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曹操與京劇

《定軍山陽平關》中尚長榮飾演的曹操

作為小說《三國演義》的著作者，雖說羅貫中生平事跡所遺不多，有些情況（如籍貫等）還說法不一，但人們對他的學識才具還是比較認同的。

《三國演義》的寫作,所據除陳壽的《三國志》外，還有裴松之的注文以及其它的民間傳說等等。

六百多年來， 《三國演義》作為「才子書」和中國古典名著，無論是研究者和廣大讀者，都是極為稱道而廣為流傳的。

其影響不僅在中國國內，還越出國界，遠及東瀛日本和朝鮮半島、越南等地。

但在近世，也有不少人指評它有擁劉抑曹傾向，認為這顯然是旨在維護封建帝制的正統地位。

要說《三國演義》中這樣的傾向，平心而論，不能說沒有，只信手拈來，便可見一例，如「演義」七十八回的題目「治風疾神醫身死，傳遺命奸雄數終」 ，直接將曹操定位為「奸雄」 ；九十九回題目為「諸葛亮大破魏兵，司馬懿入寇西蜀」 ，雙方主帥形成鮮明對照，蜀方為「大破」 ，而魏方則為「入寇」 ，作者感情傾向一目了然，應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並不是所有封建時代知識分子都無例外地奉皇裔甚至皇姓為正統，如陳壽所著的史書《三國志》 ，縱然是「正史」 ，卻也是有傾向的。

但《三國志》一書卻尊曹魏君主為「帝」 ，對蜀、吳君主則稱「主」 ，對曹魏方則用「紀」表之，而對蜀、吳則用「傳」而無紀，傾向可謂一目了然。

有鑒於上述，我倒是覺得羅貫中的「傾向」更比較易於理解。

因為， 《三國演義》畢竟屬於文學作品，在處理史實時較之嚴格的史學專著當然允許有一定自由度。

既然作為正史的著者陳壽在處理魏與蜀吳尤其是魏、蜀時那樣有別，而羅貫中在做小說時表現出作者的一定感情傾向就更不足為怪。

儘管如此，我仍不認為他的「傾向」絕不完全來之於「劉姓正統論」這樣狹隘心理。

那麼，還有哪些不可忽略的因素呢？

一是時代環境對著者的思想影響。

在羅貫中生活的元末時期，階級和民族矛盾極為激烈，長期遭受蒙元統治者殘酷壓榨的大江南北各階層民眾，強烈的反抗意識如乾柴烈火。

在這種情勢下，作為一位有正義感，有鮮明愛憎的文人，羅貫中筆下的指向絕不可能沒有明確的體現，他的感情傾向也不可能是含混的狀態。

他需要寄託，需要「借題發揮」 ，以表達對恢復漢家河山的渴望。

「擁劉抑曹」另一因素是著者的道德選擇。

在人群社會中，存在著人們較普遍認同的人性善惡與道德是非的標準。

以漢末三國中的曹操和劉備來說，作為宦官養子之後的曹操和清貧之家的劉備，後者自然容易獲得著者的同情。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沒有扼住著者的筆鋒，反使一位有主見有血性的文人洞見了他的野心和權謀而生反感。

更重要的是，曹操既猜疑又霸氣，曾因為報父仇而在徐州屠城（見《三國志》 《後漢書》 ） ，無辜殺呂伯奢全家（見裴松之注） ，殘酷清除孔融、楊修、華佗等人（見《三國志》 《後漢書》 ） 。

反觀劉備一方，從正史記載上亦未有濫殺無辜的紀錄；入川以後，以劉備和諸葛亮為代表的蜀漢政權，對屬下和民眾也治理有方，賞罰分明。

諸葛亮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寬仁安撫之策，以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歿於軍中的信念都足以讓後世仁人志士和廣大民眾景仰與追憶。

所有這一切，當然也不可能不影響小說作者羅貫中的思想傾向。

因此，如果是人性和道德力量推動了《三國演義》 「傾向」的形成，應該說是有說服力的。

不過，作為一位傑出的作家，畢竟不會被感情一味牽動而意氣用事。

羅顯然相當懂得如何忠於歷史，知道應當有理性地反映生活。

儘管他在筆下時不時地流露出某種感情傾向，但對三國時期的歷史發展，對主要人物的命運和結構，對於大的事件梗概脈絡，基本上都是寫實的。

在這點上是一種極其可貴的品性，是很了不起的自覺遵循。

曹操應該說是在《三國演義》一書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著者對曹操從體貌到氣質均未作任何貶抑，相反有多處形容他不怒自威的氣度。

最典型的情節是匈奴使者來謁，曹操故意耍了一個花招，以下屬的一名侍衛充己居於正位，而操扮作侍衛一旁而立，待使者回去可汗問他對曹操的印象，使者答曰居正位者不見有什麼特別，倒是侍立一旁者有一人氣宇軒昂，非同凡輩。

