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滅亡竟然是因為土豪勢力的擴張

一、東漢王朝的建立

王莽篡漢後，針對土地兼并以及農民奴隸化的局面進行改革，試圖以儒家「抑兼并」的方式緩和社會矛盾，反而加速了政權的覆滅。

在農民起義、豪強造反的圍剿下，新朝曇花一現，成為西漢中期以來社會弊病爆發的犧牲品。

王莽當政時期，農民起義軍主要分為綠林、赤眉兩支。

綠林擁立西漢宗室劉玄為帝，改元更始，聯合地主豪強，南陽大地主劉縯、劉秀也是宗室，參加了義軍，劉縯被封為大司徒，劉秀則在昆陽之戰消滅王莽主力42萬，取得了推翻新政權的決定性勝利。

劉玄嫉妒劉縯、劉秀兄弟立下大功，殺死了劉縯，令劉秀出撫河北，遠離政治中心，與項羽令劉邦鎮守漢中如出一轍。

劉玄進入長安後迅速腐敗，劉秀在河北公開與之決裂，同時綠林軍與另一支農民起義軍赤眉火併，赤眉軍於更始三年殺入長安，絞死劉玄，更始政權覆滅。

劉秀在河北稱帝，國號為漢（史稱東漢），南下消滅赤眉軍，農民起義徹底失敗。

劉秀用了十六年的時間剿滅割據勢力，重新統一全國。

劉秀與劉邦建立兩漢。

劉邦通過農民起義取得了天下，周代奴隸主舊貴族、六國貴族在楚漢戰爭中被消滅殆盡，因此西漢政權從根本上變革了生產關係。

劉秀出身南陽大地主階層，也是西漢宗室，他是土地兼并的既得利益獲得者，反對王莽篡漢及推行的改革，東漢政權建立在豪強地主聯合的基礎之上，只是對生產關係進行微調，西漢末年土地兼并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為東漢的覆滅及魏晉南北朝門閥制度的興起埋下伏筆。

二、東漢初年的中央集權措施

漢光武帝統一全國後，也針對性的進行中央集權，政治、文化、軍事的集權措施大體成功，經濟措施方面由於劉秀政權受到豪強地主支持而確立，一些削弱地主豪強的政策受到抵制，最終失敗。

中央機構及地方郡國設置及職能方面：

（1）加強尚書台，削弱三公權力

秦朝設立三公九卿制度，皇帝執掌兵權，太尉有名無實；漢武帝時期設立中朝，將丞相排除來核心權力之外；漢光武帝時期加大尚書台權力，提升中朝決策權，尚書台成為東漢皇帝進行決策、發號施令的機構，三公九卿只是執行者，三公或大將軍只有加「錄尚書事」，才能參與決策。

東漢末年，袁紹、袁術、楊修家族四世三公，出身顯貴，但卻沒有實權。

（2）加強監察機構

劉秀在繼承秦、西漢監察制的基礎下，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監察機構，包括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和州刺史。

東漢設立十三州，各設立刺史一人，負責監察，到了東漢末年，刺史獲得州的軍政大權，成為地方割據勢力。

（3）確定州郡地方機構，形成州、郡、縣三級機構。

（4）廢除內地郡國都尉，取消了地方部隊，雖然有利於中央集權，但是卻削弱了國家軍事力量，劉秀在邊境各郡任然設置都尉。

鞏固中央政權的措施：

（1）退功臣，進文吏。

劉秀給與開國功臣極高的待遇與社會地位，收回兵權不予重用，和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類似，徵召文臣，完善了察舉制定期選派賢良。

察舉制後期弊端叢生，成為士族壟斷的工具。

（2）以柔道治國，採用道家的休養生息政策。

（3）倡導儒學，宣布圖讖於天下。

儒學成為東漢王朝欽定的正統思想，到了中後期，儒學成為士族對抗宦官統治的理論武器。

圖讖是劉秀通過各種預言強化思想統治的工具，王莽篡漢也利用了圖讖，在今日看來是統治階層獲取民間支持的輿論手段。

（4）釋放囚犯，減輕刑法。

（5）削弱諸侯王勢力，諸侯王政治上無權，有名無實。

經濟政策：

（1）安置流民，賑濟貧民。

（2）輕徭薄賦，西漢以後歷朝開國大多採用此政策，緩解社會矛盾。

（3）賦民和假民公田。

東漢初年，人口銳減，因此出現了大量的無主荒地。

東漢政府除了將這些土地賞賜給開國功臣外，分給了許多無地農民。

賦民公田是農民獲得土地所有權，成為了獨立向國家繳稅的自耕農；假民公田是農民租用國家土地，性質上成為國家的佃農。

兩種農民的差別是土地所有權的歸屬。

（4）選用循吏，教民耕織。

（5）度田和屯田。

度田是檢查核對墾田人口，進而繳納賦稅。

此舉涉及到大地主、豪強的利益，他們通常隱瞞人口，減少向國家賦稅，因此激烈反對。

劉秀受到地主豪強的支持登上皇位，不想激化與他們的矛盾，最終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府放任田地私有化與兼并，地主田莊最終成為農耕生存的主要模式。

屯田是國家強制農民或士兵耕種國有土地，徵收一定數額田賦，曹魏時期廣泛推廣。

三、豪強地主莊園的興起與儒家士族的結合

東漢王朝的建立是西漢中期以來不斷壯大的豪強地主階層的勝利，東漢豪強地主在成功抵制漢光武帝的度田政策後，不受限制的發展起來，對政治、經濟影響重大。

其特點如下：

（一）規模大，自給自足，如同獨立王國。

（二）聚族而居，賓客相符，具有鮮明的宗法特點。

（三）擁有私人武裝。

（四）經濟脆弱的自耕農更願意依附地主豪強，人身更有保證。

東漢末年儒家士族與豪強地主相結合。

豪強子弟接受儒學教育，通過察舉制為官，儘管政治上無權，但是他們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力，對政權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以袁紹、袁術為例，他們的家族四世三公，雖然政治無權，但是經濟富裕，滿朝官員大多是其門生故吏，天下大亂後，袁家兄弟迅速割據一方。

