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將相篇(一):春秋霸業的齊桓、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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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春秋諸霸,非一國而制天下之霸。

為國力強而襄天子之道,尊王行霸得以號令天下。

自周武王伐紂代商以來,沿襲分封之制,裂土封侯一方面是為獎勵功勳、賞賜宗室的制度,另一方面則是利用諸侯來共同治理天下,宗親諸侯主要守護王室,而功勳諸侯主要分封邊地,抵禦外族和管理服外土地。

因此在春秋初期,天下大小諸侯極多,而諸侯之間封地和實力不大,實力稍強的,也多是圍在中原沃土的宗室諸侯。

齊地雖然始於姜尚封地,但是終究也是服外之地,其實齊地一開始並不肥沃,而且也被中原諸侯列為了蠻夷之地(這一點在孔子相關的一個小故事中可以體現出來,孔子曾大聲呵斥齊地的舞蹈為夷地之舞,難登大雅之堂),因此它的霸主之路,的確要感謝於管仲的經世濟國之才。

一、一箭之仇,以德報怨

管仲最初是輔佐公子糾(公子小白齊桓公的競爭對手)的,公子糾因其母親是魯國人,而得以在魯國避亂並得以魯國支持,而魯國作為齊國的鄰國,在齊國內亂之際,就借兵擁立新君之事,有著天然的優勢,因此在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二人爭位初期,公子糾的優勢遠遠高於公子小白。

齊前廢君公孫無知死後,二人便開始爭奪回國的先機。

齊國正卿秘召小白從莒國返回齊國,而魯國則是發兵送公子糾回國,而派管仲帶兵截殺小白。

管仲趁機射殺小白,沒想到射中了衣服的銅帶鉤,小白將計就計吐血裝死,管仲中計派人回國報捷,因此公子糾以為大敵已死,故而在魯國慢慢悠悠的返回國中,整整用了十日行程,而公子小白卻是日夜兼程趕回了齊國,在高、國兩大貴族的擁立下成為國君。

齊桓公派兵擊退魯國軍隊後,聽從了鮑叔牙的建議,以隆重禮節迎接管仲,在澈談王霸之術後,言語投機,因而拜管仲為相,尊稱仲父。

亂世之期,一才難求,齊桓公既得鮑叔牙等人才,又能以德報怨招收管仲於麾下,足見其魄力,而鮑叔牙能「捨棄」放在眼前的相位,而舉薦真正的人才,實為齊桓公之大幸——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二、尊王攘夷,師出有名

尊王攘夷,不得不讚嘆管仲、鮑叔牙提出這一外交戰略背後巨大的政治智慧,周室雖然式微(實力相當於一個中等的諸侯國),但名義上仍舊是天子——天下共主,而且在春秋時期,還是有著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最為重要的是,齊國本就有夷地之嫌,借著尊王攘夷的旗號,不僅是政治正確,而且可以洗刷自己的「夷」身份——攘的是四夷(北狄南蠻東夷西戎),而且所帶來的政治收益也是不小。

攘夷之利,一箭雙鵰。

做盟主,不僅僅要絕對的實力外,還要有衷心擁護的「小弟」,那些飽受戎狄攻打掠奪的國家,得到齊國的襄助,自然容易被收入麾下。

山戎攻打刑國,毀了刑國的都城,齊桓公一方面派軍擊退戎兵,一方面在遠離北方邊境的地方建立新的都城,自此二者關係趨近。

狄人大局攻衛,衛國君死國滅,衛國是齊桓公的母家之國,本來就對其登位有襄助之功,二國關係親密,齊桓公藉此幫助衛國復國,進一步加深了二者的關係。

而極北之地的燕國,相比其他各國,一直是抵抗北方民族的前線,桓公23年(公元前663年),山戎大舉攻打燕國,齊國救援,戰後燕莊公送齊桓公直到齊境。

自戎狄滅西周、平王動遷後,戎狄之災一直是困擾周王室和諸侯的心頭大患,齊國實力變強後,打出攘夷旗號又屢屢出兵幫助它國抵禦外敵,不僅直接收服被助國,同時向諸國昭示了自己的實力與威嚴,無需大兵壓境威懾諸國,便可獲得諸國的擁護(當然主要是小國和齊國的鄰國)。

尊王之利,師出有名。

周天子式微,是國力與威望的式微,但不代表其已經喪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而且當時天下並沒有能像戰國時期那樣一怒而諸侯懼的強國存在,即便全盛時期的齊國,千乘之國是國力的象徵,但不是等於絕對的霸權,就好比航母艦隊一般。

