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資本主義陷入了系統性危機--理論-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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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喜有憂,“喜”主要表現 ...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以私有制為內核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維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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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資本主義陷入了系統性危機
盧江
2017年07月28日15:16 來源:紅旗文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喜有憂,“喜”主要表現為50—70年代的黃金發展時期和90年代的新經濟時期,“憂”主要體現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滯脹危機和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
從西方主要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和未來趨勢來看,資本主義制度已然“體質衰退”且“造血功能不足”,突出表現為集團內部矛盾日益激化,比如在2017年G7峰會上,成員國在貿易、氣候等問題上意見分歧明顯,特別是特朗普政府不顧諸多國家的強烈反對,斷然退出《巴黎協定》。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以私有制為內核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資源的配置是以資本追求最大剩余價值為導向,盡管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孕育爆發,但它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及其所存在的系統性危機。
一、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新變化
1.結構性經濟危機日益突出,生產過剩與生產不足同時並存。
結構性經濟危機於20世紀下半葉逐漸形成並在最近20年頻繁出現,具體是指由於不同生產部門、生產性企業和非生產性企業等之間的平衡比例被打破,經濟內在穩定增長的機制受到阻礙而形成經濟危機,它表現為有些部門生產過剩、有些部門生產不足。
以美國為例,自從去工業化出現后,傳統的冶煉、紡織、橡膠等部門生產萎靡不振,而像集成電路、電子信息等高科技部門生產勢頭迅猛。
持續時間長、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的門檻約束高、資產專用性強等致使結構性經濟危機的影響惡劣,導致所有應對之策都需以較強的陣痛為代價。
另外,結構性經濟危機往往會與傳統周期性經濟危機相融合,致使絕對過剩和相對過剩並行發生作用,極大地加劇了結構性經濟危機的惡劣影響。
2.經濟危機與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互相交織,形成系統性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已從傳統相對獨立的局部性危機轉變為錯綜復雜的系統性危機,其中經濟危機對上層建筑危機的傳導力和滲透力更強。
近30年來,“歷史終結論”的判斷由被盲目吹捧轉向被廣泛質疑,這是源於系統性危機的爆發。
特別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引起了諸多領域的反應,例如,華爾街與民主政治丑聞、社會福利削減與難民危機、新教倫理信仰受質疑、不可逆轉的環境災難等,即使是西方的一些學者也認為,當前系統性危機隻能從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資本主義制度角度尋求對策,以山村耕造為保守主義代表提出的“系統性變革”是一劑觸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猛藥。
3.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波及范圍更廣,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掠奪成為常態。
當代資本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中金融資本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國際分工深化的背景之下,金融資本將觸角伸向了全世界幾乎所有角落,致使資本主義危機容易誘發為世界性危機。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深刻揭示了在“中心——半邊緣——邊緣”格局下資本主義危機波及范圍的傳導路徑。
貨幣濫發、惡意套匯、期貨做空等金融掠奪行為成為大資本家維護自身利益的常用手法,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次貸危機、量化寬鬆政策就是典型例証。
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波及范圍更廣的一個新變化是緣於以下事實,即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組織長期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要求放開資本賬戶和利率自由化,這加劇了主權國家和世界金融格局的不穩定性和潛在危機。
4.新一輪軍備擴張開始,地緣政治沖突加劇。
在尋求應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決之道上,西方國家逐漸走上與世界人民福祉相悖的道路。
冷戰結束后新一輪軍事擴張和競賽重新抬頭,2018年度美國基本國防預算總額高達6390億美元,這無疑會加劇地緣政治和軍事沖突。
世界經濟史表明,軍事戰爭是打亂現行秩序、重新洗牌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歷史上重要的軍事戰爭背后無不夾雜著經濟危機。
當經濟危機升級為系統性危機時,以犧牲他國利益為導向的策略便極容易轉為軍事沖突。
近些年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南海仲裁案、日本強行通過安保法案等事件很大程度與此相關,這些行為加劇了地緣政治和軍事風險,損害了有關主權國家利益,違背世界人民發展意願。
霸權主義隻會加劇危機,世界各國應該秉持求同存異,尋求合作共贏,推動世界和平穩定發展。
二、當代資本主義面臨的困境
1.“資本+市場”雙重邏輯主導,新自由主義受到廣泛質疑。
當代資本主義的首要特征是“資本+市場”雙重邏輯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泛濫。
新自由主義興起於滯脹危機時期,代表有貨幣主義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實際經濟周期學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等,它們在理論上都主張市場自由放任並認為國家干預是無效的。
20世紀90年代初,拉丁美洲國家奉行“華盛頓共識”原則進行改革,結果陷入了持久性的經濟危機,至今未能走出泥潭。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掃清資本逐利的障礙,增強了資本張力﹔另一方面兜售“市場萬能論”的偽科學學說,降低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和國家干預的公信力,最終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極其迅猛、危害程度也十分深遠。
2.非生產性部門日益龐大,金融資本過度膨脹。
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另一個特征是金融資本過度膨脹,非生產性部門機構龐大,並與實體經濟脫節嚴重。
英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考斯達斯·拉帕維查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大型企業積累資金自有化加速,加之非生產性領域獲利空間暴增,金融機構獨立於生產性企業增長迅速,且具有強烈的內在動力制造金融泡沫。
金融壟斷是當今世界體系的重心,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壟斷集團所掌握巨額的社會財富在使貧富兩極分化時也誘發了巨大的社會危機,而其政治上不斷增強的控制力也引發了合法性危機和信任危機。
