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合之間——國共第一次決裂內幕

1924年初，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為標誌，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此時，國共兩黨有著共同的目標：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強、除軍閥。

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

北伐，東征，工農運動蓬勃興起……在這過程中，共產黨人的政治舞台也得以擴大。

這個由少數先進知識分子組成的新生小黨走出象牙塔，投身中國社會，用它銳利的理論武器刺破蒙昧，喚起千萬民眾，黨的自身組織也由幾百人迅速發展到5.8萬人。

然而，國共畢竟是性質、綱領、宗旨不同的政黨，一黨黨員加入另一黨的所謂「黨內合作」，從開始就埋藏著裂痕。

而來自共產國際的一些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指令，也使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常常無所適從而屢有失誤。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四·一二」「七·一五」，蔣、汪舉起屠刀，大革命的失敗幾乎是必然。

2.6萬共產黨人的鮮血，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划上了句號。

痛定思痛，年輕的共產黨人記取了一條血的教訓：堅持獨立性，走自己的路，至關重要。

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

——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

共產國際第一人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慷慨激昂的《國際歌》迴蕩在克里姆林宮。

1921年7月1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正在這裡進行。

人頭攢動中，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從各膚色代表中擠了出來，健步走上主席台，開始了他的演講：

同志們！我本想向大家介紹一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概況及反帝革命鬥爭的全貌，但時間不允許我這樣做。

在五分鐘的時間裡，我只能向大家指出遠東運動對世界革命的意義……

這是年僅23歲的張太雷代表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在國際講壇上第一次發出自己的聲音。

最後，他說：

在必將到來的世界革命中，中國豐富的資源和偉大的力量是被資本家用來同無產階級鬥爭呢？還是被無產階級用來同資產階級鬥爭呢？那都要看中國共產黨，主要是看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定了！

台下掌聲四起，共產國際對這位天才的宣傳家刮目相看。

張太雷是常州人，中學時就讀於一所教會學校，這使他的英語如同母語一般流暢。

另外，傳教士們給予他的經院教育，雖然沒有使張太雷成為一個基督徒，但十分有利於他同國外人士的溝通。

自1920年，張太雷就開始負責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小組的聯繫工作。

1921年3月起，他不但在位於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還組建了書記處下的中國支部，可謂立了一個大功。

參加共產國際「三大」，張太雷這番演講以「希望共產國際關注中國」為主題，正合共產國際心意。

當時，蘇維埃已經打敗了白俄，在遠東也站穩了腳跟，正著眼於向世界輸出革命。

6月，根據列寧的推薦，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被派到中國。

馬林是荷蘭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見證人。

別看他促成了這件開天闢地的大事，但馬林本人並不看好這個組織，甚至覺得中國共產黨是個「早產兒」。

在馬林眼中，在上海中共中央里工作的都是一幫學生，與其說是革命黨，還不如說是個學術團體。

的確，那時的中共組織十分弱小，只有五六十名黨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而且不能公開活動。

在幼年的中共面前，馬林動不動就擺出「老革命」的架勢，態度未免過於倨傲。

在馬林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迫切需要潤滑劑，張太雷正是最好的人選。

是年8月，張太雷受命回到中國，成了馬林的助手和翻譯。

兩座「火山」的碰撞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剛在莫斯科感受了熱火朝天的國際共運，張太雷回國後，立即覺出一股寒流。

由於不滿意中共中央的工作，馬林提出總書記陳獨秀不能呆在廣州「做官」，應該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並派包惠僧去廣州接陳獨秀。

陳獨秀一到上海，旋即會見了馬林，作陪的便是翻譯張太雷。

雙方寒暄幾句後，馬林就用嚴肅的、帶有命令的口吻說：「共產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所以，中國共產黨應在共產國際的統一領導下。

