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 淡江大學教職員Internet服務系統

從歷史的經驗和持續性來看，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早已經形成，且符合新加坡政府的目標。

即發展一個「實用多元主義的多元語言政策」，同時宣佈四種語言為官方語（馬來語、英語、 ...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洪鎌德◎台大國發所教授 　 一、新加坡的社會的特徵與流變 與台灣相似，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

移入台灣的閩粵先民是屬於對岸的漢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得鶴佬（河洛）與客家人，在輾轉渡過黑水溝來澎湖和來台灣定居的漢人，這點與新加坡稍有不同。

原來稱為獅島的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的要衝，成為原住民馬來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稱為淡米爾族）和中國南方漢人覬覦的對象。

加上19世紀初英國在侵併印度、緬甸和中南半島的南方，亦即馬來半島之後，企圖染指這個為馬來酋長所發現、所擁有的島嶼。

因之，同是移民社會、同是原住民不敵和降服外來的侵略者，台灣和新加坡都曾經被外國殖民過，台灣早期被西、葡、荷蘭、其後的滿清與日本殖民（在相當程度也被國民黨外來政府統治過），新加坡則被英國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淪陷於日軍統治之下，變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島。

自1965年獨立建國迄今只有37年歷史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國家。

綜觀新加坡的歷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國史外，事實上還可包括受到英國統治的140年歷史。

1819年1月28日，英國探險家萊佛士爵士（SirThomasStanfordRaffles）登陸新加坡，正式揭開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

19世紀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蘇丹胡先（SultanHussienSayahof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AbdurRahman）所統治【1】。

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南中國海等兩大水域之間，地理位置適中且具戰略上的價值，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萊佛士前往闢建根據地。

1819年2月6日，萊氏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協約，正式開始從事新加坡的開發計畫【2】：(1)制訂大規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為一自由貿易港；(3)從各地不同地方移民過來的種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習慣自行管理。

1826年，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Settlements），華人習慣將此三地統稱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則改由倫敦殖民部管轄，直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Colony）。

隨著19世紀中葉輪船的出現，以及1869年蘇彝士運河（SuezCanal）的開通，新加坡成為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海港。

英國人佔領之初，該島僅有120名左右的馬來人和30名的華人。

可是在長達140年的英國統治期內（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國閩粵地區湧入大批華人，以致1836年華人人口多達13700人，已超過該島原住民的馬來人數目（12500）。

此外，由印尼群島遷入馬來人，由印度次大陸和錫蘭島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爾人）、巴基斯坦人、錫蘭人等。

在1860年全島80800人中，華人高達49000人，約佔61%。

星島移民的時代高峰分別為1867年與1914年，都是由於開發急需外來的勞工，俾在錫礦和橡膠園工作，當時殖民政府允許華工和印工大量的湧入。

由於英國殖民官員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標在奪取土地與擴大市場，而競相渡洋越海的華人和印度人則在逃避本國的天災人禍，希望外海外另創天地，其結果造成不同人種和族群在獅島的意外相會，這也導致扼馬六甲星州海峽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間成為東西文明與南北商賈薈萃的商埠。

工商業的迅速發達造成各行各業的蓬勃成長，而且各族也傾向於分工與專業。

譬如英國人、歐陸人和福建人控制對外商貿、英國人與印度人專擅公共行政、廣東人與客家人專門搞房地產和建築業、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開設咖啡店等。

華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種族，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區域，因之又可分為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其餘各省的移民。

同樣是馬來人也分為馬來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

印度人則分為印度淡米爾人、馬來亞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錫蘭人。

在新加坡官方統計表「其他」欄下的族群，包括歐洲人、歐亞混血兒（又稱為高加索人、或稱為歐美人）。

星州的福建人稱他們為「紅毛」、「白皮」等。

顯然新加坡人種繁多、族群互異，依其人口多寡可分類為四種：即華人、馬來（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種人。

在1836年左右前三種人的數目為華人46%、馬來人42%、印度人10%。

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島人口多達418000人，三族的比例為75.3%、12.8%、7.7%。

當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達50萬人時，英殖民地當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動【3】。

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幾乎已經停止接受外地大規模移民的遷居。

1970年新加坡舉行人口調查，華族仍佔絕大多數，在全部總人口207.4萬人中，華族擁有158萬（佔76.2%），馬來人總人口數31.1萬人（佔15%），印度人共有14.5萬人（佔7%）。

1990年人口普查為，新加坡居民總數為269萬人，各族人口數為華族209萬（77.6%），馬來族38萬（14.1%），印度族19萬（7%），其他歐美人士2.9萬人（1.7%）（以上參考洪鎌德1994：15-23）。

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總人口多達401萬8千人，其中常年居住之人口多達326萬3千餘人，各族人口為華族250萬9千（76.8%）；馬來人45萬5千（13.9%）；印度族25萬8千人（7.9%），其他4萬6千（1.4%）（SingaporeDepartmentofStatistic2001：4）。

表1　新加坡種族人口數與比例變化單位：千人 年份 華人 馬來人 印度人 其他人種 人口總數 1824 3.7 （31.0%） 6.4 （60.2%） 0.8 （7.1%） 0.2 （1.7%） 10.7 1836 13.7 （45.7%） 12.5 （42%） 2.9 （9.6%） 0.8 （2.7%） 30.0 1871 54.6 （57.6%） 26.1 （27.5%） 10.3 （10.9%） 3.8 （4.0%） 94.8 1911 219.6 （72.4%） 41.8 （13.8%） 27.8 （9.2%） 14.2 （4.7%） 303.3 1989 2059.1 （77.8%） 375.4 （14.1%） 185.3 （7.1%） 27.8 （1%） 2647.6 1994 2269.6 （77.4%） 415.9 （14.2%） 209.4 （7.2%） 35.3 （1.2%） 2930.2 1995 2311.3 （77.4%） 423.5 （14.2%） 214.9 （7.2%） 36.8 （1.2%） 2986.5 1996 2352.7 （77.3%） 430.9 （14.1%） 222.1 （7.3%） 38.6 （1.3%） 3044.3 2000 3085.5 （76.8%） 558.4 （13.9%） 317.3 （7.9%） 56.2 （1.4%） 4017.7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SingaporeDepartmentofStatistics）（1970,1990,1997,2001） 二、多種語文的傳統與英文的特殊地位 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為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那麼這四大源流（streams）的語言是由19世紀二十多種主要的語言（包括方言）族群逐漸合併簡化而成。

這二十種的語言群【4】，每一種至少是千人乃至萬人以上在口口相傳。

以華語為例，在今日固然以北京語為標準的華語，但早期乃至最近卻有中國南方各省的方言，涵蓋在內，包括福建話、潮州話、閩南語、廣東話、海南話和客家話等。

以馬來語為例，則涵蓋了爪哇話、玻亞尼話、以及淡米爾語的源頭之德拉威地安語系（Dravidianlanguage），其主要成分為淡米爾語、馬來亞蘭（Malaylam）語和特列古（Telegu）語。