此例足以說明這位一代梟雄曹孟德時時都難掩他的超群「氣場」 。

對其才能，作者褒揚的筆法更是處處可見。

當各路諸侯兵討董卓，表面是以那位出身「四世三公」的貴胄袁紹為中心，實際上的靈魂人物卻是門第並不大體面的曹操。

當董卓帳下驍將華雄連斬數將，眾皆股慄而作為「弓馬手」的關羽主動請戰時，袁氏兄弟鄙其身份低微連聲喝下，惟有曹操力排眾議支持關羽出戰，結果一戰而梟華雄首級，證明了操之識見確有過人之處。

所謂「溫酒斬華雄」一事，不見於正史，為小說家之妙筆。

但惟此愈可看出作者有意寫出曹操的超人之處。

這個人物的複雜性在於，他性格的一面似乎嗜殺，而另一方面又是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往往不殺，如俘獲了袁紹帳下在討曹檄文中痛罵他的才子陳琳後，操不但沒有殺他，反而牢牢地使之為己所用，在占領袁紹的大本營之後，也繳獲了在這以前曹方人員暗通袁方的許多書信，而曹操下令將這些書信統統燒毀，不予追究。

這樣半真半假旨在籠絡人心的做法，也被後世有些封建統治者所採用。

「演義」中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權謀家，卻曾不止一次有過宣言式的表白。

最典型的是第五十六回在大宴銅雀台上對諸官說的那番話： 「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 ，半生願足矣。

……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如國家無孤一個，正不知幾個稱帝，幾人稱王。

或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

」自謙中深含自負，洗白時充滿霸氣，真真假假，縱橫捭闔，肆無忌憚卻又非淺薄的張狂可比。

也許正因如此，著者同時加予這個人物頭上那些負面的頭銜，如「奸雄」 「國賊」之類都被沖淡了不少顏色，減去了不少分量。

其實，在思想傾向上，本書著者在別的場合也有不小的隨意性。

如在曹操征張繡的一節中，當操中繡之計慌亂中敗走時，書中多稱曹方之敵為「賊兵」和「賊」 。

如此好像曹操和魏方又成為

正面形象了，幸而一般讀者很可能並不甚注意這些細處。

對於曹操這個人物形象，書中另一方面的描寫也是不能忽略的。

這體現了他個性中的魅力。

以他的「笑」為例，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赤壁兵敗後曹操率少量殘兵敗將逃歸，於途中三個節段的三次大笑，不僅是「好了瘡疤忘了疼」 ，而且是「瘡疤沒好就忘了疼」 。

現在的年輕讀者對曹操的此種表現頗為欣賞，認為是一種真正的「酷」 。

在「演義」中操的笑還有多處。

如在開篇不久董卓肆虐，群臣無計可施只能抱頭痛哭時，曹操獨「撫掌大笑」 ，曰： 「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還能哭死董卓否？ 」這是對一群冬烘們的譏笑，表現了操之膽識，有大家之氣。

此後便引出了他獻刀刺卓之舉，雖未成功，也算證明了他的笑非虛妄之笑。

當然，不是因為寫了曹操這一個成功的人物形象，便成就了這部《三國演義》 ，讓此書成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

如果拿歷史上其它歷史小說與之對照，諸如我小時候讀過的《楊家將》 ，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楊門女將」「穆桂英挂帥」「十二寡婦征西」等；還有《薛仁貴徵東》 《薛丁山征西》 《羅通掃北》《秦英征西》 ，以及《說岳全傳》之後的《岳雷掃北》等等，相互的高下軒輊也便分了出來。