陳獨秀同志，我要求你們每周向我匯報，並交出計劃和預算，以便國際給予經濟援助。

」

張太雷儘可能委婉地把這些話翻譯給陳獨秀聽。

還沒聽完，陳獨秀便猛地站起來，大聲說：「中國革命有自己的國情，沒必要戴著第三國際的帽子，目前也不需要國際的經濟援助！我們有我們的獨立性。

」

馬林氣得無言以對。

雙方的第一次會面就這樣不歡而散了。

陳獨秀和馬林都是脾氣直爽而又個性極強的人。

馬林戲稱陳獨秀為「火山」，動不動就會「爆發」。

其實，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

包惠僧回憶，張國燾被認為是接近馬林的人，但他也不敢作聲，因此，奔走於陳獨秀與馬林之間傳遞信件的只剩下張太雷一人。

有一回張太雷在陳獨秀面前談起共產國際，話還沒說完，陳獨秀就猛拍桌子，大發雷霆：「我有多大能耐干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

我可以不幹這個書記，但中國共產黨絕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

」

就在兩座「火山」彼此「爆發」的時候，一樁突發事件卻扭轉了局勢。

1921年10月4日，陳獨秀、楊明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漁陽里2號的陳宅里被捕。

馬林畢竟是老革命，當即放棄個人恩怨，展開營救行動。

據包惠僧回憶說：「馬林使盡了氣力，請了一名法國名律師巴和，承辦這個案子，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才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

」

包惠僧認為，正是經歷了這次患難，陳獨秀在出獄後，不但對馬林消除了成見，對共產國際的態度也完全改變了。

其後，陳獨秀與馬林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了適當的解決。

中國共產黨承認全世界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也承認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共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繫的組織。

——這個結果，等於是承認了共產國際的領導。

斯內夫利特戰略

「寧漢合流」標誌著國民黨內對反共已達成一致。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護法軍政府非常大總統，蘇俄領導人開始考慮和廣州政府進行交往的問題。

列寧指示說：「應儘量熱情些，要常寫信並儘量秘密進行，要派我們的人到廣州去。

」

年底，馬林在張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離開上海，先後在武漢、長沙、廣州、桂林等地對中國革命進行了實地考察。

南國沸騰的政治氣氛令馬林眼前一亮。

在廣州，他目睹了香港海員舉行大罷工，親見幾千工人在黃花崗烈士墓前聽國民黨人宣講反帝反封建道理，又聽說廣州、香港、汕頭有1.2萬海員加入了國民黨。

這足以令任何一個革命家熱血澎湃。

在桂林，馬林和孫中山兩度晤談，他建議國民黨在與蘇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組國民黨，與社會各階層，尤其與農民、勞工大眾聯合；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三、謀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

」

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反應不冷不熱。

甚至還旁敲側擊地對張太雷提出批評：為什麼中國的青年人「要從馬克思那裡尋找智慧」，「從中國經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

最終，馬林碰了個釘子，孫中山略帶敷衍地說，要等到北伐之後，才能和蘇俄公開結盟。

如果過早公開聯俄，會引起列強的干預。

雖然沒有成效，但馬林把上海的共產黨與南方的國民黨做了一個比較：「關於中國的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

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

」

基於這一認識，馬林一回到上海，就向陳獨秀等共產黨人提出國共合作的建議，而且，還迫切地要求共產黨員加入到國民黨里去。

他說：「到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通過這一切，會獲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門徑。

」

陳獨秀發起火。

他認為，你馬林口口聲聲的表示尊重中國共產黨，現在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提出國共合作，這叫中國共產黨怎麼能接受？

陳獨秀不僅這麼說，而且還於1922年4月6日，給另外一位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信，提出了反對加入國民黨的6點理由，表達了當時全國420名黨員的意見。

陳獨秀力陳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

因此，對馬林的建議「礙難採納」，而且廣州、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的共產黨人，也都強烈表示了「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國民黨）之可能」的態度。

不過，這封信並沒有改變馬林的想法。

馬林回到「世界共產之都」莫斯科，在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他以列寧的話為依據，再次提議國共合作。

「共產國際要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讓不能公開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並保持獨立性，這是對共產國際二大精神的最佳實踐」。

馬林關於兩黨黨內合作的設想，被後人稱為「斯內夫利特戰略」。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提議會在不久後成為現實。