另外印度語則包括旁遮普語、興都斯坦語、古扎拉悌語（Gujarati）、辛哈力語（Singhalese）。

以上四大語系再加上英語，由此構成洋洋二十多種語言或方言。

在所有新加坡語言當中，馬來語表面上被尊稱為新興島國的國語，但其普遍使用上仍敵不過殖民地政府官方的語言─英語。

英語被尊為國王的語言（King'slanguage），其實就是島國各族主要的溝通工具，也是吸收外來文化、科技、對外營商貿易所不可或缺的主要語言。

英語最終在新加坡成為雙語教育（bilingualism）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

所謂的雙語就是不管你的出生隸屬於那一種族、那一族群，除了通曉你出生的母語（華族通華語、馬來族通馬來語、印度族通曉淡米爾語）之外，最重要還得學習英語，俾作為各族彼此溝通的工具。

在島國英語之所以一枝獨秀，除了拜受殖民統治者主宰地位之賜外，也是由於早期殖民政府刻意為學習英語者設限的緣故。

當時只要能聽、能講、能寫、能懂英語的人，在政府或公家機關或商社，總有任職與就業的機會，他們或任低級官吏、書記、秘書、或翻譯者。

早年以印度人和海峽華人（TheStraitsChinese通曉英語，生活方式洋化的「高級」華人）這兩批人為代表。

海峽華人數目雖少，卻是星島主要的社群。

這批影響力不容小覷的華人最早在英國人殖民星島之前，便由廖內（Riau）群島與馬六甲移入獅城，他們根基的深厚，強於另一批馬來化的華人，也即所謂峇峇（Baba男人）與娘惹（女性）（Freedman：10）。

在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期間，海峽華人高度英國化（Anglicization），這種高度英國化便是英語在其族群中的推動與擴大英語的學習與使用（參考Png：104）。

海峽華人不僅高度英化，還與馬來人通婚，而能使用峇峇的馬來語（BabaMalay）。

這種語言本事遂被殖民母國的官吏看重，在星島的英國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5】。

儘管他們仍然保留部分的中華習俗、語言與文化，但與其後由中國南方各省直接移入的華人無論在生活上、觀念上已儼然分離，而自成另一族群。

至於19世紀通過馬來半島南移至星州的印度人，其背景則與華人大異。

其一為印度遭受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後，由於次大陸的貧困落後，不少人被迫拋棄鄉土並移民外地；其二為1914年之前英國已控制了整個馬來半島，為了管理與開墾，需要大批人工，包括勞動者、低階管理員與技工，因之在1937年之前移入星島的印度人絕大部分為橡膠園的勞工。

在這種情形下講淡米爾語，而又通曉英語的南印度人，便扮演橡膠園勞工與英國官吏之間的譯員與仲介人的角色。

同時印度族中的馬來亞力人，也成為英人與馬來亞蘭人與淡米爾人之間通譯（Sandhu：123）。

既然有這一大批的海峽華人與南印度移民可供英國官吏驅遣，英國殖民政府遂在偽裝要保護馬來文化與馬來語文的純淨的藉口下，對馬來人學習英語既未加以鼓勵，也未推行。

於是馬來人只好摒棄工商，而以務農、捕魚、養殖等鄉下職業維生。

英殖民政府推動這樣不均等英語教育的結果，也造成其他語文教育失衡的發展。

由於學習英語的管道有限，其他語文學校反而不愁找不到學生來學習。

但學習其他語文，不像英語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能夠獲得實利。

結果受到英語之外的語文教育而長成的年輕一代島國居民，便會對英國殖民主義產生更大的厭惡、痛恨，他們終究成為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與國家建立的先驅【6】。

三、由自治政府邁向獨立建國 在英國殖民統治的後期，亦即1950年代，新加坡與馬來亞尚屬一體，為英國海峽殖民地之一。

受過英式教育的新加坡年輕一代的領導者（如李光耀、吳慶瑞、杜進才等）不斷進行反殖民鬥爭，力求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

遂有1959年英國允准星馬自治的舉措。

可是當時英國殖民當局對為數多達76%的華族所設立的學校無意資助，遂造成華族對殖民政權之痛恨；也遂在馬共鼓譟滲透下【7】，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時有所聞。

中共的建國政使華族的知識階層更為左傾，而嚮往一個「強大的祖國」【8】。

1956年議會各黨員建議政府採取整合的方式來處理不同種族、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問題，包括提供給各族的學校以不同語言編寫的共同科目教科書。

礙於當時教育經費短絀、政治領導無方，這一建議未能貫徹實行。

直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星島贏得大選、並掌權之後，才提出五年計畫，對教育進行重大的整頓與改革。

這五年計畫包括： 1.把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四種不同語文源流的教育予以平等對待。

2.以馬來語作為此一新興國家的國語；再把馬語配合其他三種語言宣布為官方語言。

3.強調數學、科學、技術的課程，俾為教育現代化鋪路。

在官方這種努力之下，學生入學率迅速遞增，至1965年新加坡獨立前後，全國已設有四種語文源流多達500所中小學校，學生人數多達50萬，算是朝普及教育邁進一大步﹐為了適應急速膨脹的學生群，新加坡政府特別設立教師訓練學院，培養各種語文的教師，至1965年已擁有1萬7千名中小教員。

1965年新加坡由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成為南洋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家。

星州已取得獨立的「國格」（statehood）。

但如何把疆域之內的族群建立為「族國」（nationhood）正考驗其領導者之才智與魄力。

不巧的是在建國之初，星州碰上英軍自蘇彝士運河以東撤退，也碰上大馬與印尼的對抗【9】。

在社會上，雖然對共黨的顛覆進行壓制，但諸種族如何和諧共處、合力營建出一個統一的、有秩序的社會，卻使主政者傷透腦筋。

在經濟上如何使仰賴進口商業的獅城變成一個輸出的工業國家，如何敷設基本設施、吸引外資、建設跨國公司設址的條件，在在也使新加坡的朝野忙成一團。

在此時刻教育負擔了兩項職責：其一在協助國家經濟轉型；其二在建立一個統合的、有秩序的新加坡社會。

是故獨立之後的新加坡教育著重再加強推廣教育的效益、抬高教育的素質、強調科技的訓練、以及調解種族歧異。

其間除了廣設技術學院、職業訓練機關之外，又推動公民教育，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

其主要目的則為雙語教育之提倡，亦即從1966年之後，新加坡力行雙語教育，雙語教育變成新加坡教育體制的基礎，以致實施20年之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還要再加以證實、加以讚揚，他說：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雙語政策，規定每個人除了學習英語之外，尚得學習母語，這一政策是我們教育體系的重大本質……孩子們必須學習英語，俾他們能夠理解我們的所作所為，以及我們的來龍去脈。

