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唐莊宗痛失天下，是為伶人所累，還是被其背後的軍事集團所拋棄

河東勢力：殘唐五代時，河東節度使轄地包括太原府及其周邊軍州，是當時最為兵強馬壯的藩鎮。

因此，在時局動盪時，河東節度使的向背，往往會影響位於開封的中央政權穩定。

中央和河東地方的角力，貫穿整個五代時期。

唐李克用立像，故宮南熏殿舊藏

如果要列舉前期英明，後期糊塗或前半生與後半生反差特別大的歷史人物，後唐莊宗李存勖肯定會位列其中。

他在24歲的時候繼承父親李克用的晉王與河東節度使，之後於三垂崗、柏鄉連敗曾一直壓制其父親的世仇朱溫，讓後者發出「生子當如李亞子」的感慨與哀號。

他驍勇善戰，長於謀略。

成為晉王后的15年時間裡，他南擊後梁、北卻契丹、東取河北、西並河中。

同光元年（923）四月，他在魏州稱帝，定國號為唐，史稱後唐。

同年十二月，他突襲汴梁城，滅亡後梁，盡取河南、山東等地，定都於洛陽，終結了長達數十年的梁晉爭霸混戰，成為五代十國初期的中原霸主。

然而，僅僅3年後，這個本可提前結束五代軍閥混戰的皇帝，卻陷入了眾叛親離的境地，並於同光四年（926）四月死於「興教門之變」，時年43歲。

「興教門之變」的緣起還要從後唐滅蜀開始說起。

同光三年（925），李存勖在荊南節度使高季昌的建議下出兵征討蜀地。

前蜀軍隊在後唐攻勢下不堪一擊，不過70日前蜀政權便告覆滅。

就此，後唐政權得鳳翔、漢中及兩川之地，領土達到極盛。

可謂東接大海，西括隴右，北靠長城，南至嶺南。

可是，正所謂盛極而衰，後唐滅蜀的輝煌勝利卻引發了一系列的統治危機。

首先，參與伐蜀的郭崇韜因宦官向延嗣、李從襲的讒言，被李存勖疑有異心，最終被劉皇后遣李繼岌誅殺。

在郭崇韜被殺後，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隨後趕赴成都接管了軍務，穩定了局勢。

其後，大將朱友謙又被誣與郭崇韜合謀造反，其全家遭到唐莊宗的誅戮。

隨朱友謙歸降的河中兵聽聞朱友謙受誅，立刻譁變。

儘管其後河中兵譁變被迅速鎮壓，但後唐無疑在主力在外的情況下出現了軍事力量的損耗。

結果，在同光四年（926）二月，於後梁末期時轉投晉軍的魏博牙兵在貝州掀起了叛亂。

當時，其戍期已滿，即將返鎮。

李存勖恐因鄴都空虛而被魏博牙兵乘虛而入，所以拒絕其返鎮，結果引起了魏博牙兵的反叛。

之後，邢州、滄州也相繼發生兵變，河北大亂。

而莊宗遣派大將李嗣源率一支親軍（號「從馬直」）前往平叛。

結果，當李嗣源兵至鄴都時，城外的平叛軍也發生譁變，擁李嗣源入城，與叛軍聯合。

之後，李嗣源也加入叛軍，並搶占了汴梁城。

四月，在洛陽的李存勖決定親征平叛，結果指揮使郭從謙也發動叛亂，火燒興教門，李存勖在帶親兵攻擊叛軍時，身中流矢，死於絳霄殿，史稱「興教門之變」。

根據記載，李存勖死後，「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斂廓下樂器簇於帝屍之上，發火焚之」。

一個曾威震中原的馬上皇帝，最後死的如此淒涼，自然引起了後世諸多的感慨與思考。

宋代的歐陽修就專門為此撰寫了《伶官傳序》：「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

《舊五代史》也批評李存勖，「忘櫛沐之艱難，徇色禽之荒樂」，「伶人亂政、靳吝貨財、大臣無罪以獲誅、眾口吞聲而避禍」。

顯然，歐陽修等古代知識分子將李存勖當成了「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或「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反面典型了。

後唐莊宗李存勖像，故宮南熏殿舊藏

後世也為李存勖總結了多條敗亡的因素：

比如居功自傲。

李存勖滅梁後，荊南節度使高季興曾親自到洛陽朝覲。

他返回荊南後，對麾下將佐說道：「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去，『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高季興認為李存勖會跟部下離心離德，自己也沒什麼可擔憂的了。

再比如縱容皇后干政，寵信宦官伶人，甚至被伶人打耳光都不生氣。

他還讓宦官、伶人奉命各地挑選美女充實後宮，曾一次性掠走青年婦女3000人，連魏博兵士的家屬也難以倖免。

當然，還有「昏君」必備屬性：猜忌排擠功臣，如猜忌李嗣源、冤殺郭崇韜、朱友謙。

這些原因羅列下來，看起來李存勖真的是活該敗亡。

但現代歷史研究者，卻通過對史料的再分析，得出一個觀點。

那就是李存勖快速敗亡遠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他快速敗亡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削藩，而被以河東沙陀軍事集團為代表的藩鎮勢力所拋棄！

其實，李存勖在滅掉後梁後，就開始著手對地方藩鎮進行限制和削弱了。

比如寵信宦官伶人，其實是讓依附於皇權的宦官與伶人去藩鎮給節度使當監軍，參與軍政決策，削弱節度使權力。

同時，李存勖還加強了租庸使（負責財務）的權力，讓他們在藩鎮繞過節度使執行公務。

「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貼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

』」

而根據朱玉龍先生的《五代十國方鎮年表》考證，後唐莊宗朝的37個藩鎮中，除去定州、延州、夏州、鳳翔、涇州、靈州六個世襲藩鎮，鄜州有三年為高萬興所控制外，四年共150人次任節度使。

其中，大部分職位皆被李存勖親從及所接納的後梁節度使與降將占據。

河東沙陀軍事集團除李存勖親屬與親信外，僅有18人次出任過節度使。

顯然，李存勖刻意想壓制河東沙陀軍事集團，以免其尾大不掉。

而這些行為在史書里則更多被記載為猜忌和排擠功臣。

結果，河東沙陀軍事集團選擇了新的代理人李嗣源，而拋棄了李存勖。

《論後唐莊宗明宗嬗代事》一文就認為，這才是李存勖快速敗亡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來，李嗣源的被猜忌，郭崇韜、朱友謙的被誅殺，未必如史書所記載的那麼無辜。

甚至有人認為，後唐攻滅前蜀的軍事行為，其實也是河東沙陀軍事集團的調虎離山之計。

因為按史書記載，當叛亂發生時，李存勖的長子李繼岌曾想率領駐紮在蜀地的後唐軍隊回援，結果因為路途遙遠和遭遇阻隔，而沒有及時趕到。

總體來看，李存勖敗亡的根本原因還是被河東沙陀軍事集團所拋棄。

而從之後的歷史看來，河東沙陀軍事集團確實有著這樣的能量與力度。

因為除李存勖之外的其他河東節度使，比如孟知祥（建立後蜀）、李從厚（即後唐皇帝位）、石敬瑭（建立後晉）、石重貴（繼後晉皇帝位）、劉知遠（建立後漢）、劉崇（即劉旻，建立北漢），往往也會成為五代時期的新皇帝。

這也使得五代亂世的後唐、後晉、後漢三朝，被稱為「沙陀三朝」。

簡單說，在五代亂世里有這樣一個現象，誰得到了河東沙陀軍事集團的支持，誰就能成為中原的霸主，甚至新的皇帝。

這一現象也被史學家們總結為「河東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