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王司徒:文采三國第一絕,還意圖策反蜀漢司徒許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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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江隱龍
曹丕代漢,因其武功不足、漢室未絕,其受禪之舉存在先天不足,正應和了趙翼所說的「古來只有徵誅、禪讓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
為彌補這些缺陷,曹丕帳下的謀士進行了極為詳細複雜的「理論建設」,這一點從百官的勸進表、漢獻帝的禪位詔書便可管窺蠡測。
等到華歆、王朗「陳天命人事」時,漢魏禪代的理論已臻成熟,自然不會被一篇《正義》所駁倒。
《三國演義》中借王朗之口,將曹丕稱帝的合法性來源總結為「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其中立論,更詳者可見華歆的《請受禪上言》:
「河圖洛書,天命瑞應。
人事協於天時,民言協於天敘。
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
臣妾小人,莫不伊邑。
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
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強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
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
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後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
」
這一段的核心,在於「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其意與「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相仿。
華歆之文,可以視為為「理論基礎」,而王朗致許靖的三封書信,則又為勸降的名篇。
在敘述這三封書信之前,需要先講一講許靖。
許靖在《三國演義》中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但其地位之高,僅這兩件事便有分說:一是益州眾臣勸劉備進漢中王時,許靖名列第二;在勸劉備稱帝時,許靖更在百官聯名中位列第一。
許靖何德何能,能凌駕於諸葛亮、法正、關羽等人之上?這源於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力。
東漢末年,士人清議之風極盛,名士的點評幾乎可以決定被點評者的仕途未來,而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許靖與弟許劭組織的月旦評——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正出於二許之口。
劉備稱帝後,許靖位列蜀漢三公,任司徒一職;王朗亦位列曹魏三公,初為司空,後為司徒,因此,王朗將「攻心」的重點放在許靖身上也便不奇怪了。
三國時期的書札向來為歷朝之精品。
這一番「魏蜀兩司徒」之間的信件雖有政治意圖於其中,但讀起來依然頗多動人之筆,茲摘錄如下:
「……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
「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
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
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於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
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廿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
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回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敕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
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勛著,考其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安,豈可以不系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
王朗之文,樸實無華而感人肺腑,將勸其降魏的政治訴求隱含在「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之中,如撒鹽入水,不見刀兵而尤勝於刀兵。
其中「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一句,將漢魏禪代描述成了百年不遇的勝事,「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安,豈可以不系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又給足了許靖台階,意圖在保全其士人名譽的基礎上,勸其「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
《三國演義》中虛構諸葛亮北伐時與王朗舌戰,除了王朗逝世與諸葛亮一出祁山的年份相同之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王朗的文章在當時的確罕有匹敵者。
三封與許靖書能見王朗用筆之真切,但王朗寫官文亦是一把好手。
曹丕曾立受禪碑以記錄《受禪表》及《公卿將軍上尊號奏》,此碑系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故有「文表絕、書法絕、鐫刻絕」之謂,故又稱「三絕碑」。
王朗之言曹丕受禪,其文華麗如此:
《受禪表》:「……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是以漢氏睹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
稽唐禪虞,紹天明命,厘嬪二女,欽授天位,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於再,至於三。
於是群公卿士,僉曰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符昭晰,受命咸宜……大統不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乏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
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
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
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受禪表》雖非寫給諸葛亮的書札,但可以視為曹丕代漢合法性的「總論」;而王朗的三封與許靖書,不妨可看成是其「分論」。
兩者之間,自有浪後波紋、雨後霢霂之妙。
從文采、立論而言,諸葛亮的《正論》均不能及,然而這場舌戰以諸葛亮取勝而告終,則源於魏蜀雙方的戰略目的並不在一條水平線上。
曹丕命華歆、王朗等人致書蜀漢君臣,進則意圖令其舉國稱藩;退則意圖策反蜀漢重臣,但這兩個目標都沒有實現。
非但沒有實現,諸葛亮先於建興六年(228年)舉兵北伐,孫權後於黃武八年(229年)稱帝改元,曹魏羈縻吳蜀的夢想由此化為夢幻泡影。
諸葛亮與華歆、王朗等人的舌戰長存於書信之中,亦稱得上是文壇快事。
《三國演義》以諸葛亮罵死王朗一段取代這一樁舌戰,也算是為此間的故事做一番紀念了。
關於諸葛亮的舌戰之事,舌戰群儒、罵死王朗為假,遙寄《正議》舌戰曹魏為真,小說與歷史各盡其妙。
真正的三國史,其鬥爭遠遠不只是刀光劍影、金戈鐵馬這麼簡單,《三國演義》單純地「帝蜀寇魏」,自然不需要將歷史複雜的一面盡數表達出來。
所以論文章言辭,《三國演義》中之語遜色《正議》多矣;但從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來看,舌戰群儒、罵死王朗的故事,又遠較《正議》聞名了。
針對於諸葛亮的口才,毛宗崗在評《三國演義》時有一言極為精闢:「若臥龍以文章名世,亦不過蔡邕、王粲、陳琳、楊修等輩耳,何足為重。
」的確,諸葛亮若僅以文章立身,不過是三國時代眾多文人中的一個——毛宗崗以蔡邕、楊修喻諸葛亮,或許還算高看。
而事實上王朗經學大家、著作等身,卻不及諸葛亮「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趙與時在《賓退錄》中談及於此雲「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諸葛亮與王朗之間的差距,早已不是文字所能拉近的了。
這三次或真或假的舌戰,除去「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口號之外,或許以劉咸滎撰於武侯詞的對聯概括最為恰當:
合祖孫父子兄弟君臣,輔翼在人綱,百代存亡爭正統;
歷齊楚幽燕越吳秦蜀,艱難留廟祀,一堂上下共千秋。
三國最終一統於晉,諸葛亮也於北伐中星落五丈原。
而個中是非功過,又有誰能定論?可謂知孔明者,其惟三國乎?罪孔明者,其惟三國乎!
誰說諸葛亮沒有罵王朗?沒有當面罵死,而是寫文《正議》隔空痛罵
看過《三國演義》的朋友,大概都對諸葛亮陣前罵死曹魏重臣王朗的精彩片段印象深刻。當然了,這是演藝小說虛構的情節,實際歷史中並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節。可是如果我們翻閱《諸葛亮集.文集》,還真的找出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