（Tan1986） 為了落實雙語政策，政府在小學儘量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聽講第二語文的機會。

這裡所指的第二語文，是指在英語源流學校的母語而言，但如以非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例如華語學校、馬來語學校、淡米爾語）則以英語變成第二語文。

結果在英語源流學校，學生被要求以英語學習數學與科學。

而在1970年開始，以英語為主要教學手段之學校，則必須以母語講解歷史（不過這一規定到1971年因教科書用字超過第二語文的水平之上，而告廢除）。

自1966年之後，新加坡的中學生必須學習第二語文，並在1969年之後，凡中學畢業考試必須加考第二語文，到了1979年學生大學入學的先決條件為通過第二語文的檢定考試。

倘若不通過二種或三種的語文，則無法求得高學歷，當然更無法變成菁英了。

由於家長認識學習英語文對其子女將來的就職方便和社會地位的爬升影響重大，於是進入英語源流學校的學生每年增加，政府不得不設置「浸濡班」（immersionclasses）【10】，來協助那些自小家庭中不講英語學的學生，使他們聽講英語的機會增加，從而抬高其學習英語的信心與興趣。

表2　新加坡種族五歲以上家中用語使用比例（％） 語言＼年代 1980 1990 2000 華族 英語 10.2 19.3 23.9 華語 13.1 30.1 45.1 中國方言 76.2 50.3 30.7 其他 0.5 0.3 0.4 馬來族 英語 2.3 6.1 7.9 馬來語 96.7 93.7 91.6 其他 1.0 0.1 0.5 印度族 英語 24.3 32.3 35.6 淡米爾語 52.2 43.2 42.9 馬來語 8.6 14.5 11.6 其他 14.9 10 9.9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SingaporeDepartmentofStatistics）（2001：11） 四、華族的方言流行與華語的推崇 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被觀察家視為馬來大海中的一條小蝦。

原因是印尼人所講的印尼話，大體上與馬來語沒有重大的歧異。

因之，印尼文化也可以視為廣大馬來文化的一支。

在這種情形下，以華族佔多數的新加坡，不得不強調馬來語文的重要，這是星島人為何把馬來語當國語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獨立後的新加坡，亟需凝聚民族共識，建立新的族國（newnation-state）。

為此所採取的種族和諧政策，在於防止人口佔多數的華人成為新加坡「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的主體。

於是在李光耀幾次聲嘶力竭的呼籲下，要求新加坡人不論其祖先原屬中國、或印度、或馬來西亞、或印尼群島，一概自稱為新加坡人，不得再自稱中國人、印度人、馬來西亞人等等，最多加上華裔新加坡人、印裔新加坡人、馬裔新加坡人的稱謂而已。

李光耀此一呼籲不僅著眼於種族或族群的和諧，也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不讓其馬來鄰居、或印尼鄰居，視新加坡為海外的第三個中國，或中國的「第五縱隊」。

這也是何以新加坡的華人不再自稱為中國人的之主因。

正如前面所述，華族移民星島，早在1836年即已佔全島人口總數的45.9﹪，是當時島民中最大的族群。

1849年華族人口已超過馬來住民的總數。

在本世紀開端，移民到星島的華人，除了勞工之外，也有政治上反抗滿清、而躲避官方緝捕的革命份子（如孫中山、梁啟超等）。

這些流亡星洲的革命首領及其黨徒，發現華族中方言之混亂，阻礙了華族的團結。

原因是居住於星島，而由唐山南移的僑民，大都屬於閩、粵兩省的拓殖者。

在福建省有福州、同安、惠安等不同閩南語文，在廣州則有客家、粵語、閩語、潮州話、海南話。

其結果造成新加坡華族方言中，以福建話、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和海南話為主要的方言族群。

在諸種方言中，除了福建話和潮州話之外，其他的方言使用者無法彼此溝通理解（Freedman：12-13）。

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由於官方對待各族群採取不理睬的放任態度，也促使華族各方言族群自行發展，其結果造成彼此在生活上的差異不見縮小，反而更形增大。

加上移居南洋的華人喜歡攀親附戚，各組各種會館與社團，反而使方言社群超越其他業緣團體，而成為凝聚血緣與地緣的機構【11】。

在1909年之前，由會館衍生的方言學校林立，學生入學的條件為能說、能聽某一特殊的方言。

方言的認同與忠誠導致在新馬華人族群中之相互競爭，乃至彼此傾軋。

這自然會引起逃亡到南洋的中國革命領袖之疑慮。

因之，他們只有在強調中華文化、或華族的勤儉道德等方面，企圖消除華族群體的對立。

但這樣做有意無意間便推廣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引起其他種族的不安。

在強調華族統一和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之外，不管是急進的革命份子，還是主張溫和的改革派人士，都或多或少留意到民國初年在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國語運動，從而在星島有人倡導學習中國的「國語」，是故星洲第一所學習「國語」的講習班於1898年出現。

但方言學校仍維持到1909年。

該年年中之後，以方言為主體的華校，已被講解「國語」的學校所取代。

1917年當中國大陸展開如火如荼的國語運動時，新加坡的華校也決定以「國語」取代方言，成為學校的教學語言（Chelliah：82）。

由是可知，北京話、或叫做普通話是基於政治的理由，而被引進到新加坡。

將語文加以政治化的目的在於促成華族團結，特別是促成華文教育者，如何團結合作，由是把語言當成一種政治符號、政治工具。

此舉不僅使講方言的華族得以團結合作，也把他們從講英語的華族徹底地分開。

從而搞政治與群眾運動者，為了吸引群眾的注意，贏取群眾的支持，不得不重視華族共同使用的語言－「國語」－或稱華語。

語言的敏感性與重要性由此凸顯出來（Shotam：507）。

在英國結束星馬兩地的殖民統治之後，不管是在自治時代，還是在獨立建國時代，華語的推行和華文教育的實施，都使得語文和政治關係更形密切。

儘管學習英語成為新加坡朝野努力的目標，尤其是個人爬升社會位階的樓梯，但大部分的華人，還是以講方言，和進一步學習華語（普通話）為主。

根據新加坡教育部的調查，新加坡的華人當中有81﹪，在家中使用方言或華語。

換言之，在家中使用英語或其他語言（合馬來語）合計只佔19﹪而已（請參考表2）。

此外，由於新加坡政府體認到華族中的次級族群講聽方言，不利於華族整體的溝通，故大力提倡「華人講華語運動」，其成效之高速，令人吃驚。

在1980年家中父母使用華語，而與子女交談者，其子女在進入小學者佔全部華族入學學童的25.9﹪，但至1991年時以躍升到66.7﹪，可見華語運動的推行有相當的功效。