特別是隨著21世紀世界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互聯網金融成為金融資本全球擴張新的形態,但是,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互聯網金融依然不可能長久促進經濟增長,相反,隻會加速危機的蔓延。
3.主權債務危機井噴,高福利模式不可為繼。
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對基本體制的沖擊嚴重,特別是對各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明顯的破壞作用。
當前包括美國和歐盟主要國家在內的西方政府普遍面臨著財政懸崖問題,導致債務危機加重。
例如,特朗普政府減稅政策加劇了赤字危機﹔歐洲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也已經被打破﹔歐盟不得不對公共支出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尤其是在削減不切實際的福利支出上幅度較強。
2009年德國政府頒布《新債務限額》和2010年議會一攬子節約措施都力主削減社會福利開支﹔2014年法國總理瓦爾斯公布計劃在醫療福利和社會保障福利上削減共計210億歐元的支出,再加上移民、難民危機等問題,這些國家社會穩定受到打擊,高福利模式不可為繼成了必然,但如何改革卻面臨多重困難。
4.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應對之策匱乏,未來走向扑朔迷離。
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即應對危機之策乏善可陳,能夠產生積極效果的政策更是寥寥無幾。
貨幣寬鬆造成通貨膨脹、維持社會福利增加債務危機、稅制改革激化社會矛盾、科技創新加劇結構性失衡等矛盾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根本性問題。
對於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向,有學者總結出了五種基本觀點,分別為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國家干預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從歷史進程視角來看,前三種模式已被或正被証明不可行,美國“再工業化”戰略收效甚微則表明工業資本主義也存在著較大不確定性,因此,社會主義屬性越來越突出將很有可能是未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
但是,隻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不改變,試圖借助內力和外力進行的自我調節式的改良主義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代資本主義存在的系統性危機。
三、積極應對資本主義危機帶來的挑戰
1.全面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首先是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產業布局,努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積極承接國際外包,利用“互聯網+”和信息革命帶來的機遇,不斷提升產業附加值。
其次是要加大創新力度,積極尋求經濟增長新引擎、新動力﹔同時需要努力做好內需市場的拓展和挖掘,適當地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過剩的生產要素和優惠政策向中西部地區調整,以達到平衡發展。
再次是理直氣壯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絕非天然低效率,它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管理模式和轉型升級,應該積極調動企業人員和各類要素的活力,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質量的關鍵之舉。
最后是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合理控制貨幣發行,妥善引導資金市場流向。
受全球寬鬆貨幣政策和國內經濟形勢影響,我國M2貨幣發行增長幅度較大,M2佔經濟總量比規模較大,在某種程度上不利於我國經濟長期發展﹔另一方面,貨幣在實體經濟平均利潤率不太樂觀的背景下容易流向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和証券市場,從而可能增加經濟泡沫和金融風險。
2.積極構建區域經濟合作。
正視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權衡利弊是我國堅持對外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參與世界分工,通過與境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往來,通過對外貿易合作彌補了資金不足、技術落后、管理不先進等問題,促進了國內經濟發展。
新時期,為了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水平,我國提出了構建區域經濟合作,不斷打造自由貿易區平台等戰略舉措,並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當前我國已與境外2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自貿協定14個,並有多個正在談判和研究的自貿區。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則標志著中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上角色發生變化,中國正從被動地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建設轉向主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實現了從“參與者”向“倡導者、領導者”轉變。
杭州G20峰會“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正是中國區域經濟合作理念的深刻寫照。
事實証明,隻有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才是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義之道。
3.加強經濟主權安全保護。
國家經濟主權完整是爭取國際平等對話權的基礎,也是維持經濟長治久安的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通過金融和外匯市場等經濟手段打開他國市場,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和軍事等非經濟手段迫使他國在經濟主權上做出讓步,這些都不利於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企圖通過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逼使中國完全開放資本賬戶﹔以量化寬鬆和其他手段強致人民幣升值,企圖篡取人民幣定價權﹔另外境外熱錢和對沖基金虎視中國資本市場,對我國經濟主權安全極為不利。
應該著力從以下幾方面做好經濟主權安全:首先是將經濟發展目標做好短期與長期相結合,以人民為中心,不能盲目迷信國外的技術、市場和經濟政策。
其次是加強對在華境內外國公司的管理,並做好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安全保護。
再次是要培養相關法律人才,加強在出現國際爭端和貿易摩擦時對我國正當利益的保護。
最后是要控制境內重要的自然資源出口。
4.重點防范外部風險滲入。
外部風險滲入是我國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面臨的重要問題,防患於未然才能維持社會經濟發展的健康運行。
對外部風險的控制和預防應該做好四點工作:首先是全面展開我國對外投資與合作項目的風險評估,特別是對社會不穩定、軍事沖突、恐怖主義泛濫的地區設置明顯的警戒線,盡量避免在上述地區進行經濟活動。
其次是謹慎引進外資、技術、企業,加強對涉外事務活動的管理監督,提升對境外企業在華收購、合並行為的審查能力,必要時啟動雙方經濟往來的隔離機制。
再次要做好應急機制建設,特別是應該及時掌握發達國家和與我國經濟貿易往來密切國家的經濟政策動向,形成多套方案應對可預期和不可預期因素可能產生的影響。
最后是與相關國共同建設風險防范和控制平台,共享風險監測及預警信息,從而實現有效聯動和快速處置。
(作者: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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