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奸相」韓侂胄：為岳飛平反、力主北伐抗金的人是奸臣？

宋高宗時期，權臣秦檜為了本身苟活於世，而堅決與金議和的主和派，被後世罵了上千年同時被列入《宋史·奸臣傳》，成為一名「名垂青史」的奸臣。

但在宋寧宗時期，橫空出世了一位崇岳貶秦（崇岳飛、貶秦檜），力主「開禧北伐」金國的主戰派宰相，卻也被列入《宋史·奸臣傳》，這就讓人感到難以理解了。

他就是一代「奸相」韓侂胄。

韓侂胄（tuō zhòu）（1152年－1207年），字節夫，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南宋宰相、權臣、外戚，北宋名臣韓琦之曾孫，父親韓誠官至寶寧軍承宣使，母親為宋高宗吳皇后妹妹，侄孫女是宋寧宗恭淑皇后。

韓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紹熙五年，與宗室趙汝愚等人擁立宋寧宗趙擴即位，以「翼戴之功」，官至宰相。

紹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

宋光宗與父親素來不和，以患病為由，拒絕主持喪禮。

朝野內外對此議論紛紛。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與韓侂胄、殿帥郭杲等人謀議，決定發動宮廷政變，迫使宋光宗退位，擁立皇子趙擴為皇帝。

當時，太皇太后吳氏尚在，住在慈福宮中。

韓侂胄因是吳太后的外甥，被遣往慈福宮，密告謀議。

他通過慈福宮內侍張宗尹、重華宮提舉關禮，先後向吳太后進言，終於取得吳太后的支持。

趙汝愚又命郭杲率殿前司進駐大內，進行軍事布置，控制皇宮。

是年七月，吳太后在孝宗靈前垂簾，以太皇太后的名義宣布宋光宗退位（史稱紹熙內禪），由太子趙擴繼位，是為宋寧宗。

宋寧宗即位之初，具有從龍之功的趙汝愚，開端架空同樣有功的韓侂胄，而理由即是「外戚不可言功」。

這時候，從前協助韓侂胄不斷升官的外戚身份，這會兒就變成了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攔路虎。

但是，畢竟是敢於發動政變的人物，韓侂胄的反擊也是非常果斷。

當時韓侂胄還兼任樞密都承旨，負責傳達詔旨。

他逐漸獲取宋寧宗的信任，便開始伺機打擊趙汝愚。

韓侂胄遂通過內批，將監察御史吳獵免職，任命親信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為御史，逐漸控制了言路。

他還將參知政事京鏜引為同黨，共同對抗趙汝愚。

當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做好以後，韓侂胄開端發力，用一句輕飄飄的話，就廢掉了趙汝愚的相位——「以宗室之親擔任宰相，不利於社稷安靖。

」從這一點上說，韓侂胄其人絲毫不是正人君子，甚至可以說精於算計，好使手段。

縱觀宋史，韓侂胄作為一個「名垂青史」的奸臣，他的「劣跡」主要有三，一是禁止理學，二是崇岳貶秦，三是開禧北伐。

先說禁止理學。

朱熹是南宋時理學代表人物。

面對國土淪陷、朝廷偏安的現狀，作為宋寧宗趙擴「帝師」，朱熹向宋寧宗灌輸「天理人慾」的陳腐之說，「正心誠意」的空泛之論，並借講學之機，幾番干預朝政，且欲排擠韓侂胄於外廷。

當時趙汝愚的支持者多為理學人士，如朱熹、彭龜年等當世大儒。

為了肅清趙汝愚的影響，韓侂胄製造了慶元黨禁案，宣布理學為「偽學」。

慶元黨禁實施了6年之久，期間理學經典書籍被封殺焚毀，被列入「偽學逆黨籍」的理學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甚至連與他們有關的人士都不能做官或者參加科舉。

再說崇岳貶秦。

對岳飛、秦檜的評價，一直是南宋戰、和兩派爭論的焦點。

岳飛被趙構、秦檜迫害冤死獄中後直到宋孝宗時期，才為岳飛平反昭雪，追復原官，並加諡武穆，但在當時太上皇趙構的主導下，並未清算秦檜的罪行。

公元1204年，韓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飛為鄂王，從政治上予其高度褒獎。

秦檜是在害死岳飛十四年後才壽終正寢的，宋高宗趙構加封他為申王，諡忠獻。

公元1206年（寧宗開禧二年），在韓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決定，削去秦檜的王爵，並把諡號改為繆丑（荒謬、醜惡）。