不僅在學校裡華語已取得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是在大眾傳媒裡，華語也成為老少喜歡使用的語言。

在1987年識字高達110萬名華人中有98萬（89﹪）能夠閱讀華文報紙。

通曉英文的120萬新加坡人中只有84.5萬（70﹪，其中只有61萬是華人）閱讀了英文報紙。

新加坡200萬電視觀眾裡、年滿15歲以上的觀眾中，有33﹪每日在收看新加坡電視廣播台的華文時事節目，這是收看英文時事節目的觀眾（佔14﹪）的兩倍。

多年來最受觀眾歡迎與喜好的前十名電視節目都是華語節目，就是最後一名（第十名）收視率最高的華語節目，也比英語最好的（第一名）節目高出50﹪的收視率。

在歐風美雨的沖擊下，新加坡人固然在國際貿易與商業擴充方面、在吸收西方科技的長處方面仰賴英語，但為了讓佔有四分之三人口的新加坡華人不忘本、不失根，為了使年輕一代新加坡人認識東方文化與傳統的道德價值，政府乃大力提倡學習華文【12】。

此外由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歡迎星馬人士前往投資、營商、通貿，而台灣的經濟力量也令星洲人佩服，這些因素都使學習華語的價值相對抬高。

就新加坡而言，華語、淡米爾語和馬來語似乎已不僅僅是只有溝通的意義，而且被當作是族群的象徵，從其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傳統中即足以證明（Gopinathan1980：177）。

所以，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是文化和政治交織而成的語言政策。

五、多元語言的新興國家 正如前述，新加坡既然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因此其語言改革的準據，係採取多元語言國家的模型（modelofamultilingualnation），企圖在藉多種語言的平等使用，來達成國家的建立（nation-buliding）。

這也就是何以官方規定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為正式的官方語言，必須在政府公報的文書上同時排印出現的原因。

在這個模型中，新加坡的族群正式界定為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四種。

新加坡所有四族享有文化與語文上的平等。

從而作為新加坡公民的個人必須對獅城整體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對國家的統合有所助益。

此一模型有意無意間強調集體的利益。

儘管在面對國家權力時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憲法的保障，國家的利益仍優先於個人的權利。

其實，多元語言國家的模型，包含兩個重要的面向與向度（dimensions）。

其一，此一語言政策之推行，有助於新加坡與外國的交往與溝通；其二，此一語言政策之落實，促成新加坡單一族國的統合與建立。

上述兩種向度具體而微的落實，便是英語的運用。

只要能夠掌握英語，彈丸小國如新加坡者，仍能夠與歐美交往，而吸收其所長，並從而把新加坡轉化成國際通航、金融、資訊的中心。

另一方面英語又成為新加坡四大種族彼此間對話的共同工具。

尤其是在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之後，英語取代馬來語成為四族共通的語言。

在實際的運用上，英語變成了事實的（defacto）國語（Shotam：508）。

正如前述，華語成為離鄉背井，形同失根的華人慰藉的象徵，特別是當作殖民化時代以來不能閱讀與聽講英語的人，長期遭受壓制的一種補償。

再則學習與使用華語，也是為了克服中國方言群體的分歧和離異，使華族中的各方言群落得以彼此溝通。

顯然，在新加坡「母語」的定義，每隨時空的變化而轉移。

以目前的情勢來界定，母語係指某一語言族群（linguisticethnicgroup）在社會上認同某一語言為其通用者。

例如不是所有華族都認同華語為其母語，對講英語的華人，其母語不再是華語，而是華人的方言或英文。

透過多元語言的模型，各種語言享有平等的地位，不能以某一語言使用的頻繁與否，來決定其價值。

英語的象徵是直截了當的，它是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象徵，它與其他三種語言不同，不再被視為母語，但卻建立在其他母語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溝通工具。

對新加坡人而言，英語顯然欠缺其他三種母語那樣帶有沉厚的感情色彩與民族特質。

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與英國殖民地政府最大的不同為前者公然倡導學習英語，而後者只有選擇性的開放英語學習給少數住民，然後把這小批「選民」當成買辦、或仲介人來優遇。

如果我們考察1985年新加坡學童選擇教學語文的人數，並加以比較的話，便不難發現學習英語如何成為星島朝野當急之務。

反之，以馬來語或以淡米爾語為學習語言，在學童幾乎是少數中之少數。

完全依賴華語為學習語言的入校學童居然低到只剩下3﹪，與佔有總人口四分之三的華族完全不成比例。

表3　1985年教育語文與學生入學情況 教學語文 入學數目 百分比 英語 456,947 97.00 華語 14,026 3.00 馬來語 74 0.04 淡米爾語 5 0.01 所有語言總數 471,054 100.00 資料來源：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統計部門EducationStatisticSection,MinistryofEducation（Singapore,1985）,Table5. 英語變成主要的教學媒介是不是完全由於政府操縱呢？事實上，政府的作法多少也反應民間的要求。

原因是1954年進入英語源流的學校就讀的學童，首次超過進入華校就讀的學童數目。

該年華校學生入學的增加率才2.7﹪，而英校的學生入學增加率卻高達14.3﹪，這就說明一般父母有意把子女送到英語學校去就讀。

為了不觸怒受華文教育者對社會過度重視英語之不滿，政府也得保證在推廣英語之同時，不忘對華語的推廣與深化。

特別是在1950年代反英反殖民主義的群社中，不乏接受華文教育者（儘管其領袖多為聽講英語的華族菁英）。

隨著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接受華文教育者，在政治上愈趨活躍，曾要求以華語取代馬來語而成為國語，至少華語應該成為官方諸種語言中之一種，他們認為政府所推行的英語教育乃是意圖讓華人的傳統文化沒落，因此反對政府推行的英語教育。

政府最後接納其後面的建議，而宣布華語為四種官方語言之一。

對於來勢洶洶的華語與中華文化提升的壓力，政府的反應是謹慎的。

在新加坡多種族社會和多元語言的情況下，兩個與語言相關的議題是基本而重要的，而且和新加坡的建國有密切的關聯（KandishandKwan-Terry,1994:72）。

第一個議題是溝通整合的問題。

新加坡的社會是經由混合與的運用和發展、多語言政策的施行及具備兩種語言能力的人的存在，才能使多元種族的新加坡社會保持高度的社會溝通。

也就是這種多語言政策，才能保持相當程度的溝通整合。

第二個議題是新加坡政府想要建立人民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它是超越對族群的忠誠和認同的層次，而有利於新加坡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對一個多元語言和多種族的新加坡社會來說，要建立起對「新加坡人」的認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從歷史的經驗和持續性來看，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早已經形成，且符合新加坡政府的目標。

