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歷史沒有捷徑可走

十多年前，央視《百家講壇》讓原本潛心書齋研習清史的閻崇年成為公眾人物。

雖然生活越來越忙碌，他卻並未改變學者本色。

讀史閱世六十載，八十高齡亦筆耕不輟，今年1月，精選了他29篇代表作的《閻崇年自選集》問世。

在採訪中，閻崇年最希望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歷史的人能慢下來、靜下來，重學術、出精品」。

■本報記者 王一

對於已經82歲的閻崇年，似乎不適合再用「成長」二字。

但在日前對他的專訪中，記者才了解到他還沒有退休，作為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他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向了學術研究。

每天工作到深夜，清晨4點多起床，他還總說「時間不夠」。

很多人在猜測他什麼時候出封筆之作，他卻不談封筆，那些或新或舊、如山如海的史料，已經被他視為精神食糧，不「吃」不行。

採擷、咀嚼、反芻、回味，總會有新的感悟、新的發現，每到這時，他就會高興得手舞足蹈。

對這樣一位從茫茫書海中不斷發現「新大陸」的人，「成長」二字怎能不適用？

歷史觀

從時代變遷和人生沉浮中獲得一種眼光

對歷史感興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閻崇年不記得了，只知道上小學的時候第一次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就覺得有意思，還想讀。

後來跟隨父親，從山東蓬萊的一個漁村到了北京，考入了北京六中讀中學。

那時候，《說文解字》《史記》都頗為流行，十幾歲的閻崇年用積攢的零用錢買來這些書，津津有味地讀起來。

直到今天他還納悶：小孩子讀這樣的書，居然不覺得沉悶。

上了大學後，一有空閻崇年就往圖書館、書店跑，琳琅滿目的圖書滋潤著求知的心田。

如果你今天問他：歷史為什麼吸引你？他會回答：學歷史，可以看到古往今來那些最激動人心的歷史場面和最具智慧才幹的歷史人物，那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小時候的他，沒想過那麼多，只是喜歡，不問究竟地喜歡。

那時，閻崇年攻讀先秦史。

一次，他將自己的一篇先秦史論文拿去請中國科學院的楊向奎教授指教，楊向奎看後連連叫好。

但幾天之後，楊向奎給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閻崇年寫來一封信，希望閻崇年轉攻清史。

在信中，楊向奎提出先秦歷史大多依靠關中的地下發掘，身在北京並沒有很多資源。

而在北京研究清史則有著別處無法相比的優勢，紫禁城、清宮檔案都集中在北京。

收到這封信後，閻崇年「閉關」思考了一個月，做出了研究清史的決定，也由此開始了他50年漫長的清史研究之路。

然而，這一路也充滿坎坷。

「文革」前，有人說閻崇年走「白專」道路，是「右傾」，於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間，他被下放到地處居庸關的北京南口農場，進行思想改造。

閻崇年最放不下他的那些線裝歷史書，不管去哪都隨身帶著。

一次他被領導找去談話。

領導問：「你為什麼到農場？」他說：「改造思想。

」「改造思想為什麼看線裝書？」他說：「我學清史啊。

」這位領導較為開明，沒再批評他，只是讓他注意群眾影響，並安排他值夜班，讓他有更多的時間讀書。

《努爾哈赤傳》就是在那段時間那個特殊的環境裡醞釀出來的，不僅能從文本上尋找出閻崇年最早通讀原始史料的影子，更能看出作者歷史觀的奠定始於那個特殊的年代。

20歲，正是歷史觀培養的最佳年齡段。

幾年間的幸與不幸，並沒有單純地成為他心靈上的一道疤，而是從時代變遷和人生沉浮中獲得了一種眼光：審視歷史、挖掘歷史、求真求理，不人云亦云、概念先行，更不遺忘、否定。

治學觀

20年苦苦求證，猜想終於變成了定論

大部頭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觸不到的秘密檔案、國外歷史記錄的整理……不就是一座座富礦嗎？閻崇年一頭扎了進去。

海量閱讀，只嫌知道得太少；惜時如命，只嫌日頭太短。

為了製作更便捷的圖書資料檢索系統，他50多歲又開始學計算機。

別人說他自討苦吃，他只覺得樂在其中。

寒來暑往。

通過對正反材料的對比閱讀和對歷史細節問題的分析甄別，閻崇年獲得了更為開闊的視野，而他把這些都歸結於生性帶來的那股子「較真」。

20多年前，北京市昌平區鄭各莊，有一座清代建築群遺址，那裡古建遺存比較完整，現在還留有一段護城河，但一直無法判定屬於什麼朝代。

閻崇年曾實地勘察，初步判斷此地應屬康熙行宮，可是，《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和《康熙起居註冊》等文獻，均不見記載。

為此，閻崇年先後查閱了大量資料，可惜，一無所獲。

正當這事懸而未決時，一次台灣講學之行，峰迴路轉，打破了迷局。

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廷滿文秘檔，明確記載：昌平鄭各莊古建築群，是康熙興建的行宮和王府。

