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將相篇（一）：春秋霸業的齊桓、管仲

蓋春秋諸霸，非一國而制天下之霸。

為國力強而襄天子之道，尊王行霸得以號令天下。

自周武王伐紂代商以來，沿襲分封之制，裂土封侯一方面是為獎勵功勳、賞賜宗室的制度，另一方面則是利用諸侯來共同治理天下，宗親諸侯主要守護王室，而功勳諸侯主要分封邊地，抵禦外族和管理服外土地。

因此在春秋初期，天下大小諸侯極多，而諸侯之間封地和實力不大，實力稍強的，也多是圍在中原沃土的宗室諸侯。

齊地雖然始於姜尚封地，但是終究也是服外之地，其實齊地一開始並不肥沃，而且也被中原諸侯列為了蠻夷之地（這一點在孔子相關的一個小故事中可以體現出來，孔子曾大聲呵斥齊地的舞蹈為夷地之舞，難登大雅之堂），因此它的霸主之路，的確要感謝於管仲的經世濟國之才。

一、一箭之仇，以德報怨

管仲最初是輔佐公子糾（公子小白齊桓公的競爭對手）的，公子糾因其母親是魯國人，而得以在魯國避亂並得以魯國支持，而魯國作為齊國的鄰國，在齊國內亂之際，就借兵擁立新君之事，有著天然的優勢，因此在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二人爭位初期，公子糾的優勢遠遠高於公子小白。

齊前廢君公孫無知死後，二人便開始爭奪回國的先機。

齊國正卿秘召小白從莒國返回齊國，而魯國則是發兵送公子糾回國，而派管仲帶兵截殺小白。

管仲趁機射殺小白，沒想到射中了衣服的銅帶鉤，小白將計就計吐血裝死，管仲中計派人回國報捷，因此公子糾以為大敵已死，故而在魯國慢慢悠悠的返回國中，整整用了十日行程，而公子小白卻是日夜兼程趕回了齊國，在高、國兩大貴族的擁立下成為國君。

齊桓公派兵擊退魯國軍隊後，聽從了鮑叔牙的建議，以隆重禮節迎接管仲，在澈談王霸之術後，言語投機，因而拜管仲為相，尊稱仲父。

亂世之期，一才難求，齊桓公既得鮑叔牙等人才，又能以德報怨招收管仲於麾下，足見其魄力，而鮑叔牙能「捨棄」放在眼前的相位，而舉薦真正的人才，實為齊桓公之大幸——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二、尊王攘夷，師出有名

尊王攘夷，不得不讚嘆管仲、鮑叔牙提出這一外交戰略背後巨大的政治智慧，周室雖然式微（實力相當於一個中等的諸侯國），但名義上仍舊是天子——天下共主，而且在春秋時期，還是有著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最為重要的是，齊國本就有夷地之嫌，借著尊王攘夷的旗號，不僅是政治正確，而且可以洗刷自己的「夷」身份——攘的是四夷（北狄南蠻東夷西戎），而且所帶來的政治收益也是不小。

攘夷之利，一箭雙鵰。

做盟主，不僅僅要絕對的實力外，還要有衷心擁護的「小弟」，那些飽受戎狄攻打掠奪的國家，得到齊國的襄助，自然容易被收入麾下。

山戎攻打刑國，毀了刑國的都城，齊桓公一方面派軍擊退戎兵，一方面在遠離北方邊境的地方建立新的都城，自此二者關係趨近。

狄人大局攻衛，衛國君死國滅，衛國是齊桓公的母家之國，本來就對其登位有襄助之功，二國關係親密，齊桓公藉此幫助衛國復國，進一步加深了二者的關係。

而極北之地的燕國，相比其他各國，一直是抵抗北方民族的前線，桓公23年（公元前663年），山戎大舉攻打燕國，齊國救援，戰後燕莊公送齊桓公直到齊境。

自戎狄滅西周、平王動遷後，戎狄之災一直是困擾周王室和諸侯的心頭大患，齊國實力變強後，打出攘夷旗號又屢屢出兵幫助它國抵禦外敵，不僅直接收服被助國，同時向諸國昭示了自己的實力與威嚴，無需大兵壓境威懾諸國，便可獲得諸國的擁護（當然主要是小國和齊國的鄰國）。

尊王之利，師出有名。

周天子式微，是國力與威望的式微，但不代表其已經喪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而且當時天下並沒有能像戰國時期那樣一怒而諸侯懼的強國存在，即便全盛時期的齊國，千乘之國是國力的象徵，但不是等於絕對的霸權，就好比航母艦隊一般。