齊桓公幾次會盟,雖然聲勢浩蕩,實際上附聲的國家並不多,其他國家只是對其霸權盟主地位的一種默許狀態,尤其是那些「風馬牛不相及」的國家,齊桓公更加沒有辦法,跨越國境出兵乃是兵家大忌。

尊王,實際是藉助尊王的旗號行駛王權,但具有正統性。

齊桓公先後藉口他國不尊周王室和自己這個諸侯長,會師壓境,他國往往因為理虧(獲得反抗周天子的名聲,而為天下敵)和攝於一國的實力,而選擇屈服,其中敲打「南蠻自立」的大國楚國讓其重新向周天子朝拜、進貢,教訓不來會盟的鄭遂諸國,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而將此發揮至頂點的是匡扶周王室正統之事,周惠王晚年寵愛公子帶,意欲廢儲君公子鄭的繼承權,但未下詔令便已薨逝,公子帶後得其母國鄭國以及楚國的支持,欲武力爭位,而公子鄭得到齊桓公的支持,逼退公子帶的勢力,輔助公子鄭繼位,為周襄王,後來周襄王為了獎勵齊桓公,下賜祚肉、彤弓、天子車馬,這是周天子對諸侯的最高獎賞,也是明確確立起齊桓公的霸主地位。

得到周天子的支持,齊桓公便是可以代天子而令諸侯,而無需自己費力去征服別國。

尊王攘夷的政策,成為了後續諸霸乃至戰國諸雄效仿的手段。

三、變法強軍,變革強經

放眼整個春秋戰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離開一個名士的變法,齊桓公的齊國也不例外。

為什麼變法會在這個時期如此高效和能量巨大呢?是因為東周開始,原本的禮樂治國基礎已經崩塌,也不再適合當下局勢和各國發展,擴充的實力、土地和人口,需要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體系,因此最先監理出比別人更加完善的管理體系(即制度、法)的國家,往往容易富強起來。

管仲作為法家(可以看作是法家的先驅了)的代表,一上台就整頓行政和法紀,變革人事舉賢制度。

行政改革和軍事改革,無疑對管理疆土、人們有了極大的助益,同時廣納人才,又是開啟了春秋戰國的人才強國和人才競爭的序幕。

「叄其國而伍其鄙」,在那個治國混亂的時代,讓齊國率先強盛起來——所謂「叄其國」,就是將國劃分為21鄉,士居15鄉,工居3鄉,商居3鄉,分設3官管理。

所謂「伍其鄙」,就是將鄙野(國都之外的廣大地區)分為5屬,設立5大夫、5正官分管。

屬下有縣、鄉、卒、邑4級,分別設立縣帥、鄉帥、卒帥、司官管理——管理明確,各司其職;軍民常備,仗屯不誤。

管仲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貢獻使其經濟政策,在那個不重視商業和商人的時代,管仲卻是先發商業之利,奠定了齊地數百年的富庶。

「輕重魚鹽之利」、「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開始以官家通知鹽鐵的經濟政策——鹽及鹽稅是古時中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私鹽無疑是破壞這個體系的罪魁,因此管仲開創的鹽業管治,對強化國家財政和經濟實力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齊國因為是重要的鹽出口國,藉此也著實賺得盆滿缽滿;而鐵器作為新興金屬,必然要掌握在管家手裡,不然難以治國。

相地而衰征,是管仲提出的重大稅收改革,不再是還是單純的丈量土地面積而定稅收,而是按照土質好壞、產量高低來確定賦稅徵收額(這與馬克思的級差地租十分相似,可見先人智慧),稅收政策的創舉,極大的改善了氓農們的積極性。

(對於齊國經濟政策,在本公眾號之前的文章「春秋齊國田氏「大斗貸出小斗收入」的利益平衡之辯」有所提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搜索了解)。

而與之對應的糧食政策(准平制),又一進步提高了私田農的生存積極性和生產利潤(准平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准平。

……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

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表面上看是人君斂財力度減輕,實際上鼓勵了農業生產,同時增強了國君對農耕和糧食生產的影響力,而且隨著糧食產量和交易的增加,稅收收入的基數得以提高,是一種相對的國與民雙贏的舉措。

何為君相,君者乃權者雄才,意欲問鼎天下之圖,僅靠一人之力不得成;相者,治國之人,協君王而理朝政,相者,君王之智囊,上行政法下行經濟之策,貫之於國,則二者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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