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一封信就觸怒了毛澤東，彭真竟敢講那話？

彭真從來都是披肝瀝膽，直話直說。

他的一席話，震驚了在座的所有人。

因為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了一封信，就觸怒了毛澤東。

而彭真的話，比彭德懷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

次日，周恩來的發言，明顯是要保護彭真，也要保護毛澤東的威信不受更大的衝擊。

1956年4月2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出席新華社國內分社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

（資料圖）

本文摘自《陳毅傳》，《陳毅傳》編寫組編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播放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點名攻擊中共北大黨委的一張大字報的全文，陳毅很感意外，連夜去詢問周恩來。

五天前，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評了貼大字報的聶元梓等人。

周恩來現在卻告訴陳毅：他剛才接到康生電話，說：毛澤東主席贊成這張大字報，並親自決定今晚由中央台播放全國。

陳毅驚訝，一時語塞。

似這樣令人震驚的意外之舉，近幾個月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4月中旬，陳毅夫婦陪同劉少奇和夫人出訪後回到昆明，中央發來急電：速至杭州開會。

陳毅走進會場，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

時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二月提綱」突然定性為「反黨綱領」，彭真因「反黨錯誤」被撤職後隔離審查。

5月16日，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兩天後，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成立。

組長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奪了《人民日報》社黨委的領導權，為其製造輿論掃清道路。

這些事，不僅是政治局委員陳毅事先毫無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有的事先也不知道。

今天的事，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來又是事後才知道的。

這種完全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異常舉動，怎麼不令陳毅震驚和擔憂！

6月初，《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並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

這一來，北京幾十所大學，幾百所中學都鬧開了。

外交部下屬的外語學院等幾所大學當然也不例外。

上街的學生亂鬨鬨，阻礙正常外交活動的情況屢有發生。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陳毅態度鮮明：對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積極進行的，但如此衝垮黨委領導，亂揪亂斗，造成社會混亂，他有不同意見。

陳毅得到了毛澤東批准派工作組的消息後，當晚召集國務院外辦中共黨組會議，具體商定工作組成員名單，向外交系統迅速派出八個工作組。

然而，工作組進駐各外事系統不到一周，各單位造反派貼滿了轟趕工作組的大字報，仿佛有人統一布置的一樣。

陳毅每天聽取各個工作組匯報，不斷提醒大家：「工作組是中央決定派的，我是投的贊成票。

你們一定要挺住，堅信黨中央的領導。

」「中央的八條規定，一定要堅決貫徹落實！」

1966年6、7月，全國大亂，中共各級黨委受衝擊，大半衝垮或處於癱瘓狀況。

外交部黨委在陳毅主持下，始終行使著領導權。

機關幹部堅持工作崗位，業餘時間搞運動，保證了國家外事活動的順利進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的煽動下，外事口所轄大專院校的學生衝垮校黨委、哄趕工作組，並計劃在北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揪走資派」，以造成國際影響。

對文革小組幕後挑唆學生企圖製造國際事端的陰謀活動，陳毅非常惱火，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碰頭會上，他義正詞嚴地進行鬥爭：「既然中央把召集這次大會的任務交給我，我就不怕負這個責任！誰要衝擊大會，就是現行反革命，我陳毅絕不會客氣的！」並在周恩來的布置下，採取了有力的預防措施，保證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京順利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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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報告的第二稿出來後送毛澤東審閱。

24日，毛澤東找劉少奇、鄧小平談話，表示「贊成這個方向」。

報告認為，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主要缺點錯誤是：

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

第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制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這樣就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

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

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

當然，在報告中，劉少奇還認為，總的來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

這一說法顯然是不夠的。

1月25日，報告稿在劉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並準備提交大會。

報告總共4萬多字。

按照慣例和原定計劃，報告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

1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對他說：「好啊！既然報告已經印發，你就不要念這個稿子了，大家都學習了嘛！你還 要講什麼，願意講什麼，解釋什麼，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

」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報告了，怎麼來得及寫報告呢？

劉少奇還是接下來這個任務：「那麼，大家繼續開會，我先撤了！」

毛澤東一揮手：「我們也就聾子放炮——散了，現在散會，讓少奇同志一個人去繼續奮鬥吧！」

就這樣，劉少奇在準備七千人大會書面報告的同時，還要趕寫口頭講話稿。

劉少奇在大會前經一夜的思考，擬了個講話提綱。

在全體大會開始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休息室，傳看劉少奇擬出的講話稿提綱。

毛澤東看完一頁，就傳給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賽似的一頁一頁傳閱。

講話提綱總共才10多張紙，字又大，很清楚，不一會兒就看完了。

政治局常委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提綱表示同意。

在書面報告里沒有說的話，都在即席講話中說了出來。

的的確確對與會者的觸動非常之大。

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對書面報告作補充說明。

劉少奇的這個即席講話，直指國內的困難形勢及造成這種困難的缺點錯誤，還有解決的辦法。

劉少奇講話時只帶了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

這一點，令與會的代表們有些出乎意料。

按照以往的慣例，劉少奇從中共八大開始，在中央召開的重大會議上作報告，都是拿著厚厚的一疊稿子念的。

而劉少奇的講話內容，更出乎他們的意料。

以往，報告幾乎都是頌揚成就，鼓足幹勁的內容。

而今天，劉少奇卻作了一個主要內容與以往不同的講話：是以擺事實，講道理，提出困難，分析困難，解決困難為主導。

劉少奇的即席講話，既綜合了自己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又吸取了會議期間的一些反映，可以說是成竹在胸，一氣呵成，縱橫捭闔，如馳騁疆場上的將軍一般虎虎有生氣，吐出肺腑之言。

劉少奇沒有重複書面報告的內容，而是「醍醐灌頂」，給各路諸侯「降溫」，要他們認識到困難形勢，也要他們認識到造成困難的原因，以便「對症下藥」。

劉少奇實事求是，也敢於提出這樣一個論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麼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裡？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

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

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

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

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

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

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後來我調查了一下。

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幹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干，塘里的水沒有車干。

塘里有水，可見那裡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

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

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麼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這句話打中了問題的要害。

劉少奇是作了一個表率。

講話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劉少奇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得來的，都是擲地有聲的大實話。

代表們屏息靜聽，全場鴉雀無聲，大禮堂只響徹著劉少奇一個人的聲音。

代表們完全被劉少奇的講話所吸引，忘記了做記錄：因為這是不同於書面報告的講話。

後來，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這個講話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是農民的語言。

」

劉少奇提出了在書面報告上沒有講明確的成績與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突破了傳統的成績和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來了個「三七開」：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

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面報告上是沒有這樣講的，那裡只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

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麼樣，書面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

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

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

……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

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

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劉少奇這一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對客觀情況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是完全被「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所束縛，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劉少奇所作的估計，著實令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感覺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鬆動，好像解開了。

但是，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認識，還是在肯定「三面紅旗」、「大躍進」的基礎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對「三面紅旗」和「大躍進」初步肯定的基礎上作出的。

「三面紅旗」是最後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歸結到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認識得更深一層，而是說：「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

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

當然，劉少奇在講話中的的確確觸及到了這一根源，他批評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批評了一些不正確的口號和做法，同時也對「三面紅旗」的結論問題留了餘地：

三面紅旗。

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

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讓歷史來作評判，讓實踐來說話，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態度是非常有歷史眼光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存疑的態度，雖然是在一段時間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後作結論。

（馮來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