即發展一個「實用多元主義的多元語言政策」，同時宣佈四種語言為官方語（馬來語、英語、華語和淡米爾語），並予以平等的對待。

然而要在所有公開場合平等使用四種語言是不可能的，因此，新加坡官方一致同意在改善溝通的環境上，將對政策作持續調整。

四種語言中，馬來語被選定為國語，這反映了新加坡的政治歷史和它所處的地理形勢（因為新加坡周圍的環境皆為碼來文話），且在1965年獨立前（1963-1965）新加坡曾是馬來西亞聯邦中的一部分。

所以馬來語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形式上象徵的意義。

但是馬來語的使用以日益降低並為英語所逐漸取，且非馬來人而精通馬來語的人則更少。

這樣的狀況，早已引起新加坡政府領導階層的關注，並對馬來語的重要性再次提出。

這與「馬來語在新加坡是少數族群的用語」此項議題被公開的討論，及有時與鄰國的緊張關係有關聯性。

此外，馬來語被認為是很重要的區域性語言，而且通曉馬來語相信有助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三國的關係。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走向實用主義的發展路線由此可明顯的得知。

華語（北京話）在新加坡並不是多數華人的母語，它被選為最大族群的代表語，乃是基於歷史和政治的考量。

在1979年新加坡政府發起的推行「華人講華語運動」，主要是想取代其他中國的方言，以統一華人族群中的溝通語。

同時，藉由華語在中國大陸的流通性，更可以擴張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淡米爾語在新加坡做為代表印度族群的語言，雖然淡米爾語實際尚餘印度族群中的使用上並非相當普遍，但至少大多數的印度族群在重大的正式場合中都使用淡米爾語。

淡米爾語曾經被大力推廣為新加坡印度族群的溝通語，但成效並不顯著。

所以淡米爾語在官方語言的地位較不為人所重視。

這對非淡米爾語系的印度人而言，是可以忍受。

然而淡米爾語在官方與的地位，則使它可與其他兩大語言及族群立於平等地位。

因之，淡米爾語的地位，宣示了在媒體與教育語言的選擇上各語言的平等，同時也確立了各種語言在相關權利上的平等原則（KandishandKwan-Terry1994：73）。

在四種官方語言中，英語是唯一非亞洲語系的語言，所以，在新加坡的族群關係中英語是「中立的」而不帶有族群的色彩。

並且就使用的人數與地區來說，它的範圍是較廣的。

由於它是殖民時期政府的用語，因之，新加坡的獨立後官方的行政用語仍持續使用英語。

其次，它在高等教育、國際貿易及現代化工業技術的使用，一直都被視為相當的重要。

在這個層面的成就，可被解釋為語言政策中實用主義的成果。

新加坡政府認為英語被持續而廣泛的使用將促使其經濟的發展。

顯見的，英語在兩個層次上有其實際的價值，分別在社會層次上它促使整體經濟的成長；在個人層次則帶動個人社會階層的流動並提升個人經濟的所得（Kuo1985:30）。

英語被廣泛的使用，被認為是超越族群的國家認同逐漸的浮現。

然而要從對各族群的認同轉變為對新加坡國家的認同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新加坡政府充滿信心的認為，只要經濟持續的成長且政治穩定，它終將實現。

這種對新加坡國家的認同現在已經形成了，它也經由英語的歌曲、詩、現代文學及演說的內容並透過新加坡式的英語笑話及日常用語，將英語逐漸結合其本土的文化（KandishandKwan-Terry1994：74）。

新加坡的現況展現了一個具體的範例，就是他們不排斥一個「國際語言」在國內使用，以達到他們保護自己的傳統、價值觀及整合族群溝通的自主性。

相反的，它接受英語並視之為對新加坡未來的發展有正面意義；因此，英語與其他族群性語言間的可互通性，並未升高其潛在衝突的問題（蔣家安1998：30-34）。

六、李光耀有關語言政策的看法 作為新加坡建國的開創人，亦即相當於這個新興島國的國父，李光耀執政（主要擔任獅城內閣制的總理）長達31年，如果再加上擔任閣揆之前的議員與反對黨領袖身份，以及1991年退出政治舞台第一線，而以內閣資政(SeniorMinister)的名義參與政治活動，則其參政至少40年以上。

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李光耀有關新加坡語言的教育政策，發表過多次重要的談話，其中比較重要的幾則值得我們在此引述，俾能夠對新加坡備受爭議的語言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有粗淺的理解。

談到〈不同種族讀同一語言〉的問題，李光耀在1960年3月底對南洋大學（簡稱南大）的學生發表演講時，指出新興國家一開始如能使語言統一、避免分歧，必會促成建國路程順利穩當。

但有些新興國家卻因語言的分歧而造成政治的爭執。

他指出星馬早期的選舉中，選票是依語言的劃分而分配，「在﹝馬來﹞聯邦大部分說馬來語的人投票支持巫統，在新加坡大部分說華語的人，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不過星馬語言問題不像錫蘭的語言問題所造成的那般矛盾與緊張。

他的結論是「一個由大多數人民，包括由說華語的人民選出的新加坡政府，其處理華語和華文教育的方式，與殖民地主義壓根兒不相同。

在新加坡，華族教育、華言或文化，根本沒有被妨礙或壓制的危險。

沒有人有心使南大與馬來西亞大學（簡稱馬大）合併，或用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而摧毀南大」（李光耀：370-73）。

1981年新加坡大學（簡稱新大）與南洋大學順利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簡稱國大），一度引起受華文教育者對政府語文政策的疑慮。

其實南大雖是民間力量倡建的南洋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高等學府，但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以奉政府之命令逐漸以英語取代華語為教學工具，且已大量接受政府的財政補助，由私立變為公立，最後仍難逃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的命運。

這點與李光耀所言的「無人存心使南大與馬大合併」固然符合，但早期無人會想到南大與新大的「合併」。

在1961年李光耀對新加坡的語言問題曾表示：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指：語言和教育的問題之解決操於父母的自由意志，而非依賴政府的命令。

吾人之職責在於指出：走向國家統一之途是鼓勵大家學習和使用國家語言（馬來語）同時也要靠母語學習的機會平等。

很明顯地，這一切靠父母來決定其子女如何接受教育與訓練。

（Lee1961：1） 在南洋大學尚未關門之前的1970年8月，李氏勉勵南大英培養精通兩種語言(華語與英語)的畢業生，使「南大發展成一個獨特的學術機構，使新加坡的華校生和英校生，以及亞細安【13】〔東南亞國家協約組織〕國家的學生能夠在南大栽培下，取得更大的成就」（李光耀：388）。

他在1974年5月指出：「就我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人民來說，如果只學英文，那是愚不可及的，因這將使他們脫離自己的文化根源」（李光耀:389）。