它們或則歷史脈絡不清，或則指向不明，如「征西」 ，是吐蕃還是西夏？「掃北」 ，是遼還是金？更主要的是離史實太遠。

反正是不「征」則已，一「征」便大獲全勝，班師還朝。

其實以北宋為例，縱然志士仁人不少，但對北方用兵乏勝可陳，偶獲勝績，結果還是屈辱的賠款賠物，令人扼腕。

這類小說的結尾，大半以虛構勝績使讀者心理上得以撫慰，甚至幾成套路。

要不就是牛皋抓住金兀朮，騎著後者大笑而終；要不就是秦檜奸賊被大鵬金翅鳥啄了發背疽而死，與其妻王氏一起得到了報應。

對照其它，我對羅貫中愈增敬意。

他不僅使我們後世讀到了真正稱得上名著的歷史小說，也啟示我們應當如何使感情與理性相融合，辯證地對待並塑造筆下的藝術形象。

這裡無可迴避的是：態度要嚴肅，要有足夠的駕馭能力，缺一不可。

與《三國演義》聯繫比較緊密的是京劇。

我的膠東老鄉，一位前輩京劇專家曾告訴我，在根據歷史故事編演的京劇劇目里，以三國戲較為最多，應該是數以百計。

記得我小時候去縣城戲院看戲，海報上經常打出的也是三國戲。

如《千里走單騎》 《赤壁鏖兵》 ，都包括好幾齣折子戲；有的乾脆以《三國志》命名，是連本戲，足能演上好長一段時間。

在三國戲中，以曹操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也不在少數。

當然，大都是采自《三國演義》中的節段。

但以我當時看戲時的感覺和後來的回憶，戲劇與小說相較，雖有大同亦有異處。

以曹操的扮相來說，「細眼長髯」正是《三國演義》曹操出場時的簡短介紹。

至於描白臉，，一般的說法不外乎是奸相的共同臉譜。

但也有並不完全相同的詮釋。

我的一位叔伯二舅走南闖北，是對戲劇演出很有悟性的票友。

他的感覺和理解是：曹操的臉譜絕不止是一個「奸」字那麼簡單，還透著別樣的智慧和詼諧多趣。

我循著這一思路對演曹操的行家的臉譜仔細品咂過，從細處讀出當年二舅所言確實不無道理。

後來進入大城市後，聽名凈演曹操在唱腔尤其是道白中也別有韻致，這是某種曹操獨有的味道，不完全等同於一般的白臉奸臣。

舞台表演畢竟與文學描寫的路數不同，京劇中的曹操形象更直觀，個性更強烈，但相對而言比較單一，除了凈角曹操的直接表演而外，又通過其他方式揭露和控訴曹操無以復加的冷酷狠毒。

如《捉放宿店》中與操一起出逃的陳宮所唱： 「我先前只望他寬宏量大，卻原來賊是個無義的冤家」 、 「好言語勸不理蠢牛木馬，把此賊好比井底之蛙」 。

在《逍遙津》中，老生角色漢獻帝聲淚俱下唱出曹操對其的迫害： 「欺寡人好一似那家人奴婢，欺寡人好一似貓鼠相隨。

欺寡人好一似那犯人發配，欺寡人好一似那木雕泥堆」 、 「牙根咬碑，上欺君下壓臣作事全非」 。

就是這樣一個霸氣十足，對上下人等無不頤指氣使的權相和統帥，在三國戲某些戰役中偶也受挫失利時，舞台上的他竟表現出一派狼狽相。

如在與西涼馬超的遭遇戰、征張繡夜間被張突襲，也會慌不擇路，僥倖脫逃，盡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派威儀。

對照小說，京劇舞台上有的情節化繁為簡，有的又變簡為繁。

前者如剿黃巾、群雄討董卓的前前後後，曹操戲並非重點；後者如《戰宛城》 ，在京戲中是一出好看的大戲，而在小說中則不足一回。

在劇中操由其侄曹安民、兒子曹昂陪同，在宛城獵艷尋歡，得遇張繡之寡嬸鄒氏，一拍即合，帶回營中極其歡娛狎邪之能事，亦成為操取禍被襲之端倪。

《戰宛城》的鄒氏是劇中主角之一，是騷型花旦的重要人物形象。

早年有「踩蹺」絕技的演員多擅演此劇。

而在小說中這些情節只不過是寥寥幾筆而已。

由此不難看出，京劇劇目雖采自小說，但在許多地方確是側重點不同。

這說明語言藝術和表演藝術各有擅長之處。

大致上說，小說在很多情況下適於展開，易於鋪敘，利於揭示人物的複雜性、多面性，而京劇則更適於在某些具體方面鮮明亮出，凸現其突出特點，如《長坂坡》中操發布命令：「只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 ，這便從客觀上造成趙雲得以左衝右突，反覆衝殺，減少了自身被殺傷的可能，彰顯了操之愛將惜才心切。

另如在《橫槊賦詩》一折中，角色韻味十足的吟唱，此情此境，物我相融，自然比小說的文字描寫氣氛更加濃郁，人物內心世界剖露更加真切。

再如《華容道》中操在絕路求生時對關羽近於哀告的語氣和情態，恭卑中透著機詐。

總之，京劇與小說儘管表現方式有一定差別，但曹操的形象塑造都是很成功的，尤其是在前輩凈角大師郝壽臣、袁世海等的精心創造之下，「活曹操」的影像仍在京劇舞台上生動映現著。

關於曹操的形象，包括京劇舞台上的「大白臉」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間曾掀起過一陣翻案風。

在話劇舞台上，在有的劇目里，曹操一變而為話劇中的「正宗鬚生」 ，形象似乎是愈正愈好，如此方能體現出曹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形象。

但所有這些，在京劇領域中影響並不大。

因為曹操的形象已成為數百年間在觀眾心目中約定俗成的「典型品牌」 ，而它並非簡單化的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