西子湖畔再爭論

廣州起義時的工人赤衛隊。

1922年7月18日，馬林帶著「尚方寶劍」回到中國。

他驚訝地發現，士別三日，對這些中國朋友要刮目相看了。

中共在北方的工人運動，已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績。

另外，統戰政策也開始有所轉變。

年輕的共產黨人已經意識到，必須在兩條路中做出抉擇：一條是與孫中山聯手，進行國民革命；另一條是在黑暗勢力的重壓下孤軍奮戰。

在剛閉幕的中共「二大」上，通過了聯合全國一切革命力量的議案，並決定邀請國民黨等組織聯席會議。

其實質，是提出了兩黨並行的外部聯合方式。

馬林依然盛氣凌人，他批評聯合戰線是「空洞不能實行的左傾思想」，因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是孫中山惟一能接受的方法。

他還建議中共中央召開一次特別會議，專題討論國共兩黨的合作事宜。

考慮到陳獨秀出獄不久，馬林又是外國人，特別引人注意，出入不方便，於是大家決定去杭州西湖開會，這樣既安全，又可以調節會議氣氛。

黨史顯示，西湖會議是中共最早的統戰工作會議。

會議伊始，陳獨秀便開門見山地說：「應馬林的要求，中央召開這次執委會特別會議。

首先請馬林先生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

」

馬林傳達了自己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張太雷翻譯後，會場一片沉默，氣氛嚴肅，個個板著臉，相互望著。

最後，大家把目光都一齊投向總書記陳獨秀。

陳獨秀環視了一下會場，嚴肅地說：「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因為國民黨內包容了一些非資產階級分子，便否認它的資產階級的基本性質……黨內聯合，混合了階級組織，會牽制我們獨立的政策……」這一開頭語，引發了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的附和，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發言，群起反對，弄得馬林焦急不安，不斷要張太雷把大家的話儘快翻譯出來。

最後，馬林不得不解開紐扣，亮出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

在他的絲襯衫上，清晰地用英文印著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委員會在接到通知後，必須立即把地址遷到廣州，所有的工作必須在菲力浦（馬林）同志緊密聯繫下進行。

」

他嚴肅地對大家說：「提請諸位注意，加入國民黨，這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了的政策，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根據共產國際的相關規定，黨員如果原則上否認共產國際所提出的義務和綱領，應該開除出黨。

」

馬林祭出這一手，眾皆啞然。

陳獨秀極力抑制著自己的情緒，用比較平靜的語氣說：「作為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我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但必須是有條件的服從，只有孫中山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從他個人等原有的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中共黨員才能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否則，即使是共產國際的命令，我也要反對。

」

「有條件的加入」這一原則，得到了參會者的一致贊同。

就連馬林也說：「我贊同陳獨秀同志的意見。

我宣布：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這條決議就算正式通過了。

」

國民黨改組現曙光

西湖會議結束後，陳獨秀、李大釗立即到上海拜訪了孫中山。

此時，剛好是這位偉人一生中最落魄的時候。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陳炯明叛變革命，包圍總統府。

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流寓上海。

這次慘重的失敗，幾乎令他「憤然一死以殉職」。

馬林後來回憶說：「孫中山在1922年被陳炯明逐出廣州後，我曾與他在上海多次會談。

他請我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闡述關於群眾運動的觀點。

他變得更易於接受意見了，由於孫中山在廣州的失敗，迫使他不得不考慮從俄國取得援助。

」

國共雙方的手終於握到了一起。

孫中山緊握陳獨秀的手，欣然同意說：「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允許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我的原有入黨辦法，並依照民主化的原則改組國民黨。

」

商談之後，陳獨秀、李大釗、張太雷、蔡和森、毛澤東等相繼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

不過，此時孫中山還沒下定「聯俄聯共」的決心——除和馬林接觸外，孫中山還在與蘇俄大使越飛商談。

越飛向孫中山提出三項條件：一、立即公開承認蘇維埃為俄國的合法政府；二、與蘇俄政府公開簽訂盟約；三、答應不禁止在中國進行布爾什維克宣傳。

那麼，蘇俄政府將給予國民黨以道義和財政的援助。

孫中山說，第一、二條可以考慮，但第三條不行。

雙方反覆磋商，直到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和越飛才發表聯合宣言。

這份宣言的發表，標誌著「聯俄聯共」政策的公開化，也表明了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決心。