齊桓公幾次會盟，雖然聲勢浩蕩，實際上附聲的國家並不多，其他國家只是對其霸權盟主地位的一種默許狀態，尤其是那些「風馬牛不相及」的國家，齊桓公更加沒有辦法，跨越國境出兵乃是兵家大忌。

尊王，實際是藉助尊王的旗號行駛王權，但具有正統性。

齊桓公先後藉口他國不尊周王室和自己這個諸侯長，會師壓境，他國往往因為理虧（獲得反抗周天子的名聲，而為天下敵）和攝於一國的實力，而選擇屈服，其中敲打「南蠻自立」的大國楚國讓其重新向周天子朝拜、進貢，教訓不來會盟的鄭遂諸國，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而將此發揮至頂點的是匡扶周王室正統之事，周惠王晚年寵愛公子帶，意欲廢儲君公子鄭的繼承權，但未下詔令便已薨逝，公子帶後得其母國鄭國以及楚國的支持，欲武力爭位，而公子鄭得到齊桓公的支持，逼退公子帶的勢力，輔助公子鄭繼位，為周襄王，後來周襄王為了獎勵齊桓公，下賜祚肉、彤弓、天子車馬，這是周天子對諸侯的最高獎賞，也是明確確立起齊桓公的霸主地位。

得到周天子的支持，齊桓公便是可以代天子而令諸侯，而無需自己費力去征服別國。

尊王攘夷的政策，成為了後續諸霸乃至戰國諸雄效仿的手段。

三、變法強軍，變革強經

放眼整個春秋戰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離開一個名士的變法，齊桓公的齊國也不例外。

為什麼變法會在這個時期如此高效和能量巨大呢？是因為東周開始，原本的禮樂治國基礎已經崩塌，也不再適合當下局勢和各國發展，擴充的實力、土地和人口，需要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體系，因此最先監理出比別人更加完善的管理體系（即制度、法）的國家，往往容易富強起來。

管仲作為法家（可以看作是法家的先驅了）的代表，一上台就整頓行政和法紀，變革人事舉賢制度。

行政改革和軍事改革，無疑對管理疆土、人們有了極大的助益，同時廣納人才，又是開啟了春秋戰國的人才強國和人才競爭的序幕。

「叄其國而伍其鄙」，在那個治國混亂的時代，讓齊國率先強盛起來——所謂「叄其國」，就是將國劃分為21鄉，士居15鄉，工居3鄉，商居3鄉，分設3官管理。

所謂「伍其鄙」，就是將鄙野（國都之外的廣大地區）分為5屬，設立5大夫、5正官分管。

屬下有縣、鄉、卒、邑4級，分別設立縣帥、鄉帥、卒帥、司官管理——管理明確，各司其職；軍民常備，仗屯不誤。

管仲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使其經濟政策，在那個不重視商業和商人的時代，管仲卻是先發商業之利，奠定了齊地數百年的富庶。

「輕重魚鹽之利」、「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開始以官家通知鹽鐵的經濟政策——鹽及鹽稅是古時中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私鹽無疑是破壞這個體系的罪魁，因此管仲開創的鹽業管治，對強化國家財政和經濟實力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齊國因為是重要的鹽出口國，藉此也著實賺得盆滿缽滿；而鐵器作為新興金屬，必然要掌握在管家手裡，不然難以治國。

相地而衰征，是管仲提出的重大稅收改革，不再是還是單純的丈量土地面積而定稅收，而是按照土質好壞、產量高低來確定賦稅徵收額（這與馬克思的級差地租十分相似，可見先人智慧），稅收政策的創舉，極大的改善了氓農們的積極性。

（對於齊國經濟政策，在本公眾號之前的文章「春秋齊國田氏「大斗貸出小斗收入」的利益平衡之辯」有所提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搜索了解）。

而與之對應的糧食政策（准平制），又一進步提高了私田農的生存積極性和生產利潤（准平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准平。

……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

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表面上看是人君斂財力度減輕，實際上鼓勵了農業生產，同時增強了國君對農耕和糧食生產的影響力，而且隨著糧食產量和交易的增加，稅收收入的基數得以提高，是一種相對的國與民雙贏的舉措。

何為君相，君者乃權者雄才，意欲問鼎天下之圖，僅靠一人之力不得成；相者，治國之人，協君王而理朝政，相者，君王之智囊，上行政法下行經濟之策，貫之於國，則二者相輔相成。

平章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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