為此政府所提倡的雙語教育，必須在使講方言的華語家庭，放棄方言，而改說華語，才不致讓學童同時學習三種語文（方言、華語與英語），負擔過重。

1987年8月的國慶群眾大會上李氏坦承： 講英語可能比講華語好，這是因為我早年學的是英語。

但是，即是我也絕對不會變成英國人，我的內心沒有西方的價值觀念體系，有的是東方的精神價值體系。

但是我應用西方的觀念、西方的語言這是因為我瞭解這些觀念和語言。

但是我的頭腦裡卻有著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

我並不是說，掌握了一種語言，你就自然地吸收它的價值觀。

不，不是的。

但大體上會有幫助，沒有了那價值觀，又怎樣呢？我實在擔心，我們會失去那股衝勁。

但是，華族的道德觀是不同的，人人對社會都應該盡點義務……。

孔子說：君君、臣臣……等等。

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父子關係、兄弟姊妹關係、朋友之間的關係，還有你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也是重要的。

如果能夠從六歲開始就有系統地把這些觀念灌輸給學校的學生，你就能夠培養良好的公民。

（李光耀：392-95） 因之，在1979年3月李光耀在致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端的信上，認為新加坡將在十年之後成為一個兩種語言並行的社會，而絕大部分新加坡人將通曉兩種語言。

他說，要使學生同時能夠掌握兩種語言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讓家長決定其子女在第一與第二語言中選擇一項專精，另一項則盡力抬高其程度。

他說：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國家，我們至少需要一種共同語言來相互交談。

最終我們將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

在這之前，我們只希望在價值觀念和社會態度方面，我們能有更多共同的地方。

我長久以來就猜想，正如你們的調查研究所得的結論：在未來一年或兩代裡，我們不可能希望每個人都學會聽英語講英語。

有大約20%的華人，只有辦法掌握華語。

儘管有這些困難，我們還是必須設法使他們學會簡單的英文口語，以應付工作上的需要。

我贊同你的意見：對於那些進度緩慢的20%馬來人和印度人，我們應該設法教會它們講英語、寫英語。

（李光耀：397） 李光耀主張利用第二語言，也即每一族的母語，來傳授傳統的道德觀念，他說： 我們是匯合了來自中國、印度以及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們必須傳授給我們年輕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會行為準則、社會價值觀以及道德原則。

這些準則、價值觀以及教條將能塑造完整的未來新加坡人。

我們各個人種、文化、語言以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種優良特點必須被保存下來。

教授第二語文的價值，主要的是在於傳授道德觀念和對文化傳統的了解。

除了那學習能力高的8%之外，對於其他的學生，認識豐富的詞彙和寫作語文的技巧，絕不可能是學習第二語言的基本目標。

第二語文的傳授必須要使學生發生興趣，並且要同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

絕對不能夠像教授一種已經死亡的文字----拉丁文一樣讓學生用功死讀來應付考試，考試過後便很快忘記了。

（李光耀：398-99） 在1979年的國慶群眾大會上，李光耀暢談促成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因素，為使百姓通過掌握共同工作語言的英語來提高教育及技術專業的水準。

他希望在1990年以前無論誰擔任總理的職務，可以不必使用四種語言那樣麻煩，而能夠達到政府與人民之間直接的關係。

他這種希望終究要落空。

其繼任者吳作棟在其後數年的國慶群眾大會上，依舊要用三種（美、華、巫）語言來演講，而無法只用英語或華語而已。

另一方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內華語家庭使用方言者已大幅降低，使用英語者則有明顯的增加，這與新加坡英語教育的認真推行有關，也與講華語運動的成效有關（參考表2）。

七、新加坡雙語政策的意涵 在實施了30餘年的雙語政策之後，新加坡的政府與民間對建國（nation-building）工程的評價與看法如何呢？站在政府的立場，認為雙語政策的落實，達到種族的和諧相處，導致社會的安定與國力（特別是經濟、國家安全與外交方面）的增長，使種族的衝突與磨擦幾乎減少到少有報導的地步。

這種語言政策的延伸，就是對各種文化的尊重，也使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新加坡在度過1973年、1987年、1998年、2001年幾次經濟衰退之後，迅速恢復經濟的活力，使經濟成長率在2002年下半年尚能保持在2％以上，算是中國以外的亞洲各國從此波經濟不景氣中，快速恢復的一個。

儘管面對美國要攻打伊拉克的威脅下，東亞經貿略有起色的各國（包括台灣在內）景氣恢復的勢頭又蒙上一層驚懼的陰霾。

雙語政策推動的成功，使悠遊於馬來（廣義的馬來文化區域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南部、泰國南部）大海的小蝦之新加坡，不因為親近西方的英美而得罪信仰伊斯蘭宗教，講廣義的馬來語（包括印尼與在內）為數兩億以上的鄰國列強，反而在國際上，外交上發揮「小而美」、「小而強」的作用，成為東協一顆耀眼的巨星。

在對抗寰球恐怖主義方面，新加坡對美英的支持，尚不致釀成馬來世界溫和的穆斯林之反感。

儘管極端的基本教義派份子及恐怖組織，有意在新加坡發動破壞美國大使館和美軍軍用設施（航艦港口）之圖謀。

雙語教育推行中近年間極力鼓吹華語華文之重要性，不管是早年政府「講華語運動」，還是近年來民間的推動認識與理解中華文化之興起，都與中國大陸經濟的大力發展與興盛息息相關。

是故能夠操簡單的華語（北京話，普通話）之20萬名新加坡人，如今在中國大陸定居，或是往返獅城與中國沿海諸大城之間，從事商貿活動，這也是令鄰近馬來人和印尼人為之側目的原因。

另一方面做為全球化城市的新加坡，其絕大部分商界、政界與學術界菁英，都以留學英、美、加、澳、紐、為榮，政界領導人曾任總理職務長達31年的李光耀，於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後，其首任內閣的「四大天王」，都曾是大英聯邦國家的留學生，包括他本人留學劍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吳慶瑞在倫敦政經學院攻讀經濟學，第二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拉惹勒南也在英國學教育，副總理杜進才在倫敦大學獲心裡學博士學位。

1980後期以來，新加坡內閣大部分成員，則為出身於外國高等學府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s）。

有人把1989年李光耀內閣與臺灣李登輝任總統時的政府各部會首長所組成的內閣作一個比較，發現獲有國外博士學位的人佔多數，是故贏取了「博士內閣」之美譽。

這可以說是新加坡同臺灣相似，用人唯才。

博士學位並非人才選拔的唯一標準，但與過去中華文化學以致用，學優則仕的傳統有相當的關聯。

不只政界如此，就是學術界的龍頭，像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林彬教授出長新加坡國立大學多年，而同樣南洋理工大學校長詹道存也是留英博士，這也包括前駐美大使許通美教授等等，都表示學界也由留英、留美的菁英所主控。