「三大」唱響《國際歌》

短短十幾天之後，滇軍、桂軍殺入廣州城，趕走陳炯明，孫中山恢復大元帥職權，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廣東中部地區。

這時候，中共卻因「二七慘案」在北方遭受了重創。

軍閥吳佩孚悍然出兵干涉罷工，造成「二七慘案」。

這使中國共產黨幾年來辛苦建立的基礎幾乎被摧毀殆盡。

血案給幼小的中共一個教訓：沒有強有力的同盟者，要戰勝強大的敵人是不可能的。

痛定思痛，中共中央終於承認「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現在應當加強上海、廣州等處的工作」。

3月，陳獨秀率先南下，隨後，整個黨中央，連同《嚮導》周報一併遷到了廣州。

初夏，中共「三大」在廣州舉行。

來自全國各地的30多名代表，濟濟一堂，相聚在廣州東山的一幢小洋樓里。

在中共「三大」上，代表們對國共合作一事再起激辯。

這次的爭論，已經不是共產黨員要不要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而是全體黨員加入還是部分黨員加入，特別是產業工人要不要加入的問題，以及共產黨員如何在國民黨內為國民革命工作的問題。

張國燾、蔡和森等人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他們甚至說馬林、陳獨秀要「葬送中共」。

張國燾說了一句，「我們寧可保持左，左的錯誤比右的錯誤容易糾正。

」馬林聞聽此言「大為激動，怒形於色」，幾乎要和他決鬥。

經過反覆討論，「三大」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的微弱優勢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

議決案指出：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在工作方式上，馬林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陳獨秀既不好違背共產國際，又不願意委曲求全，他對國共關係有八字真言——「加而不入，辦而不包」：組織上可以加入，但決不融進去；工作上可以協辦，但決不包辦。

三大結束後，這些心情複雜的共產黨人來到黃花崗烈士墓前。

張太雷舉起拳頭，激動地說：「同志們，我來教你們唱《國際歌》。

我唱一句，你們跟著唱一句。

」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地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陳獨秀怒離廣州

中共三大召開期間，孫中山正在東江督師，與陳炯明作戰，根本無暇顧及國民黨改組之事。

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等跨黨的共產黨人曾聯名寫信給孫中山，勸他在民眾中開展廣泛的政治宣傳，不要效法封建軍閥，一味依靠武力奪取地盤。

還建議他「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裡去召開國民會議。

」

但孫中山回覆說，他準備一鼓作氣打敗軍閥，然後到北京建立一個「好政府」。

這才是國民黨的當務之急。

7月11日，陳獨秀在《嚮導》周報連續發表文章，措詞冷峻，警告孫中山「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成，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

同時又質問，如果孫中山可以和曹錕攜手，那豈不是與陳炯明、沈鴻英走到同一條道路了？

面對陳獨秀的公開批評，孫中山大動肝火，在馬林面前發了一通脾氣：「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周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許發生。

如果他的批評里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個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

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

」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在黨內一向以「老頭子」自居，評論同志時，常把「這孩兒不錯」「那孩兒還行」掛在嘴邊，動輒拍桌子、摔茶杯。

如今要他在孫中山面前低聲下氣，如何受得了？

7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開會，作了兩點決定：一、以後對國民黨的批評，措詞要溫和一點；二、為了避免和國民黨搞僵關係，黨中央撤離廣州。

既然合作不愉快，不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馬林費盡心思，任務仍未能圓滿完成，只好卷了鋪蓋，結束了兩年的在華使命，當時是1923年10月。

鮑羅廷的能耐

馬林前腳剛走，由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率領的「駐廣東代表團」，便在秋高氣爽的10月抵達廣州。

至此，「指導中國革命」的接力棒，由馬林傳到了鮑羅廷手裡。

與馬林不同，鮑羅廷由前一年剛剛成立、實力更為雄厚的蘇聯政府派遣。

他手裡的砝碼和前任馬林相比也大為不同。

尤其重要的是，用陳獨秀的話來說，鮑羅廷的皮包里，帶有「蘇聯對國民黨巨量物質的幫助」。

「巨量」二字，足以鼓舞人心。

史達林讓鮑羅廷擔任孫中山的政治顧問，並責成他「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不要迷戀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

