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宰相韓侂胄真的是奸臣嗎

在《射鵰英雄傳》的最初幾回，通過郭嘯天、楊鐵心等人之口，斷斷續續地提到南宋宰相韓侂胄。

不但郭嘯天等人斥責韓侂胄為「賊宰相」、「大大的奸臣」，「說到禍國殃民的本事，跟秦檜是拜把子的兄弟」，就連完顏洪烈也頗為看他不起，「這次我對韓侘胄全不客氣，跟他說，如不在一個月之內繳足（歲幣），我親自領兵來取，不必再費他心了……我人未離臨安府，銀子絹匹早已送過江去啦，哈哈！」

韓侂胄不是虛構人物，宋史裡面的確有這麼一號人物，也是官居宰相。

不過，宋史上真實的韓侂胄，並非金庸所寫的「奸臣」，更談不上什麼「禍國殃民」。

事實上，這位北宋名臣韓琦的曾孫，在他執掌南宋軍政大權的13年間，一直是堅決抗金的主戰派。

他所發動的開禧北伐，一度收復大片失土，無奈四川守將吳曦等人叛變，以及王朝內部不和，導致功虧一簣。

韓侂胄本人也被主和派禮部侍郎史彌遠殺害，用以獻媚金國。

那麼，為什麼金庸會將韓侂胄描繪成一位「大大的奸臣」呢？他也有「史實」作為證據。

在《宋史》中，是將韓侂胄視為與蔡京、秦檜、賈似道等量齊觀的巨惡元兇，一同打入《奸臣傳》。

《宋史》是官方歷史，較之稗官野史，官方歷史的可信度往往更高。

所以，金庸會採信《宋史》的說法。

我們便在《射鵰英雄傳》里看到一位絕對的反派人物——韓侂胄。

這裡，我們不妨試著拂去歷史的塵埃，還原一個真實的韓侂胄。

韓侂胄一輩子幹了三件大事。

一是打擊理學，一是崇岳貶秦，一是開禧北伐。

先來看打擊理學。

宋寧宗在趙汝愚和韓侂胄等人的扶持下上位做了皇帝。

趙汝愚被任命為宰相。

雖然他本人政治操守上沒有任何問題，但畢竟違背了皇室不能出任宰相一職的慣例，因此遭到了韓侂胄的排擠，最終被罷免相位。

為了肅清趙汝愚的影響，韓侂胄製造了慶元黨禁案，宣布理學為「偽學」——當時趙汝愚的支持者多為理學人士，如朱熹、彭龜年等當世大儒。

慶元黨禁實施了6年之久，期間理學經典書籍被封殺焚毀，被列入「偽學逆黨籍」的理學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甚至連與他們有關的人士都不能做官或者參加科舉。

再看崇岳貶秦。

這裡的岳，是指抗金名將岳飛，這裡是秦，當然是指陷害岳飛的投降派秦檜。

南宋朝廷偏安於江南一隅，整日「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在這種背景下，1204年，韓侂胄說服宋寧宗，追封岳飛為鄂王。

這種在政治上恢復岳飛地位的做法，振作了主張抗金一派的士氣。

另一方面，韓侂胄又削去秦檜的全部爵位，將其諡號改為繆丑，並稱他「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

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這沉重地打擊了主和派一方的勢力。

是以在韓侂胄主政期間，主戰派在朝廷占據了上風。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股新風撲面而來……」換在宋高宗、宋孝宗時代，這都是不可想像的。

關於開禧北伐。

1205年5月——就是崇岳貶秦的第二年，在全國軍民抗漲呼聲日益高漲的情形之下，宋寧宗下詔北伐金朝，史稱「開禧北伐」。

韓侂胄振臂一呼，應者雲集。

宋軍紛紛出擊，從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河南、江西等地攻擊金軍。

在戰爭之初，宋軍的進攻收到了一些成效，收復了不少實地。

不過，很快金軍就開始了頑強的反擊。

就在此時，四川宣撫副使吳曦背叛宋朝投降金軍，給了宋軍陣營背後一刀。

面對總體不利的戰略形勢，韓侂胄試圖與金人求和。

但由於金人要求斬殺韓侂胄，和談未果。

1207年，局勢開始向有利於宋朝的方向發展：吳曦之叛被平定，淮南形勢也漸平穩，金朝大將仆散揆又病死軍中。

可就在這時，宋朝內部發生了微妙變化，禮部侍郎史彌遠等投降派開始積極活動，他與楊皇后、楊次山等勾結，殺死了韓侂胄，並將韓的首級獻給金國……南宋王朝洗刷國恥、恢復中原的最後一次努力，被投降派無情地扼殺了。

綜上而言，如果說利用權勢製造慶元黨禁案，是韓侂胄的道德檔案上一個難以洗清的污點外，那麼崇岳貶秦和開禧北伐都是值得肯定的大功勞，也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至少，不應該有那麼多的爭議。

尤其是在開禧北伐中，韓侂胄起用了著名愛國志士辛棄疾、陸遊等人，讓眾多主戰派人士有了用武之地。

為了獲得更多知識分子的支持，他廢除了慶元黨禁，讓理學人士重新回到權力核心。

為了打贏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韓侂胄不惜傾囊而出，「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

韓侂胄對當時戰略局勢的判定也是準確的。

經過金宣宗時期的黃金時代，金國每況愈下，國力逐年衰退，曾經英勇善戰的女真戰士已經變得貪生怕死。

北方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不斷南侵，迫使金國在北方邊境修築壕溝堡壘，走上了漢族王朝的老路。

可以說，為了開禧北伐，韓侂胄從政治和軍事上，都做好了力所能及的準備。

只不過，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之後，多年沒有打仗，將領不整武備，士兵疏於訓練，以至於在對敵時哪怕以多對少，依然一觸即潰。

這種經年累月形成的積弊，恐怕難以追究到韓侂胄個人身上。

當然，開禧北伐在戰略準備和戰役指揮上也有諸多值得詬病之處，這應該歸於韓侂胄個人能力有所不逮。

但像《宋史》的修撰者那樣，指責韓侂胄北伐抗金的動機是「立蓋世功名以自固」，就完全是誅心之論，顯失公平了。

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

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

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

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邊未必然。

這是韓侂胄遇害後，臨安大學生為他寫的詩歌，為他鳴不平。

歷史是複雜的，因為人性是複雜的。

或許韓侂胄不同於岳飛那種在道德上無懈可擊的傳統愛國人士，在很多地方，他的所作所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惟其如此，我們才需要在釐清歷史細節之時，還韓侂胄一個公道。

畢竟，像他這種一生堅持抗金事業，卻遭到投降派狙殺，甚至頭顱被送給敵國「函首傳邊」的悲劇英雄並不多。

明朝名將袁崇煥有相似之處。

只不過，袁崇煥已經被平反了，而韓侂胄的「奸臣」名號還好好地戴在頭上。

否則，金庸也不會在小說《射鵰英雄傳》里沿襲這種很不公平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