這種情形說明出身英語家庭者留學英語國家的方便，也造成不少傑出新加坡人滯外不歸的原因。

造成近年間新加坡政府與民間議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為何有這麼多優秀的新加坡人寧願居留外國，而不願返鄉就業與定居？其中的理由為建國之初，大約是1960年與1970年代新加坡少有良好的發展機會，無法讓他們發揮學成後的長才。

1980年與1990年以後，不少滯外的新加坡人才則是對人民行動黨的操控嚴緊，自由與民主的寬容不夠，社會競爭激烈，島嶼心態的狹小等等，使他們無意把國外的新科技，也就是創造性科技企業（technopreunership）帶回本國。

這點同臺灣以及香港或目前中國大陸流行的趨勢相左。

換言之，雙語教育的落實，其實是英語的特別受到器重，並沒有使新一代新加坡在美、英、加、澳、紐受到良好教育訓練，而有一技之長的專業者，想要學成回國，報效曾經是其出生與孕育的新加坡家鄉。

這會不會是新加坡的祖先都是失根的浮萍，而這類出國不歸的流浪豪情與過客心態至今還留在其子孫的血脈中？ 雖然新加坡政府全力在吸引外國優秀人才到星島工作，而便利他們永久居民身份，甚至公民權之申請，但這些人才的數量都相當有限。

相對地，人才外流一直是東亞諸國當政者頭痛的問題。

有人認為人才外流還不嚴重，嚴重的是「對新加坡國內與國外的人力資源數量和質量〔品質〕進行更仔細的研究後，我們不得不對新加坡頂端〔尖〕人才數量之少與單薄感到擔心」（葉傳昇2001：4）。

亦即同是亞洲赴美留學的學生人數與攻讀碩士人數的比率，新加坡還不如臺灣、中國大陸，其結果造成推動尖端工業研究與發展人才的短缺。

在家鄉創業致富的念頭，不若臺灣人，也不若中國人，甚至還輸給香港人、韓國人，這表示政府雙語教育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不算成功，對鄉土與國家的認同也不夠明確，不夠深切，難怪2002年8月中旬吳作棟總理的國事感言中，譴責不少年輕的新加坡人無意在國內定居生根，做一個「留住者」（stayer）；反之，卻一心一意要逃離星洲移居外國，做一名「逃兵」（quitter）。

作為一個「受冷氣制約」（air-conditioned）的國家之新加坡國民，其生活程度比起周遭鄰國是相當高，這當然是拜政治穩定、領導堅強、法治嚴明、經濟繁榮之賜，這種人民的生活舒服（comfort）與政府控制（control）稍緊的特殊情況（George2000），是不是也受到多元語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所呈現的活力、彈性（dynamic）的影響所致，是一向值得探討的問題【14】。

八、新加坡語言政策可供臺灣參考借鏡之處 就幅圓大小而言，臺灣為新加坡的60倍，但在人口方面則為其7倍，這大概是由於臺灣島嶼山脈縱走，平地較少，不如新加坡到處是濱海平地、沼澤與海埔填土的新生地，可以在養活目前總人口的兩倍以上毫無問題。

這是就地理方面所顯示兩者的不同。

就歷史上而言，新加坡成為中華、印度與馬來三大文化系統的輻輳、匯聚的核心，因之，境內不只有人數佔四分之三的華人，還有將近14％的馬來人和8％的印度人。

因之，在新加坡可以說是不同種族，不同膚色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語文的人民之聚居地。

這點與臺灣絕大多數是漢人（儘管又可以區分為河洛語、客家和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大陸移入的「外省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原住民），可以使用華文，並藉華語來溝通，也大為不同。

新加坡語言政策把華語、馬來與和淡米爾與提升到同樣為官方語言地步，使少數民族的馬來人與印度人深覺受到尊重，對多數族群的華人不生疑忌或怨懟，這是新加坡政府族群、文化、教育與語言政策公開、公平而有實效推行之結果。

這三大族群之間的溝通主要藉英語，偶爾也使用馬來語，而華語的實用價值則在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浮現。

這是何以新加坡語言政策成功的地方，也是可供臺灣借鏡的所在。

換言之，臺灣目前倡導母語、方言教育（包括鶴佬話、客家話與原住民各種語言），以輔助普通話（北京話）之不足，除了有發揮臺灣鄉土精神之外，也是使臺灣草根性的鄉土認同，族群認同更進一步發揮。

不過，此舉對不同族群的凝聚會產生何種衝擊，是否促成新臺灣人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還有待吾人客觀地觀察與公平地評價。

新加坡雙語教育突顯英語的重要，這是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的社會企圖與西方科技、知識的發展直接接軌的努力之一斑。

台灣在這方面還差了一大截，近年間從政府至民間有識之士的大力呼籲，使英語教育提早在小學階段實施，是一項明智的舉措。

此舉卻因為通曉英語的小學教員人數之有限，教育經費之短絀，至今尚停留在坐而言，而非起而行之階段。

如何促成小學貫徹初步英語之學習，中學則加深英語文之掌握，而大專方面能夠讓學生運用英語與外人溝通，應該是吾人進一步努力之目標。

有人指出新加坡雙語教育的推行並非如想像的成功，反而造成中輟生不精通母語，連帶英語理解有限，表達不佳，可以說是個人與社會蒙受嚴重的損失。

對這種負面與悲觀的說詞，我們也不容忽視。

是故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所遭逢的挫折與困難，以及克服和改善之道，也是臺灣人應加以認識和反思之所在。

天下難有完美的制度，橘逾淮則成枳，我們如何在學習新加坡的長處之外，避免重蹈其覆轍，應是此番研討會召開的意義之所在。

九、結論與析評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語言的模型。

對於這個模型實施了四、五十年之後，加以檢討其得失，就會發現問題的複雜。

就其總體而言，無論是雙語教育，還是講華語運動，多元語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為一個新興國家的意識抬升方面，大體上而言還算成功。

這是由於新加坡乃為一個人口集中、政府強勢而有效率的島國，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語言政策、是種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勢的反對黨之挑剔、反彈，更不會受到少數民族之疑懼、不悅。

因之，語言與教育政策一旦制定，便要求徹底落實。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多元語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種官方語言完全平等的道義基礎之上。

但鑒於英語一枝獨秀，而馬來語只保留了名義上（憲法上規定）國語的地位，加上淡米爾語的用途又因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見擴大，反而遞減【15】，結果顯示四種語言在實質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語之外，其他三種語言----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的並存，指明三個語言及群體的同時並存。

語言的分別與隔離，反而造成種族和文化的分開。

提倡多元語言政策，無意間也強調新加坡四個族群的存在與差異，而難以消弭種族或族群的壁壘分明，對於四個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幫助不大。

第三，事實上在新加坡只識英語而不懂華語的統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領袖，在自治與建國的這五十多年間，曾經有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當中如吳慶瑞、杜進才、陳慶炎等雖不懂華語，但至少尚通南中國的某一方言，而能夠與百姓溝通。