事實證明，鮑羅廷的操作能力比馬林高明得多。

他到廣州後，沒有喋喋不休地勸孫中山放棄軍事，一心一意搞政治宣傳，而是立即陪同孫中山視察東江前線，很認真地傾聽孫中山的軍事計劃。

張太雷

在惠州前線，鮑羅廷親自布置飛鵝嶺炮兵陣地，轟擊敵陣。

孫中山對這個在硝煙之中毫無懼色的蘇聯人頓生好感，回到廣州後即聘他為國民黨組織訓練員。

11月，陳炯明發動了對孫中山最大的一次攻擊，幾乎打到了廣州市郊。

當時輿論普遍認為，孫中山的處境危在旦夕。

鮑羅廷沒有一走了之，而是拔刀相助，這令孫中山大為感動。

這時，鮑羅廷恰到好處地建議孫中山做出改革：「現在它（國民黨）既沒有綱領，也沒有章程，沒有任何組織機構。

」孫中山欣然同意。

當月，國民黨改組的車輪，終於緩緩啟動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由蔣介石任團長赴蘇聯訪問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回到了上海。

這個代表團由國共兩黨各派兩名黨員組成，代表共產黨的是張太雷和沈定一，國民黨代表則為蔣介石和王登雲。

他們在蘇聯待了兩個多月，不但加深了蘇聯同國民黨的關係，還商談了蘇聯援助國民黨的具體方案。

不過，在表面的親蘇姿態之下，蔣介石對於蘇聯領導人及其政策，心裡並不認同。

他在日記里說「前日晤其領袖季諾維也夫，孰無振奮氣象，外強中乾，其成功蓋可知也」。

回國後，蔣更是在給廖仲愷的信中將蘇聯斥為「愷撒之帝國主義」。

萬事開頭難

國民黨改組的利好消息頻頻傳來，陳獨秀鬱悶已久的心情終於好轉。

1924年元旦，陳獨秀出席了上海的黨團聯席會，討論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一大」的策略。

陳獨秀承認，自中共「三大」以來，國共合作幾乎無所作為。

現在情況不同了，國民黨開始改組了，中共黨內的意見也基本統一。

大家一致同意：凡未加入國民黨的應立即加入；我們的同志須努力站在國民黨的中心地位。

沒想到，這個中共內部好不容易才達成的意見，卻被鮑羅廷一票否決了。

鮑羅廷乾脆地說：「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國民黨發展。

」會議最後做出結論：共產黨員不應該在各種委員會謀求職位。

這顯然是忠實貫徹著史達林「不要迷戀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的指示精神。

聯席會議後，鮑羅廷等人便南下廣州，準備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毛澤東後來提到這次大會時說：

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後，1924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我們幫他辦好，其中有一個鮑羅廷，當顧問，是蘇聯共產黨員，有一個瞿秋白，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

鮑羅廷的話他都聽。

那時候叫做「以俄為師」，因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敗。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舉行。

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包括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

會議進入到第二天時，圍繞著對民生主義的解釋，雙方黨人陸續登場對陣，舌戰頻發。

共產黨要以共產主義解釋三民主義，而國民黨則要以民生主義解釋共產主義。

最後，孫中山做出仲裁：「本黨即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集體主義，均包括其中。

」「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大小而已。

」

在以後十天的會議上，火藥味越來越濃。

關於是否明確宣布反帝主張，關於是否允許共產黨員跨黨……爭議紛至沓來，雙方短兵相接，激烈辯論。

國民黨內，關於「聯俄聯共」政策更是眾議紛紜。

汪精衛強烈反對，他打了個很著名的比喻：「共產黨羼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危險。

譬如《西遊記》上說，孫行者跳入豬精的腹內打跟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

」

就連宋慶齡也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孫中山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

在孫中山的堅決推動下，會議最終通過了《關於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關於國民黨與國際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項決議。