在曹操與袁紹進行官渡之戰時，廣大的士族集團普遍支持袁紹，袁紹是儒家、豪強地主階級利益的雙重代表人物，具有正統性。

總之，東漢末年，隨著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儒學與豪強地主相結合，成為士族集團，影響中國歷史進程長達幾個世紀之久。

四、東漢的滅亡：宦官、外戚與士大夫的權力之爭

東漢經歷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之後，外戚和宦官相繼專政，外戚和宦官是皇權異化的產物，他們與皇權的利益一脈相承。

通常情況下，皇帝把外朝丞相當作最大的假想敵，因而重用宦官與外戚，宦官是皇帝身旁最信任的群體，而且不可能爭奪皇位；外戚集團與皇族具有姻親關係，與皇權在利益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中國歷史上外戚奪取皇權的只有新朝的王莽和隋朝的楊堅。

因此，宦官與外戚成為皇帝制衡相權的力量，他們受到皇帝的信任與重用。

漢章帝去世後，和帝繼位，竇太后家族執政，和帝長大後與竇氏家族產生矛盾，利用宦官誅滅竇氏，宦官勢力開始膨脹。

和帝去世，鄧太后擁立殤帝、安帝，同時重用外戚和宦官集團。

鄧太后去世，安帝親政，重用閻皇后家族及宦官集團。

安帝死後，宦官集團誅滅閻氏，擁立順帝，順帝的皇后梁氏家族取得專政地位，相繼擁立沖帝、質帝與桓帝，外戚勢力登峰造極。

桓帝在宦官的幫助下誅殺梁氏，任用宦官，單超等五人被封為侯。

桓帝死後，竇氏家族執政，擁立靈帝，竇家想誅滅宦官，卻被曹節等人先發制人，宦官再度取得執政地位。

靈帝去世後，宦官擁立少帝，宦官與外戚何氏的矛盾達到不可調節的地步。

綜上所述，從漢章帝之後，皇帝幼小且多數昏庸無能，執政權在宦官、外戚勢力中交替進行，中樞權力牢牢被皇權勢力所掌控，而士大夫階層有名無實，被排斥在核心權力圈子之外。

從和帝之後，東漢王朝也進入到了制度腐敗的周期性規律之中，宦官、外戚的專政更將腐敗公開化，朝堂之上重要官員皆為外戚、宦官集團掌控，察舉制從重能力改為重視門第關係，引起了士大夫階層的不滿。

宦官、外戚明目張胆的控制掠奪兼并土地，引起了地主豪強的不滿，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因此，士大夫階層與外戚、宦官階層的矛盾異常激烈，先後掀起了兩次黨錮之禍。

歷史上對黨錮之禍評價頗高，通常認為士大夫階層要求改革政治，受到黑暗勢力的壓制。

從表象而言，宦官、外戚恣意妄為導致國家出現制度性腐敗的局面，顯露衰亡的先兆，反對他們具有正義性。

但是，縱觀士族階層的表現，黨錮之爭不過是一場利益之爭，即使士大夫執政，東漢的社會矛盾也不會得到緩和，只不過更換既得利益集團而已。

漢靈帝去世後，宦官與外戚矛盾尖銳。

大將軍何進想剿滅宦官集團，何太后不同意，士族子弟袁紹獻計，徵召各地人馬進京恐嚇太后，寒族子弟曹操（曹操的父親曹嵩認宦官曹騰為養父，曹嵩曾買下太尉一職，曹操雖是三公子弟，卻屬於宦官集團，受到士族鄙視）認為只要殺掉掌權的幾位宦官就可以了。

何進不聽曹操的觀點，徵召各路軍馬入京。

宦官集團得到消息，搶先殺死了何進，袁紹、袁術兄弟引兵沖入皇宮，殺死所有宦官，同時誅殺何進家族，長期統治東漢王朝的外戚、宦官集團一日之內被剿滅殆盡，東漢出現了權力真空。

被徵召到京城的董卓掌握朝中大權，倒行逆施，各地州郡擁兵自重，東漢王朝土崩瓦解。

地主豪強的董卓、士大夫家族出身的袁紹、袁術兄弟均展現其僭越的意圖，體現為廢立、另立與自立，他們對皇權的忠誠度遠不及宦官及外戚集團。

董卓進入洛陽後，急於樹立個人威望，因而廢除了少帝，遭到各方勢力的反對，最終身死；袁術是袁氏家族的嫡子，在獲得傳國玉璽之後自立為帝，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拋棄；袁紹則是想通過另立新君提升地位，遭到反對後未能實現。

反而是具有宦官背景的曹操長期扮演著漢朝忠臣的角色，當曹操逼迫漢獻帝封自己為公意欲自立時，以荀彧為首的士大夫進行激烈的反對，這也成為曹魏走向衰落的轉折點。

總之，東漢政權的覆滅是皇權勢力下宦官、外戚集團火併的結果，士大夫階層並沒有漁翁得利，政權大部分果實被寒族出身的曹操取得。

東漢滅亡後進入三國時代，曹操、孫權、劉備皆為一世豪傑，都算不上傳統士族出身，因此他們的政權難以長存。

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發展，豪強地主強烈要求取得政治地位，三國成為他們奪取政權的過渡期，門閥制度初步確立。

文/一騎絕塵，歷史百家爭鳴特約作者