，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和吳作棟則認真學習華語，與華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楊榮文都能夠使用華語演講。

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語者位居要職，英語教育與華語教育的界線仍極分明。

雖政府努力倡導第二語文的華語，但一般英語家庭出身的華僑學童仍視華文的學習為畏途。

況且要找到適當易學的第二語言之華語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難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語文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企圖利用英語吸收西洋的科技與企管知識。

利用第二語文的母語灌輸下一代東方的文化價值與道德觀念。

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組合。

但要付諸落實，卻非急功近利的星島朝野短期間能辦得到。

因之，儘管為政者耳提面命，大聲疾呼，但老百姓對語言的掌握卻極其緩慢。

更何況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東方的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觀能否只靠語言學習獲得保留卻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課題。

第五，鑒於中國的大力改革開放和經濟情勢的昂揚，華語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這會促使其學習又多了一項強而有力的理由。

但過度地哄抬中國語言的重要，與過度地宣揚中國政經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會使這隻「馬來大海中的小蝦」之新加坡，刺激其鄰國的馬來大魚，而遭到某種程度的抵制、威脅或吞併之危險，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語言的新加坡種族、語言、文化的歧異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

要構成一個單一同質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識與文化仍舊是一個遙遠而不可企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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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Temeggong是一個握有相當政治權力的官僚頭銜，就像是封建帝國裡的采邑領主，為實際的土地擁有者。

他是蘇丹的侍臣。

【2】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屬地，係經兩項條約協定：(1)1824年3月，與荷蘭簽訂的協約（Anglo-DutchTreaty）。

荷蘭當時佔有馬六甲，與英國佔領的新加坡產生利益上的衝突，協約簽訂之後，荷蘭不再反對英國據有新加坡；(2)1824年，東印度公司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友好同盟條約，承認無條件將新加坡讓與英國。

參考MilineandMauzy1990：43。

【3】蓋擔心隨移民人口之增多，行政管理難以有效推行之故。

【4】即華語、福建話、潮洲話、閩南話、廣東話、海南話、福州話、客家話、馬來話、爪哇語、玻亞尼語、馬來亞蘭語、特列古語、旁遮普語、興都斯坦語、古札拉悌語、辛哈力語和英語等二十種語言與方言。

【5】這些海峽華人主要擔任英國統治者的買辦角色，亦即議員與仲介者。

【6】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不限於作為殖民地的星洲，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來半島、印度次大陸等英屬殖民地。

【7】「馬來亞共產黨」（CommunistPartyofMalaya）成立於1923年，其組成份子大部分都是華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其間及戰後，主要活動地點在馬來半島。

當1959年，馬來亞聯邦政府平定馬共在馬來亞半島上的叛亂後，有一部分馬共潛逃至新加坡，並組織政黨，影響了新加坡社會的安定。

【8】對於受英語教育的菁英來說，華人文化就是所謂的俗民文化，並且也是新加坡的在野黨社會主義戰線的文化。

受華語教育的華族知識階層則支持在野勢力反對英語教育，不希望讓華人的傳統文化沒落消失。

【9】1965-1970年，印尼政府剛平息國內共黨的叛亂，對當時華人及中共相當排斥，馬來西亞則由於新加坡剛剛脫離獨立，而對華人採取不友善的態度；新加坡身處在此緊張氣氛的國際環境下，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大國間的猜忌和懷疑，對新加坡的生存發展相當不利。

【10】浸濡班是指學生再完全使用英語的環境（學校、社團、家庭）下，徹底增強其英語之學習。

無論學習任何科目（數學、地理、歷史等學科）都必須以英語作為學習媒介。

【11】戰前的華人資本家，除了擔任宗親會、同鄉會的會長或理事長外，對於社會福利、華語學校、華人教育亦有貢獻。

如南洋大學即由華人資本家陳六使捐助而設立。

這些由華人社群所建立的機構在日本統治時代是反日的據點，後則成為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活動根據地。

【12】雙語教育制度使得英語在新加坡迅速發展，用英語交談的華人家庭有急速增加的趨勢。

華人家庭在家裡只使用英語的比率，從1980年的10%急速增加的趨勢。

華人家庭在家裡只使用英語的比率，從1980年的10%急增1990年的31%。

新加坡《聯合早報》曾刊載下述這樣的評論，感嘆連華人家庭都只使用英語。

「華語今後或許可以在學校教授，但他也許會重蹈拉丁語的同樣命運。

也就是說，因為沒有說華語的必要，學校畢業以後馬上就會被忘記了。

」（參考田村慶子著、吳昆鴻譯《超管理國家---新加坡》） 【13】亞細安（ASEAN）是英文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的縮寫，而以諧音方式漢譯，意指「東南亞國家協約組織」（簡稱東協）；大陸稱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

這是1967年8月成立於曼谷的東南亞區域性組織。

以增進會員國間彼此在經貿、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主旨。

原有泰、菲、大馬、印尼、星等五個原始會員國，汶萊於1984加入，越南於1995年加入，加上柬埔寨、寮國與緬甸，現有成員國10國。

【14】有關新加坡多元種族的結構、政治以及社會地位，宗教與文化所牽涉威權體制之問題可參考周忠平2000：55-66. 【15】淡米爾代表理事會指出，在22000名淡米爾的小學生中，居然有一半的學生選擇馬來與為第二語言，只有另一半選擇淡米爾語為其母語（第二語言）；又在13000名淡米爾語為第二語言的人才只有550名。

本論文之完成歸功於政戰學校教育行政官蔣家安少校，剛服役退伍之周忠平碩士，台大國發所博士生廖育信及淡大碩士生林百慶與呂理謙諸先生，特申至深謝忱。

　 林修澈（政治大學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化推展中心主任） 中國的語言政策 楊聰榮（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者） 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 胡慶山（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本語言政策的考察與啟示 蔣為文（美國德州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越南「去殖民化」的語言政策 蔡芬芳（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德國語言政策──以索勃人為例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法國的語言政策──全球化與多元化的挑戰 李憲榮（長榮大學教授） 加拿大的語言政策 李勤岸（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助理教授） 美國的語言政策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北愛爾蘭的語言政策 陳鄭弘堯（MontclairStateUniversity碩士班研究生） 語言人權的立法──北歐沙米人的經驗 語言權个立法—北歐沙米人个經驗（客語版） 張學謙（台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助理教授） 紐西蘭的語言政策 范盛保（崑山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澳洲的語言政策：從同化到多元文化 張維邦（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瑞士語言政策與實踐 廖立文（天際國際交流諮詢負責人） 比利時語族文化共同體與行政自治區之演變與現況 洪鎌德（台灣大學國發所教授）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洪惟仁（元智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台灣的語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