等屬於劉琮一派，因為他們能包圍劉表，所以占絕對的優勢。

劉備則暗中與劉琦相結。

由此可知，荊州已成各軍閥覬覦的中心、矛盾的焦點。

荊州究將屬誰，已是必定要以戰爭來見分曉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炎熱的夏季剛一過去，曹操便親自率領大軍從鄴城南下往攻荊州。

曹操這次出動的軍隊大約有十五六萬人，劉表的軍隊總共不到十萬人。

操軍多為身經百戰的勁旅，荊州軍在「不習軍事」的劉表的統率下，一向缺乏軍事訓練和實戰經驗。

所以操軍占絕對的優勢。

曹操採取了快速進攻的方針，大軍經葉縣（今河南葉縣）、宛城，直趨樊城、襄陽，以掩敵不備，力求一舉擊潰荊州軍的主力，或用強大兵勢逼使敵人投降。

　　操軍出發後不久，劉表便病死了，部下擁立劉琮為荊州牧。

劉表病重時，長子劉琦自江夏前來省視，被琮黨遏於戶外，不令他與劉表見面。

表死後，劉琦打算趁奔喪的機會發兵進攻劉琮，但這時曹操大軍已經壓境了。

　　早在官渡之戰時，劉表部下大員韓嵩、劉先、蒯越等就曾勸表歸附曹操，劉表沒有同意。

這時，在曹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蒯越、傅巽與僑居荊州的大族王粲等人更竭力慫恿劉琮向操投降。

理由是：操打著天子的旗號前來，如果抗拒，有違臣子之道，於理不順；且以荊楚一州之地抗拒強大的操軍，亦無僥倖取勝的可能；如果利用劉備去抵抗曹操，也是力量懸殊，沒有勝利的希望。

即使劉備能擊退了曹操，他也不會甘居人下，與其受制於劉備，不如早早迎降曹操。

於是劉琮決定迎操，操在到達新野時，接受了劉琮的投降。

　　這時，劉備正屯駐樊城，他連操軍已經南下的消息都不知道，更不用說劉琮要投降了。

直到曹操到達宛城時，他才了解情況，只得匆忙往江陵退卻。

劉備除令關羽率領一支水軍乘船數百艘沿漢水南下外，其餘主力部隊則由自己和諸葛亮、張飛、趙雲等率領從陸路撤退。

劉琮部下及荊州人跟隨劉備南逃的很多，走到當陽（今湖北當陽東）時，隊伍擴大到十餘萬人，輜重也有數千輛，因此行動很慢，一天只能行十幾里。

有人勸告劉備撇下大眾，迅速去保據江陵。

備答：「要成就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江陵有很多糧食和軍用物資，曹操恐怕被劉備占有，於是留下輜重，輕裝疾進。

到襄陽時，聞備已過，就親率精騎五千，一日一夜奔馳三百餘里，終於在長坂（今湖北當陽東北）追及。

備倉皇間拋棄妻子，只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脫身逃走。

如果不是張飛在後拆斷一座渡橋，險些被操軍捉獲。

備等與從水道南下的關羽的船隻會合，渡過漢水，遇江夏太守劉琦，與他一同到夏口（今武漢市南）。

這時劉備的軍隊只有關羽水軍及劉琦江夏軍，總共也不到兩萬人，自然無法抵禦操軍，情勢顯然是危急萬分。

　　恰好這時，孫權已經先派魯肅來和劉備聯繫。

孫權聽說劉表病死，也圖染指荊州，故派魯肅以弔喪為名，來荊州伺察動靜。

魯肅行至夏口，聞操軍已進攻荊州，便晨夜兼行，及至南郡界，又聞劉琮降操及備南逃的消息，便從捷路迎備，雙方遇於當陽長阪坡。

肅勸備進駐樊口（今湖北鄂州市西五里），與權并力抗操，這自然是備所迫切需要的。

所以備派諸葛亮與魯肅一同去見孫權。

　　這時，孫權正駐軍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密切注視局勢的發展。

諸葛亮到後，見權尚在猶豫觀望，就對他說：「曹操已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孫權反問道：「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年方二十七歲，血氣正盛的孫權，被諸葛亮這樣一激，不禁勃然大怒，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

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諸葛亮怕孫權事後畏縮動搖，又詳盡地給他分析了敵我情況，指出：「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

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

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聽畢，大悅。

可是，就在此時，權接到了曹操一封書信，說：「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

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顯然，曹操做出這種咄咄逼人的架勢，是企圖迫使孫權投降，不戰而取江東。

　　孫權把這封信交給群臣討論。

張昭、秦松諸人懾於操的強大兵威，主張迎操。

他們除了重彈曹操代表漢朝，拒之不順等老調以外，還強調操新得荊州水軍及「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等理由。

魯肅聽了，很不以為然，散會之後，他私下對孫權說：「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

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

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

」

　　孫權很讚賞魯肅的意見。

當時周瑜因事到鄱陽（今江西波陽東北），魯肅勸權召回周瑜，共商大計。

周瑜回來後，力主抗操，他說：

　　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

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

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

又今盛寒，馬無藁草。

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病。

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將軍禽操，宜在今日。

瑜請得精兵五萬人，進駐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孫權聽了周瑜詳盡的分析，抗操決心更加堅定。