貶秦的制詞說：「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

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時傳誦，大快人心。

韓侂胄的崇岳貶秦，實為其北伐抗金做了輿論準備。

最後說開禧北伐。

韓侂胄主政後，朝廷中被排斥的主戰官員如愛國志士辛棄疾、陸遊等重新進入朝廷視野。

為了建立北伐「統一戰線」，朝廷對遭到整肅的道學人士採取了馳禁政策。

韓侂胄更是置生死於度外，並「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

應當說，在北伐決策過程中，韓侂胄在政治上的準備是充分的。

趙宋朝廷南渡以來，由於長期偏安，文恬武嬉，不思恢復，以致武備不整、人才盡失，因此，此次洗雪國恥、恢復中原的努力，終於功虧一簣。

北伐兵敗後，韓侂胄很快被寧宗和主和派大臣史彌遠陰謀暗殺，並將其頭顱送給敵國「函首傳邊」以邀「和議」。

史彌遠掌控朝廷大權後，不僅對外推行投降乞和政策，而且恢復了秦檜的申王、忠獻「待遇」，並與金國訂立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議」。

綜上而言，如果說利用權勢製造慶元黨禁案，是韓侂胄的道德檔案上一個難以洗清的污點外，那麼崇岳貶秦和開禧北伐都是值得肯定，也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至少不應該有那麼多的爭議。

尤其是在開禧北伐中，韓侂胄起用了辛棄疾、陸遊等人，讓眾多主戰派人士有了用武之地。

為了獲得更多知識分子的支持，他廢除了慶元黨禁，讓理學人士重新回到權力核心。

為了打贏這場實力懸殊的戰爭，韓侂胄不惜傾囊而出，「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

韓侂胄對當時戰略局勢的判定也是準確的。

經過金宣宗時期的黃金時代，金國每況愈下，國力逐年衰退，曾經英勇善戰的女真戰士已經變得貪生怕死。

北方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不斷南侵，迫使金國在北方邊境修築壕溝堡壘，走上了漢族王朝的老路。

可以說，為了開禧北伐，韓侂胄從政治和軍事上，都做好了力所能及的準備。

如果能如韓侂胄所願，將北伐堅持到底，其時打敗金朝、一雪「靖康恥」可能會指日可待。

史載金國之主在聽說韓侂胄被殺後，曾大喜曰：「除掉韓侂胄之流，金不足憂也！」（與岳飛當年被殺何其相似）

讓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宋史》中，賣國求榮、追捧秦檜的史彌遠不是奸臣，而志在恢復、舉兵抗金的韓侂胄倒成了奸臣。

後世史學家多認為，《宋史》的修撰者，若非抄襲史彌遠改篡的史料，就是元代理學信徒的所為。

回過頭來，再看韓侂胄「被奸臣」化的複雜過程：韓侂胄被殺之時，南宋朝野上下（主要是朝廷）主張對金妥協、維持「和平」現狀的政治力量正占據上風。

尤其是南宋歷任皇帝都安於南北割據的偏安現狀。

而承平日久之後，朝野上下更是痛恨主戰派：因為戰爭使他們喪失了平靜快樂的生活。

所以，殺掉韓侂胄，其實不但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心態，更反映了那個時代南宋皇帝和臣民的怯懦、卑劣和邪惡。

相比之下，敵國金國人對韓侂胄的態度卻令人尊重，他們將韓侂胄的首級給予厚葬，並給了一個恰當的諡號「忠謬侯」，說他「忠於謀國，謬於謀身」。

忠繆意思是說，忠心為自己的國家，但對自己考慮得太少。

敵國這麼評價，不知道南宋的朝野心裡是一番什麼滋味。

與之相比，南宋那些謀殺了韓侂胄的皇帝和大臣為了掩飾他們的卑劣行徑，不惜大肆篡改史官「實錄」，將韓侂胄打造成十惡不赦的奸臣，這些經過惡意篡改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時不加分析地採用，於是將韓侂胄永遠地定格於「奸臣」的行列之中，致使一代忠臣淪為奸臣傳里的「奸佞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