閻崇年立刻眼前一亮，開心得像個孩子。

「因為材料不足，很多歷史謎團都無法破解，一旦有了史料，就可以石破天驚，這就是歷史的魅力。

可以大膽假設，也可以長久存疑。

」

1997年，閻崇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張吉午與〈康熙順天府志〉》，論文不算太長，卻耗費了他整整20年的心血。

20年，他揣著這樁心事，跑遍了中國大陸及港澳台，乃至歐美、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圖書館，只為求證一個問題：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康熙順天府志》屬於「孤本」。

當年，他和北圖善本部工作人員提起這個猜想，也只是一種推論。

20年苦苦求證，猜想終於變成了定論。

幾年後，在北京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當所長時，閻崇年又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

那時，國內外有藏學、蒙古學等學科，但沒有人把滿學作為專門的學科，於是，1989年，閻崇年給有關部門寫了書面報告，提出成立滿學研究所的想法。

接下來的兩年，打了多少報告、開了多少座談會，閻崇年無從計數。

直到1991年，北京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滿學研究所，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把滿族歷史、語言、文化合成一個學科來研究的專業的滿學研究機構，兩年後又成立滿學會，滿學研究在國內外漸成氣候。

閻崇年總被問到這樣的問題：「20年苦苦取證、為新學科孜孜努力，到底是為了什麼？」

回答簡單而真誠：「我對歷史有感情。

」其實很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沒有刻意，一如最初喜愛歷史那樣單純。

傳播觀

學術成果不是靠頭銜和光環決定的

真正使閻崇年成為公眾人物的，是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熱播的《清十二帝疑案》。

這個節目在2004年創下了央視科教頻道收視率的最高紀錄，這是事先包括閻崇年都不曾想到的。

閻崇年和他的《清十二帝疑案》也被認為是《百家講壇》的「第一壇好酒」。

回憶當時初登上《百家講壇》的情景，閻崇年概括為八個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當時我們這些歷史學者都不愛拋頭露面，編導也是看了我的《努爾哈赤傳》，所以讓我先開始講。

」

2004年5月13日，在人民大學的多功能廳，閻崇年走上《百家講壇》講《清十二帝疑案》的第一講「努爾哈赤」。

讓他沒想到的是，當天下午編導們把錄製的節目剪輯出來後告訴他:「台里開了個會，說您的這集可以成為範本。

」後來在央視編導的一再要求下，閻崇年在這個小小的講台、大大的舞台上把清朝十二帝全部講完了。

在長達一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節目製作過程中，閻崇年停掉了所有的會議和出差，為每次講座準備2萬字的講稿，從周一到周四，每天寫5000字的文稿，周五串稿子、做試講，周六再進行一次修改和調整，晚上散步的時候他會一邊遛彎兒一邊把第二天要講的內容在腦子裡過一遍，周日就正式到電視台開講。

下周一又開始做下一講的準備，循環往復。

這一年裡，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忠實「粉絲」，上迄90歲的老翁下至8歲的小學生，遍及江南塞北、各行各業。

一次，清華大學教授、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見到閻崇年說：「我一定要告訴你，我和愛人都喜歡聽你講，每集都要看。

」

一個孩子的家長給閻崇年來信說，他上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平時特別鬧，從來都坐不住，老師和家長一直拿他沒有辦法，但是，有一天正好在電視上看到了《清十二帝疑案》，這孩子竟然坐在電視機前看進去了。

此後，每周六，一到點孩子就安靜地看電視，還拿個小本做筆記，包括清朝十二個皇帝的名字、年號、生卒年月、陵寢等都能夠一一背下來。

家長說孩子現在對學習感興趣，上課也不再鬧了，學習也用功了。

更有計程車司機給《百家講壇》欄目組打電話說，他每天中午12點半趕回家邊吃飯邊聽講座，晚上下班回家8點要先睡覺，半夜起來後再看重播，從不耽誤。

《百家講壇》讓閻崇年出了名，但他依然冷靜。

過去做學問，做好做壞對別人沒什麼大影響，現在做學問，做好做壞影響的是觀眾這一大批人，甚至影響學科建設，他對自己的要求便更嚴格了。

「我上小學一年級時，老師講桌上放著一把戒尺。

我也挨過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紅腫。

後來我心中逐漸凝聚起一把無形的戒尺：自誡自勉，惟勤惟慎。

我深知，學術成果要經過三道關的檢驗，即現時的、歷史的、國際的，而不是靠什麼頭銜和光環決定的。

」

人生觀

從事實中形成觀點，這樣才能站得住腳

在閻崇年看來，研讀歷史需要反覆考索的是哲學思辨，而當這些歷史素材化為感悟之後，不如用藝術的方式表達出來。

他說：「在藝術的領域，靈感最重要。

」

所以，5年前，他又把目光投向東北，提出以森林文化作為東北的一個文化註腳。

中國古代有不同的文化類型，中原的農耕文化，西北的遊牧草原文化，那麼，東北呢？好多專家都認為東北是遊牧草原文化，後來閻崇年發現草原文化不能完全說明其特點，他腦子裡閃過「森林文化」這個概念，於是就開始查閱資料、撰寫詳細的研究提綱，寫完之後便進行論證。