他說：「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

君言當擊，甚合我意，此天以君授孤也。

」

　　由於五萬兵一時難湊足，孫權只令周瑜、程普、魯肅等率領水軍三萬，溯江而上，與劉備共同迎擊操軍。

孫劉聯軍與曹軍遭遇於赤壁（今湖北蒲圻西一百二十里，在長江南岸）。

這時操軍已流行疾疫，初次戰鬥，操軍就受了挫折，退到長江北岸的烏林（在今湖北洪湖縣東北的鄔林磯）。

　　這時，曹操已經發現了自己的軍隊不習水戰的嚴重弱點，把所有船艦都用繩索連上，讓它們首尾相接，以防止風浪的顛簸和敵軍偷襲。

但這樣做，卻大大削弱了水軍作戰的機動性。

吳將黃蓋看到這種情況，建議用火攻戰術。

周瑜採納了這個意見。

命黃蓋為先鋒，黃蓋向操送了詐降書，言孫權「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

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

今日歸命，是其實計。

瑜所督領，自易催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

黃蓋挑選蒙沖鬥艦十艘，內裝干獲枯柴，灌以油膏，覆上帳幕，豎起旌旗，趁正刮著東南風的大好時機，身率戰艦在前，順風舉帆，向操軍開去，其他戰船亦魚貫而進。

　　曹操對黃蓋雖非完全相信，但絲毫未曾料及吳軍會採用火攻，因之無任何預防措施。

所以當黃蓋的艦隻已經接近，吳兵高喊投降的時候，操軍官兵還伸頸觀望，並指著來艦傳述黃蓋來降的消息。

黃蓋到距操軍只有二里多遠的時候，命各艦一齊點火，猛烈的東南風助長了火勢，奔駛著的船艦頃刻間就把火燒到操軍船艦上，甚至蔓延到岸上的營寨。

一時煙焰滾滾，沖天蓋野，整個操軍駐地被吞沒在火海之中。

操軍大亂，人馬被燒壞和溺死的甚眾。

周瑜、劉備水陸並進，擂鼓之聲，震天動地。

曹操慌忙破壞掉一些船艦物資，引軍從陸路華容道（今湖北監利縣境）向江陵撤退。

時寒風凜冽，道路泥濘，操命病卒負草填路，騎兵才得過去，病卒為人馬所踐踏，死傷狼藉。

操軍在退卻中因飢餓和癘疫，死亡大半。

　　曹操經此重大敗衄，恐本土發生變故，不敢再在荊州停留，留下親信大將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自己引軍北還。

　　周瑜進攻江陵，費了一年多的工夫才將城拿下，迫使操軍退守襄、樊。

在此期間，劉備除以少數兵力協助周瑜攻江陵外，主力部隊南下攻占了荊州長江以南的四個郡，即：武陵（郡城在今湖南常德市）、長沙、桂陽（郡城在湖南郴縣）、零陵（湖南今縣）。

　　赤壁之戰是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

在這次戰役中，三國的曹、孫、劉三家都參加戰鬥。

大戰以前的形勢是，曹操以強大的兵勢，不戰而使劉琮投降，企圖順江東下，一舉而並江東。

但他對孫權的實力估計過低，對孫、劉聯盟給自身帶來的危害認識不足，因而產生了驕傲輕敵的情緒。

在孫、劉方面，軍事力量雖遠不及操，但雙方有遠見卓識的決策人物，如諸葛亮、魯肅、周瑜，都力主抗操。

在強敵面前，周瑜、黃蓋等人也能知己知彼，以己之長，制敵之短，充分發揮了南軍擅長水戰的優點，利用曹操驕傲輕敵的情緒，採用詐降、火攻，一舉襲破操軍。

在曹操方面，赤壁戰前，「軍眾已有疾疫」，戰爭開始，遭到火攻，兼以飢疫，死者大半，軍遂敗退。

由此可見，操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還是先已遇疫，假若不是士卒有疾，水軍縱然敗退，還有十餘萬精銳步騎，猶足以頂擋孫、劉聯軍的攻勢。

關於疫病流行對士兵戰鬥力的損耗，必須給以足夠的重視。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操率領大軍南下攻濡須塢，軍中發生了大疫，連司馬朗在前線給士兵送醫藥，亦遇疫而卒，致使操不得不引軍北還；又如嘉平五年（253年），吳大將軍諸葛恪率大軍包圍合肥新城，因士卒疲病，死者大半，恪亦被迫退軍。

由此可知，遭遇疾疫，往往是戰爭失利的原因之一。

操於赤壁戰後之次年下令說：「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

操與孫權書亦言：「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

裴松之在《三國志》卷10《賈詡傳》注以為：「赤壁之戰，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淩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松之所說「有運數」和「天實為之」，實際只能指偶然事故。

假若操不輕敵冒進，在得到襄、樊和江陵之後，就鞏固既得成果，然後俟機進取，則赤壁之敗，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我們說：赤壁之戰，操所以敗北，既有人為因素，也有偶然情況，二者相較，人事的因素，仍然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