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個怎樣的人 如何從階下囚到一國之相？

管仲是個怎樣的人，管仲是軍事家，政治家，也是齊桓公當政時期的丞相。

在管仲治齊的幾十年，對齊國的很多方面都進行了全面改革，對於齊國他是頭等功臣。

但管仲的一生也有許多的不順，先是經商不行，做官不成，打仗失敗，後又成了階下囚，最後還是好友鮑叔牙的幫助才得以輔佐齊國公，他的才華才得以施展。

管仲

管仲是怎樣的人

(前723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諡號敬，因以敬仲稱之。

潁上人(今縣北10公里管谷村)。

春秋時傑出的政治家。

出身貧寒，早年與鮑叔牙游，合夥經商，因母老家貧，常受鮑叔牙資助，成為摯交。

齊襄公亂政時，助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位，失敗後，經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為上卿，尊稱「仲父」。

他治齊40年，對內政、經濟、軍事都進行了全面改革，制訂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方略。

提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論點，把禮、義、廉、恥看做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

他還特許在庶民中選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視獎勤罰惰。

併合理劃分行政區域，把行政組織同軍事編制相結合，統一軍政領導，增強國防力量。

從此，國力大振。

對外以「尊王攘夷」相號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第一個霸主。

著有《管子》一書，共86篇，今存76篇。

如何從階下囚到一國之相

管仲出身於破落名門之後。

青年時期的管仲，一方面受其曾顯赫輝煌一時的家族史的影響，超凡脫俗，志存高遠，具有干一番轟轟烈烈大事業的意識。

另一方面家境的貧困，謀生的坎坷，使管仲具有了堅韌不拔的進取精神;亂世的紛爭，時局的動盪，鍛鍊、鑄就了管仲明察世態、洞悉時局的能力。

他為了實現功名顯於天下的志向，學先賢、習武藝、交友共勉、調查實踐，多方吸納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為其後來能成為治齊賢相、稱霸諸侯、建立偉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管仲早期的個人奮鬥是不順的：經商賠本、做官被逐、打仗敗北、輔佐公子糾淪為階下囚。

但是這些磨難正豐富了他的閱歷，磨練了他的意志，積累了他的處世經驗，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質，於是才有了他後來的抓住機遇，一舉功成。

管仲從階下死囚犯一躍而為齊相的直接原因是其知心好友鮑叔牙搜索的推薦。

當齊桓公欲委相於鮑叔牙時，鮑叔牙以國家社稷為重，力薦管仲：「治理國家的大事，不是我能勝任的，只有管夷吾才行。

我有五個方面不如管夷吾：寬厚惠民，我不如他;治國不失權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諸侯，我不如他;制定禮儀示範於四方，我不如他;披甲擊鼓，立於軍門，使士氣倍增，我不如他。

管夷吾猶如人民的父母，治理兒子，不能不用他們的父母。

」(《管子·小匡》下注只書篇名。

)然而到後來管仲與齊桓公臨終論相的時候卻沒有推薦鮑叔牙，而是推薦了隰朋，這同樣是體現了以國家社稷為重。

可見，被世人稱頌的管鮑之交是建立在以國家社稷為重的共同志向基礎上的友誼。

齊桓公棄一箭之私仇，任用管仲為相，管仲報知遇之恩，輔佐齊桓公圖霸，真乃賢相遇明君，明君逢賢相，君臣知遇，相得益彰!管仲憑藉自己非凡的政治才能贏得了齊桓公的重用，先拜為相，又拜為「仲父」，幾近言聽計從，使管仲的經天緯地之才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他知人善任，舉薦了大批的賢能之士;他改革內政，穩定了齊國的社會秩序;他發展經濟的富民政策，使齊國國力大增，民富國強;他修治甲兵，壯大了軍事力量;他「尊王攘夷」，擴大了齊國的政治影響;他禮法並用，確立齊國的霸主地位。

管仲輔佐齊桓公近40年，把一個原來「地舄鹵、人民寡」的齊國治理得國富兵強，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功高當世，影響深遠。

公元前645年，管仲逝世，他的死引起了齊國朝野上下的悲痛，人們把他安葬在齊國都城臨淄城南的牛山上，為他樹立了高大的石碑，永遠紀念他對後世的功德。

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一個世紀後，孔子曾讚嘆管仲的功績說：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挽救周室，使百姓受惠至到現在。

若是沒有管仲，我們大概要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蠻夷統治下的老百姓了。

這反映出管仲相齊的功績在華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特殊作用。

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啓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

」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孔子對管仲的高度評價

以往，人們總認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禮」。

如蔡尚思先生認為，「仁是孔子最讚美的道德，因為仁是達到禮的手段，禮才是仁要達到的目的。

」孔子在當時社會動亂的時代，強調禮的作用，強調對「周禮」的恢復，並且對於非禮的人、事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來看，禮相對仁，則處於較為下層的地位。

管仲也有「禮」的僭越行為，這當然也不為孔子所滿意。

但是，從「仁」出發，孔子則又高度讚揚了管仲。

從中可以窺見孔子的「復禮」，有「從周」的意義，但是根本的是對恢復社會秩序的追求。

孔子認為通過理順社會秩序，使社會民眾受益，這才是「天下之仁」。

而禮則最終是要服務於仁的，這樣的仁，也就轉化為「外王」的真諦，轉化為事功的基礎。

「仁」隱伏著孔子的社會建構要求與政治理想。

從「禮」和「仁」的信念角度出發。

孔子對管仲的整體評價，基本上持的是肯定的基調。

這一思想隱伏著「仁」的評價標準的多樣性。

對於一個常人處理個人與個人間的交往，其仁多以道德意義來體現。

這極易使一個人從心性與實踐方式融洽在一起。

但作為政治家，其不好德固然遺憾，但若能把個人所好推己及人，逆騙百姓，則仁功可考。

孔子將個人道德與政治事功分開，以政治事功為評價政治家的根本標準，極具合理性。

尤其是，春秋時期是亂世時期，在此時，通過政治家的縱橫捭闔，能夠使人們生活在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內，這本身即是「仁」。

由此，亂世時期的政治人物，其政治事功的意義要遠大於個體成就。

就個體心性與政治實踐的關係而言，有德之人可以行惡政，而無德之人可以行善政。

從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並不是一個呆板，迂腐的書呆子。

而是能夠根據社會的現實及不同層次主體的特點，提出不同評價標準的一個有權變思想和辯證意識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