1月30日，孫中山當選為國民黨總理。

在24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占了3席；在17名候補執行委員中，中共占了7席。

下午，孫中山致閉幕詞，預言「今年之內，革命將獲徹底大成功」。

蜜月期結束

國共兩黨經歷了許多曲折，終於走到了一起。

在這個舞台上，拉開了大革命的序幕。

合作的前三年，堪稱兩黨的蜜月期——

大革命戰火轟轟烈烈，兩次東征消滅了陳炯明的勢力，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統一。

兩黨攜手北伐，革命力量從珠江流域發展到長江流域。

在中共的幫助下，國民黨省、市一級的地方黨部日漸健全，許多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省市級黨部負責人，得到了實質的鍛鍊。

英才輩出的黃埔軍校，為國共兩黨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創立，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骨幹，廣東等省的農民運動逐漸發展起來。

然而，正如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時預感的，黨內兩派「因主義而生誤會，因誤會而生懷疑，因懷疑而暗潮……恐兆將來分裂，發生不良結果。

」即使是在蜜月期，種種因主義而生的隔閡，也使兩黨摩擦不斷。

如何處理這些摩擦？在中共內部不止一次地討論過，但共產國際和陳獨秀都擔心樹敵太多，孤立自己，而主張以退讓求團結。

甚至，他們在黨內提出取締「機會主義做官熱」，限令已經當了縣長的共產黨人立即辭職，幾度拱手讓出了軍權、政權。

隨著共產黨和工農階級的壯大，由誰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問題，也不止一次地提出過。

但陳獨秀總覺得「無產階級還很弱小」，不足以擔起國民革命的重任。

他曾經發文表白說，「國民革命時期不會有共產黨爭權的事」，共產黨應首先幫助國民黨贏得「二月革命」，再進行「十月革命」。

即便是在「中山艦事件」後，中共中央仍委曲求全，接受了蔣介石的無理要求，撤回了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

「整理黨務案」中，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和代理部長的共產黨員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等人辭職，更使得蔣介石一手控制了軍政大權。

涌動的暗潮，最終在1927年演變成了血腥屠殺。

3月間，在蔣介石控制的江西地區，爆發了一連串針對共產黨的暴力事件。

國民黨右派破壞國共合作，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緊要關頭。

本來，陳獨秀已經動了罐破水灑的念頭，在蔣介石抵達上海的當天上午，準備了一個「很大的防禦的流血的犧牲」，他稱「這個鬥爭比暴動意義更大」。

然而，鮑羅廷對於蔣介石的異動竟然毫無警惕，繼續充當「和事老」。

剛剛踩下油門的陳獨秀，只好馬上又踩了剎車。

更糟糕的是，陳獨秀還與汪精衛聯合發表了聲明，稱國民黨將驅逐共產黨是謠言，使得許多人緊繃的神經鬆懈下來。

在中共中央的搖擺中，蔣介石率先動手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上海血流成河，宣告了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合作的破裂。

隨後，政局驟變。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南京另立政府，與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勢不兩立。

中共「五大」便在這腥風血雨中召開了。

1927年4月27日，82名代表冒著白色恐怖匯聚漢口，代表全國5.8萬名黨員共商對策。

汪精衛應邀列席了大會。

大會第二天，傳來李大釗在京被殺的消息，可謂當時嚴峻形勢的真實寫照。

這時候，全黨上下最焦慮的問題無疑是：如何正確認識複雜的局勢，如何挽救革命。

但是，據李立三回憶：五次大會中，國際代表的報告主要是反對「西北學說」，也就是中國革命要不要往西北發展的問題。

代表們茫然地看著猶太人鮑羅廷和共產國際新派來的印度人羅易為了中國問題，爭得不可開交。

很多代表一頭霧水，壓根對什麼「西北學說」聞所未聞。

陳獨秀在會上做了6個小時的報告，卻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略。

瞿秋白雖然在會上分發了針對陳獨秀的小冊子——《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著重論述了領導權問題、農民土地、武裝鬥爭問題。

但李立三回憶說：「這本小冊子當時並沒有能引起全黨的嚴重注意，甚至在五次大會時也沒有很熱烈的討論，於是黨的機會主義的危險，沒能挽救過來。

」

這是最後的戰鬥

中共「五大」召開後不到一個月，長沙又發生了「馬日事變」。

至6月10日，湖南已是人頭滾滾，流血千里，萬餘人被殺。

消息傳至武漢，幾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以往的宣傳，已經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湖南是全國農運最成熟的地區，有400萬組織起來的農民，5000多支槍，何以毫無還手之力？