一個新的學術觀點的提出，要經得起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方能站穩腳跟。

南起長城，北跨貝加爾湖-外興安嶺-庫頁島一線，西到大興安嶺，東臨大海，地域之大，加上極為惡劣的自然環境，讓無數旅行家望而卻步，但閻崇年卻走了個遍。

當人們驚訝於他在這段考察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時，他卻甚為遺憾：「很多地方因為艱險，我都是乘車穿越的，如果還有機會，我一定徒步走走，更加仔細地考察。

」

考察的結果讓他堅信了東北森林文化的存在：在語言上，它是一個獨立的語族，即阿爾泰語系滿語族；在歷史上，從商周時期的肅慎到明末的滿洲一脈相承；在地理上，那是莽莽森林，而不是茫茫草原；在經濟上，部民以漁獵為生；在宗教上，森林文化區的信仰一直都是薩滿教。

帶著研究提綱和論證結果，閻崇年到東北去做講座，舉辦方請了一共包括12門學科的25名專家，從不同學科討論，最後基本上都認同東北屬於森林文化的觀點。

後來，閻崇年又把這個學說講給中央黨校的教授們聽，他們也接受了。

2013年年底，專題論文《森林文化之千年變局》終於正式發表。

整個過程讓《閻崇年自選集》一書的責編驚訝：「80多歲的年齡，在他身上根本不意味著即將終結，相反，這位老先生可以隨時甩出驚嘆號，讓人震驚。

」

在閻崇年看來，研究歷史沒有捷徑，人生也是如此。

有的人不願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卻先提出一個看似標新立異的理論。

「沒有史料支撐的理論是空洞的，這樣的人也走不遠。

倒不如沉下心來，在對浩繁史料的研究中，努力弄清事實是怎麼回事，從事實中形成觀點，這樣的觀點才能站得住腳。

」

對話

境界高了，就不會犯低級錯誤

解放周末：您曾說在50年歷史研究中主要做了三件事，即研究清史、倡議創立滿學、向公眾講歷史，現在看來是不是已經完成了給自己定下的任務？

閻崇年：這三件事情我都沒有預想過，都是邊走邊看邊選擇。

現在看來，當時的選擇都很正確，雖然那時是痛苦的。

我認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勤奮、刻苦、執著、創新這些固然重要，但勇敢是最重要的一個品格，我能夠在學術界做了一點事，或許就是因為還算勇敢。

一個學者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沒有堅持下去的勇氣是不行的。

求真求理，史法自然，這是我治史的旨趣。

研究歷史，有兩點最難：說別人沒有說過的義理，用別人沒有用過的史料。

解放周末：您在《百家講壇》的講座，也曾引發過一些學術爭議，甚至受到個別觀眾的質疑，您如何看待這些經歷？

閻崇年：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受到了學術界和公眾太多的支持和鼓勵。

學術研究是允許討論的、可以切磋的，但偏見和人身攻擊跟學術無關。

解放周末：探知歷史往往是系統的工程，也需要靜下心精心鑽研。

閻崇年：胡適先生曾說，「考據一個字等於發現一顆星星」。

中國歷史學者的研究分得很細，既有考據的微觀研究，又有宏觀的研究。

你看黃河上游那麼清澈，到了下游就變黃了，還有淤塞現象，此所謂融貫之中有微觀差異。

歷史研究是一個宏觀、微觀不斷切換、相互交融的過程。

研究者自己對一個史實要先搞清楚，然後理清楚，最後講清楚。

一個戰士應該做到守土有責，當代學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堅守學術使命。

解放周末：很多人一直都有這樣的誤解，學歷史沒什麼用，歷史也很好學。

在您看來，學歷史到底有什麼用？

閻崇年：一個人的人生不過百年，活動範圍很小，接觸人也很少，一輩子認識幾十個人幾百個人了不起了。

歷史是五千年億萬人智慧的結晶，任何個人的智慧都不會超過歷史。

所以，增長知識、激發智慧、以古鑒今、修身治國，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學習歷史。

我的一個朋友是位幹部，工作上出現了問題，但不是他的責任，他感到非常委屈。

我說，你多看看歷史，不要那麼想不開。

學習歷史令人心大、心善、心強。

熟知歷史的人遇到風吹浪打的事會想得開一點，不會為小事糾纏。

我覺得我們很多官員缺乏歷史知識，不知道為官應具備的修養。

看看歷史上那些清官、好官是怎麼做的，可以給自己樹立榜樣，有所追求，境界就高了，就不會犯低級錯誤。

解放周末：大半輩子和歷史打交道，您對今後的歷史研究有什麼期待？

閻崇年：我希望越來越多的研究歷史的人能慢下來、靜下來，這樣才會推出更多有靈魂的精品，研究更多可以傳世的問題，其實不僅僅是在歷史學的領域，各行各業都應該這樣。

人物小傳

閻崇年，歷史學家，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現任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

著有論文集《燕史集》《滿學論集》共五部，專著《努爾哈赤傳》《古都北京》等十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