用湖南農運領導人柳直荀的話說：「當時的共產黨，只是一個太平時代的黨，沒有鬥爭經驗，不能應付這個鬥爭的環境」，「因此事變臨頭，手忙腳亂，一切計劃全歸失敗」。

中共湖南省委一度決定調長沙附近10餘萬農民向長沙進軍，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決」的方針下，又中途改變計劃，下令撤退。

結果，棋差一招，滿盤皆輸，竟被對方以一個團的兵力給擊破了。

至此，武漢已經成為一個孤島。

情急危殆，陳獨秀卻在檢討湖南農運中的「過火」行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還把史達林讓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建立軍隊」的緊急指示，私下給汪精衛看，幻想依靠汪精衛來挽救革命。

他哪想到，緊急指示反而給汪精衛提供了「分共」的藉口。

「黑雲壓城城欲摧」，曾經在口耳相譯間促成了國共合作的張太雷，終於擦亮了雙眼。

這一次，他站在了起義將士的最前列。

6月初，以張太雷為書記的中共湖北省委明確提出武裝農民「上山」和爭取地方武裝等策略。

6月6日，張太雷還在《嚮導》發表了《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一文，提醒戰友：「暴風雨來了，我們要隨時準備應變。

」同月，中共湖南省委也提出了「上山」主張。

蔡和森起草了一份關於兩湖問題的決議案，核心是「以進攻對付進攻，以暴動對付暴動，以政變對付政變」，要求武裝農民，封鎖和包圍長沙。

但這個決議草案卻遲遲未獲中共中央批准。

鮑羅廷挖苦說：「我覺得中共中央像個圖書評論員，他等待著書籍出版，然後閱讀，寫書評——加以讚揚或指責。

」中共中央不停地開會，時間耗費在沒有結果的爭論上，但如何應付危局，卻拿不出個統一的意見。

開始，陳獨秀想退出國民黨，「這意味著放棄一切」，遭到共產國際反對。

搖擺之中，中共中央自行解散了工會糾察隊，通過了《對國民黨關係方面退卻的綱領》，為了拉攏國民黨左派，簡直是一退再退，退到了牆角。

還是毛澤東一語點醒夢中人。

他說：「今日不保存武力，則明日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陳獨秀終於決定「上山」，卻為時已晚。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常委會改組，陳獨秀長嘆一聲，掛冠而去。

他說：「共產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了。

」

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公開叛變革命。

共產黨人終於認識到「槍桿子裡出政權」。

葉挺的第十一軍和賀龍的新十二軍，在周恩來、譚平山、朱德等人的領導下，準備在南昌發起暴動；毛澤東也去了湖南，準備湘南暴動；張太雷奔赴廣州，組織武裝起義。

起義的烽火在各地點燃。

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獨立地領導戰爭和創立軍隊。

秋收時節，由毛澤東率領的湖南東部和江西西部工農，舉著鐮刀斧頭，向平瀏直進。

12月11日凌晨3點半，廣州起義爆發。

天亮前，起義軍已占領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區。

下午，得知敵軍正向總指揮部撲來，張太雷急忙同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紐曼乘一輛插著紅旗的敞篷汽車，趕赴大北門指揮戰鬥。

汽車行至惠愛西路，前面突然出現了一群穿便衣拿槍的人，缺乏經驗的警衛和司機還以為是赤衛隊員，沒有防備。

最終，張太雷不幸身中三彈，喋血在廣州街頭。

張太雷是中共第一個犧牲於戰鬥火線的中央政治局成員。

瞿秋白以無比沉痛的心情寫道：「他死時，覺著對於中國工農民眾的努力和負責，他死時，還是希望自己的鮮血，將要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之源泉！」

據統計，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黨」名義下的共產黨人多達2.6萬餘人，這樣的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幸而，在血與火中轉變的，不僅僅是張太雷，共產黨人已經看清：「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

」其結果是，「自願地放棄了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了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

（毛澤東語）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失敗的大革命，亦是中國共產黨人認清革命目標的新起點。

本文首發於《北京日報》2011年3月1日

本期作者：孫文曄

本期編輯：楊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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